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

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兼论明中叶的财政改革郑振满前人论及明代的政治体制,往往片面强调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而忽视地方行政的实际效能及其演变趋势。笔者认为,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明代地方政府的行政职能趋于萎缩,因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     

中古英格兰的教区行政

中世纪后期,教区是英国最基层的行政单元,在济贫、道路的修建与维护、教堂的管理以及民众日常生活方面,教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教区中,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教区居民,他们监督教区官员的行为,教区的生活体现着自治性与参与性,培养了地方民众早期的民主意识。教区也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英格兰“地方自治之家”奠定了基础。     

明代知县的关系网

社会关系是人在共同的实际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犹如一张网,把连人结在一起。这张网不但有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人的心理因素。这就决定人是织成这张网的结扣,在网络内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由此看来,明代知县的关系网不仅是由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因素构成,而且知县本人的素质和心理因素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整个封建专制政治体系中,知县处于中下层位置,在上下左右的行政和政治、经济关系网内,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又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因此,了解明代知县的关系网,不但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地方政治制度,而且也会有助于我们窥见     

扈伦四部的对外关系初探

扈伦四部的对外关系初探赵东升Ｉ明朝后期,在东北女真地区形成了哈达、乌拉、叶赫、辉发四个海西女真人建立的地方政权,史称“扈伦四部”。对外关系,是指明季扈伦四部在其生存、发展过程中,同明朝、蒙古、朝鲜、建州女真以及其他各部的关系。一、同明朝的关系对明朝关...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

晚清政治发展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统一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塑造,势必要涉及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如何重新分配国家的政治权力,如何设计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的动员与整合,建立协调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不仅是新兴资产阶级努力探索的问题,而且也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的严峻挑战。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清朝末年地方     

论嘉靖安南事件中明朝的政策变化及其影响

明代嘉靖年间,明王朝的统治渐趋衰落,同时安南也发生了莫登庸篡夺黎朝的事件,导致其国内政局混乱、南北分裂,此时双方稳定的藩属关系已经难以维持,开始出现动荡与转折。经过明朝地方官员的一系列努力,双方最终达成和议,之后明朝坚持不再插手安南内部事务。这反映了明朝在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既服从现实又坚持理想的态度,而现实主义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     

明朝宗教政策合论

明代内地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萨满信仰及民间宗教性活动在宗教生活中角色各不相同,国家宗教政策也因应其差别而有不同。原本来自南亚的佛教虽然深深溶入了中国文化中,但其与经典儒家思想的冲突始终没有平患。明中叶以后,受皇室宗教活动加强的刺激,佛教与儒家的矛盾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强烈反对寺院修建并发表辟佛言论。明朝政府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汉地佛教政策有同有异。其重要差异之一是,明朝对藏传佛教政策与对西部边疆政策紧密相关,而对汉地佛教政策则于周边关系政策基本无关。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传佛教为“番教”,认同程度逊于内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长某些“法术”,对其有特殊兴趣,并因而导致士大夫针对相关政策的批评。道教起源于本土民间信仰,在明代与儒家士大夫的冲突比较和缓。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响到国家政治,也影响到士大夫与君主的关系。士大夫在反复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时,对道教的批评也日趋尖锐。伊斯兰教在社会生活中相对封闭,在明代政策中大体上表现为一个民族政策问题而不是一个宗教问题,基本与国家以及其他社会成分相安无事。明中期以后,天主教再度传入中国,当时士大夫寻求改革,明朝对天主教大致宽容。明代流行对不同宗教兼容并取倾向,民间宗教性信仰、习俗多样而活跃。明朝政府将民间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无干预,对视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会活动时则严厉禁止。明朝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一在信仰自由主义,二在保持国家政治世俗性质,三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集中体现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会理念并倚赖士大夫群体的努力。其变动因素和矛盾来源,则一在诸教向国家政权机关的渗透,二在皇室特殊化行为,三在民间泛神论多元信仰倾向,四在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综合主义。     

13—15世纪安南的国家意识与文化取向

宣布独立后,为构建独立的行政体系、文化解释系统与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平衡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安南经历了数百年的探索。在行政方面,主要仿效宋、明的机构设置,建立类似于中原政权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文化方面,安南陈朝尊周孔而贬朱程,通过批判元末明初的理学思潮,彰显其独立的文化性格。但经历明朝管治30年后,黎朝统治者以"文化认同"策略,承袭了明朝的文化伦理价值,健全其儒学教育体系与科举考试制度。在国家意识方面,安南统治者通过创造喃字、使喃字官方化以及编撰国史等,逐步培植独立的国家意识。在安南的统治者看来,安南与中原王朝同属于文化中国的一分子,双方是独立、平等的兄弟国关系,是华夏体系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藏书宜子弟 种木长风烟——明代藏书家的刻书与抄书

正明代建国后,太祖朱元璋提倡文治,昌明儒学,致力教化,兴建学校,选拔学官,积极推进文化教育进步与发展。明前期虽缕有动荡,但经过数十年努力,终于形成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为明朝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古代图书事业也由此逐渐走向鼎盛。明代前、中期图书的刊刻传播,主要通过中央和地方官府,这一时期的藏书群体也主要是贵族和官僚。中后期随着     

建省与撤省之争

公元１４１３年 ,按中国历史纪年是明永乐十一年 ,距明开国已４５年。在明朝历史上 ,这是一个平常的年头 ;对于贵州来说 ,却是一个可纪念的年份。因为 ,贵州在这一年正式建立行省。现在属于贵州省的辖域 ,元时分别划归四川、湖广、云南三省管辖。元之前 ,也未划单一的行政区域。长期郡国并存 ,分合无定。更早则曾先后存在过许多不同名称的部族地方政权。与中央关系 ,无非是松散的“羁縻”而已。明永乐十一年 ,中央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使司 ,即省一级的最高行政机构。按明朝体制 ,地方权力机构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 ,行政机构称承宣…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和组织力度的确与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对地方政权的记述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国后(主要…     

地方政府的百科全书——评《广西通志·政府志》

我国方志自明代形成比较规范的体例以来,一直很重视地方政权沿革与典制的记载。传统方志在“沿革”、“职官”、“官署”、“名宦”或“宦绩”项下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政权资料,为当代志书留下了可贵的遗产。然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国家组织简单,地方政府职能以钱粮、刑名等为大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不发达。所谓“国家的权力只下延至县一级,县以下是自治的乡村”之说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国家政权对民间社会的干预与组织力度的确比现代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新时代地方志的地方政权入志体例实是一项创造性很强的、无先例可循的探索。建…     

张居正改革的悲剧:评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关系国家兴亡的最重大的一次改革

张居正（１５２５—１５８２）,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他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中国古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梁启超曾将他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业绩,主要是主持了一场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即我们通常说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明代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但整个政权却加速从顶峰下滑的情况下,张居正等人为挽救统治的危亡而进行的。当时的明朝政治腐败,执政者或“政以贿成”,或“务一切姑息之政”,对贪赃巨万的官吏也仅是罢官。…     

明代文言小说《斩蛟记》作者考

孟森断定《斩蛟记》为陈继儒作,至今袭为定论。但孟文所弓材料没有任何明确证据可以证明《斩蛟记》不是袁了凡作,而是陈继儒作,孟文中所说的袁了凡头巾气重、王衡对了凡不满等,皆与事实不符。更重要的是,孟文漏引了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一条重要材料,这条材料恰恰有力证明了袁了凡是《斩蛟记》的作者。     

元代徽州家族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以歙县双桥郑氏为中心

徽州歙县双桥郑氏家族的郑安于"徽州屠城"危机之际,积极同元朝政权合作,为其后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该家族发展的关键在于其子郑千龄通过长期担任基层官吏所构筑起的人际网络。同时,宋元交替之际各方势力表现各异,由此形成的地方家族间的矛盾也对元政权与地方势力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元政权则通过对双桥郑氏一族的表彰以图稳定地方秩序,此一系列表彰强化了郑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郑氏后人郑玉则于元明更代之际自杀殉元,此举同样维护了其家族在明代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     

大元帝国的影子和明初边疆政策

正明代边疆政策这一研究课题涉及范围比较广泛,内容多样,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可以从中央政府的立场和利益出发,也可以从边疆的视角谈起。同样,分析明朝边疆政策时,不可偏重汉族而偏废少数民族所扮演的角色。下面笔者简单谈三个问题,即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明代边疆政策的全球化。一、明初疆域概念和边疆政策。明代初期,国家封疆所在变化多端。1368年正月初四,当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的时候,他所控制的区域实远不如后来明朝版图之辽     

财政体制转型与北魏国家治理

<正>众所周知,国家治理是指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使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资源配置达到最大(最优)绩效,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就北魏政权而言,财政体制变迁一方面体现着国家治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权力和自耕农人身依附关系不断强化的趋势。迄今为止,学界关于北魏财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陈寅恪、陈明光、李锦绣、严耀中、逯耀东以及渡边信一郎等先生都有专门论述,无须赘言。但如果从财政体制与税收嬗变视角下考究北魏国家治理问题,学界似乎少有相关论述。因此,本文试对该问题做一初步探究。     

从孔府档案看明代曲阜知县的选任

县是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中最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划,也是连接中央与地方的桥梁。作为县的最高长官,知县(也称令长、县令、县尹、县长,不同时期称谓不同)在整个中国官僚体系中虽然品秩较低,却直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根基。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在奏文中称:"窃惟国家所与,承流宣化,安抚斯民者,惟地方县令是赖也。"[1]因此,历代王朝对于知县的选拔和任用都极为重视,除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外,各地的知县均由中央任命,实行流官制,唯曲阜是一个特例。     

明清时期河西走廊的寄住民族、寄住城堡与寄住政策

边疆民族及地方政权持续内迁而产生的寄住现象是明清西北边疆史的一项特别内容.明代关西八卫中的五卫及清初土鲁番畏兀儿政权都相继寄住河西走廊,断续相沿300余年而不绝,派生出一批时兴时废的寄住城堡.寄住政策是中国古代治边政策的一个单独范型,基本要义在于暂时内撤藩篱以重建藩篱.寄往政策在明朝终因国势走衰而未果,清朝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但在保护边民安全、减少边民损失、减轻边防压力的意义上,明朝的寄住政策也是成功的.     

明代商税研究述评

正明朝中后期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人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由此也产生了一定的商业利润,对明代商税乃至国家财政运转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长期以来学界也形成共识即明朝作为一个高度集权的时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无所不在,商税也不例外。明末财政危机的存在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可以发现:明代商税与国家财政之间出现了断裂。但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还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本文欲通过对明代商税研究现状的梳理与辨析,重新审视明代商税税制,进而为明代财政状况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