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研究

在英国学派研究方法中,历史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学派依托世界历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英国学派也成为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桥梁。根据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国际社会",提出了"首要制度"的概念,这个概念是英国学派对界定国际社会和阐释世界历史变迁标准的一个特殊贡献。首要制度是国际社会的深刻的、不断演化而来的社会结构,包括主权、外交、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国际法等。次要制度与之不同,它是被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制度主义)者所研究的一种建构的、工具性的制度和国际组织。在定义首要制度及其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后,人们就可以进而关注由它们衍生出来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英国学派以首要制度的变迁为基准,对现代国际社会进行一个简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叙述。最后,反思了全球国际社会的理念和更趋于核心—边缘的现实结构之间的张力,在这种核心—边缘结构中,西方核心和其他各种区域性的国际社会共享各种制度和存有各种分歧。     

从国际社会到国际体系——英国学派历史叙事的转向

探究英国学派历史叙事从国际社会向国际体系转向的意义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如何丰富了历史尤其是世界史的叙事类型。就叙事类型的角度而言,上述转向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学派从典型叙事向发生叙事的转向。其中,"国际社会"概念主导了英国学派的典型叙事和从典型叙事向发生叙事的过渡,"国际体系"概念则完成了英国学派的发生叙事。这种转向带来了重要的启示和镜鉴:反思意识和语境对峙。同时,这也提醒我们正视西方的叙事模式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的距离。     

亚当·沃森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

亚当·沃森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外交官,沃森有着丰富的职业经历与现实关怀;作为学者,他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中长期扮演着参与者与领导者的角色,这两种实践及彼此间的互动贯穿了沃森大部分学术生涯。围绕国际社会这一主题,沃森奉献了数部带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影响的学术作品,传承、丰富、发展了英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他拓展了国际社会研究的历史纵深,构建了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关系的"光谱"形态和"钟摆"理论模型,参与外交事务的实践经验与思考丰富了早期英国学派理论探讨的视角与切入点,晚年对原有思想的修正与超越提升了英国学派理论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沃森的学术贡献与思想脉络也因此成为我们研究英国学派学术史的重要线索。     

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

针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上的混乱和无力,作者提出理解过去成为重构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并且在介绍和评论沃尔兹、吉尔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世界史观和沃勒斯坦世界史观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对世界历史中国际力量的结构提出了新的证据,尤其着重介绍了英国学派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缘起、演化及理论家们的批判。虽然本文作者即是当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并不避讳英国学派在理论上的缺憾,指出巴里·布赞构建在没有共同文化的条件下国际体系也可以转化为国际社会理论框架同时,关闭了一个布尔曾经试图打开的空间。作者认为在解读国际社会的世界历史方面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     

英国学派与国际会议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虽然几经浮沉,学术界却公认英国学派在后冷战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英国学派提供的借鉴和启示是多方面的。英国学派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理论以及跨学科、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学术视野,为展开国际会议史研究树立了榜样。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历史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的英国学派开创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为超越至今仍然在历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中令人难以释怀的“国家中心主义”情结提供了有益的镜鉴。英国学派第二代的“旗手”——赫德利·布尔对大国及其作用的考察和分析,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需要学术界更多地从非欧洲、非西方国家的视角来重新阐释与深入思考。英国学派为研究民族主义提供了新的维度的同时,也为我们从非西方视角考察作为国际制度的民族主义提供了契机。尽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与英国学派的“对话”中,面对“借鉴”与“批判”、“倾听”与“表达”、“他者”与“自我”所编织的种种纠结,中国学术界的探索依旧路途漫漫。     

试论格劳秀斯主义与英国学派的关系

格劳秀斯主义与英国学派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一方面,英国学派继承了格劳秀斯主义的大部分主张,特别是其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国际社会概念;另一方面,英国学派摒弃了格劳秀斯基于普遍的自然法原则来确定国际社会规则的做法,坚持根据源自国家同意的国际法的一套规则作为确定国际社会规则的依据.格劳秀斯的国际社会概念是社会连带主义的,而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概念则是多元主义的.从20世纪90年代起,英国学派表现出向格劳秀斯社会连带主义复归的趋势.     

反思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

目前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元叙事,既包含对非西方世界历史地位的忽视和贬低,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对欧洲或西方历史的准确认知。它笼罩下的国际关系史叙事主要表现出三种偏好:即偏好于主权国家、偏好于体系、偏好于条约。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英国学派,为破除"欧洲中心论"所付出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然而,其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欧洲中心论"的痕迹。在如何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史叙事实践的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影响与作用;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注意国际体系内部的互动与相互影响;处理好国际关系史专题研究与宏观把握之间的辩证关系;克服在资料上片面强调条约和政府档案的倾向。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和成长

正国际关系思想史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分支学科,隶属于国际关系学。自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今亚伯大学)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走过第一个百年历程。对于国际关系思想史来说,这一百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孕育期、创生期和成长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导致人们对国际关系思想史归属产生疑问。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将这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北大核心CSSCI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

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科经历了机构的急剧增长和前所未有的知识拓展。然而,与地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比较文学这些邻近的学科不同,它仍然没有生成能够影响整个人文科学的"大思想"。为何会出现这一情形?对此有何应对之策?本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释:首先,回溯了国际关系学作为政治学分支的持久性界定问题;其次,指出应依据自身学科相互关联的问题群——即(社会)多样性的重要性来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的基础;最后表明重新确定国际关系学基础如何开启了它的跨学科潜力。具体而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提供了国际关系学的"大思想"可以传播到其他学科的一个范例,因为通过把多样性的意义付诸实践,它揭示了"国际"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世界的因果意义和构成意义。     

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历史路径

<正>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赫德利·布尔提出了国际秩序的经典概念,他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进一步将国际秩序划分为权力均势秩序、权力霸权秩序和国际宪政秩序三种类型,并提出三种秩序呈现出一种递进趋势。在伊肯伯里看来,二战后美国建立     

论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观及其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英国国际法学者、外交官菲利普.诺尔-贝克关于国际集体安全的论述对当时的学术界和外交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不仅是英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者之一,还亲历了国联公约的起草和国联的组建工作。因此,诺尔-贝克是当时公认的国际问题专家。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观对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包括英国学派的主流理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他后来被指责为过于理想主义,但是诺尔-贝克毕生致力于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还是为世人所公认,为此,他于1959年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晋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格劳秀斯与格劳秀斯传统

正回溯整部政治哲学史,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不曾将国际关系视为自己的研究重心,雨果·格劳秀斯大概是唯一的例外。因此,毫无悬念地,他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百年发展史以及国际关系思想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格劳秀斯在国际关系领域英国学派内的影响,甚至被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邓恩称为"格劳秀斯全部作品在当今政治思想中的主要幸存"[约翰·邓恩、伊恩·哈里斯     

“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肯尼思·沃尔兹与列夫·托洛茨基——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

由于沃尔兹错误地将地缘政治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割裂开来,他的新现实主义理论饱受诟病。然而,沃尔兹的批评者们也未能指出:社会现象和地缘政治现象如何能在一种统一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中得到解释。诚如沃尔兹所言,这样的理论必须通过以下三个检验:它必须确定一个具体的国际关系现象领域的界限,必须辨识出这一领域中的结构化影响(并因此能够理论化)以及必须提供"一种敏锐的直觉"以揭示那些解释这些影响的因果关系。"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UCD)能够通过上述三种检验。"国际"可以界定为由各种社会互动的多样性所产生的现象。我们运用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能够识别社会多样性所产生的各种国际性的结构影响。通过思考人们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争论,我们来探究由"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理论所确定的因果机制如何被用来建构一种统一的社会学和地缘政治学的阐释。     

新的历史诠释与新的学科构建

多少年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一直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而为人们所瞩目.20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合著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在学术界引起诸多反响.这本书虽然是以教科书的形式编写的,但其学术含量和信息密度似乎比一般的学术专著还要高.尤为重要的是,布赞和利特尔把诸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第一次从国际关系的视角阐释了一种长时段的世界史,对当今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本书的中译本2004年春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与教学中有着"一套正统的"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对这些作为内外参照物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问,对基准时间被确立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对基准时间进行修正,以便能够更好地反应宏观历史中的国际动态。第一部分对建构该学科自我认知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疑。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成为基准时间的资格与原因。我们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社会学研究途径)对基准时间进行了分类,并总结其标准。第四部分进而建构了一套可以拓宽学科理论与历史视野的修正后的基准时间。我们设计了一种基准时间评级的方式,并针对近期的候选者提出了一种获得基准时间资格的方法,从而对该学科的基本时间点进行批判性思考提供了更好的启发。一套修正后的基准时间能够帮助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动力转移到关注更为宽广的宏观历史动态上。     

《近代国际关系史》即将出版

陈文艺同志编撰的《近代国际关系史》一书即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三十余万字。本书是编者从事近代国际关系史教学编写的教材。其特点:(一)突出了近代欧美列强争霸的内容,揭露了近代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近代国际社会的危害作用;(二)对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近代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实事求是的阐述;(三)严格遵守结构体系和内容统     

毛泽东“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与中国国际地位的跃升

毛泽东主席于上世纪70年代初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外交战略划分。该理论的提出,成为当时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它对打破当时僵死的"两个阵营"世界格局,对我国国际地位的跃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本文从分析"三个世界"外交战略划分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原因入手,着重探讨它对当时新的世界格局的促成和中国国际地位跃升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