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都不能再等了

1997年7月1日零时,香港回归,举国欢腾。 在商定政权交接仪式时,中英双方在“一秒钟”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英方要将降英国国旗和演奏英国国歌持续至6月30日最后一秒才结束,要求中方推迟一秒,     

晚清驻英公使罗丰禄与“高升号赔偿案”

在中日战争爆发之际,日本悍然在海面上击沉清国运送军队的"高升号"轮船,这一事件轰动了全世界,由此在中英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高升号赔偿案"。"高升号"是罗丰禄在战前向英国一家轮船公司租借的,事件发生后参与了该事件的调查,并在担任驻英公使期间在"高升号赔偿案"上与英国进行了艰辛的磋磨,但最终以赔偿所谓的高升号损失而告终。     

英国与南京事件交涉(1927—1928)

南京事件发生后,英国先是联合美日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五国联合通牒,后又力图推动五国联合制裁,但因列强内部意见不一而被迫放弃。宁汉分裂后,英国选择从汉口撤使,转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交涉。然而,由于中国政局动荡、南京政府改组频繁,加上英方拒绝道歉和承诺修约,中英交涉一波三折。但随着中美协定的签订,五国联合阵线的瓦解,英方不得不放弃强硬政策,同意在中美协定的基础上换文。而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事件也促使蒋介石与国民党高层决心对英妥协,解决“宁案”,以英美牵制日本。因而中英在北伐结束后重启谈判,迅速达成协议。中英南京事件的交涉过程,既是英国对国民党政权由观望到承认的过程,也是国民政府谋求与英国修订新约、建立新型中英关系的过程。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紫石英”号事件,可被视为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但是,这一事件却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英国此时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力,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故意。事件发生后,经过数日的观察分析,中英双方都得出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却历尽艰难。一开始双方在谈判级别和谈判内容上便分歧严重,纠缠了很长时间。究其原因,要害乃在于英方是否准备对事件做出道歉。6月下旬,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谈判出现一丝曙光,但这一曙光转瞬即逝。尽管英方曾为谈判解决事件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它拒绝认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奈之中,英国人选择了乘黑夜逃遁的下策。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史实讹误,需加以订正。从史料来看,英国政府绝无在谈判中正式认错道歉的可能,英舰的逃跑倒是为僵持不下的谈判做出了另类的了结。     

战时围绕英缅当局扣留过境援华租借物资的中英交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三国开始积极谋划联合军事行动,然而就在此时,英缅当局为加强缅甸防卫,在还未征得中方同意的情况下,就匆忙将"土鲁撒"轮所载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军火物资扣留,此举引发了中方相当的疑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缅运输局局长俞飞鹏在缅与英美官员紧急交涉,蒋介石接到报告,极表愤怒,声称不惜中断中英联合作战计划。其后英缅当局又接连扣留新到物资并欲将中国其他存缅物资亦纳入统一调配范围,蒋乃向英方递交措辞强硬的抗议书,坚持须先经中方同意才能改变援华租借物资的分配,这一要求得到了罗斯福的认可。鉴于日军攻缅局势的日益紧迫,双方从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利益考虑,在美国的调停下互相退让,英方同意全数退还扣货,中方向英方移转部分军火,事件乃得以平息。     

图像中的《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中英交涉史实新释

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在英舰“康华丽”号上正式签署。英方为此专门绘制了《〈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钤印》一图,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该图的绘制与印刷均由英国官方授意,其目的在于宣扬战争胜利、美化殖民扩张。耆英等人在画中的不同形象,反映出英方对中方官员的态度差异,进而影响了清廷对战后中英交涉负责官员的选派。与该图配套的人员名单和相关图像资料,暗示了中方翻译在交涉中的参与和“康华丽”号的精确停泊位置,亦呈现了中方官员在签约谈判过程中的处境和措置。     

为香港回归探路

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英国国旗在香港降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高高升起。我在举行交接仪式的大厅前排座位上,看着眼前的一切正按照事先商定的程序有条不紊地进行,作为一个曾经为香港回归探路的人,思绪万千!出使英国了解英方动向     

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在向英国通报时,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英国确认第五号要求存在后,最初认为其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很快改变了看法,认为第五号要求并非"愿望"。英国向日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如果日本对华所提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在英国的干预下,日本决定暂缓对华提出第五号要求。由于一战时期深陷欧洲战场,英国无力东顾,不愿中日间发生战争。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一方面说服日本不要诉诸武力,一方面力劝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是英国斡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根本目的。     

争与让的变奏:民初昌黎事件之中日交涉

昌黎事件是指1913年9月11日京奉铁路昌黎车站日军驻兵残杀5名中国铁路巡警的事件。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围绕责任问题展开反复的争辩和较量,最终彼此退让,以日方抚恤、道歉及惩兵的方式了结。这场中日之间的交涉,是在中日关系紧张复杂的形势下双方多层力量的交织博弈。中方因缺乏武力作外交支援,对日交涉在争与让之间变奏,最终未能使昌黎事件得到法律上的正当解决。日方则以武力威胁为辅对中方频施外交压力,在交涉中常居主动,最后虽做出让步,但免却了对凶手的法律追究,拒绝承担主要责任。昌黎事件实际上演变成中日双方争夺与退让变奏下的交涉事件,是民初中国外交的一个缩影。它表明,在强权政治时代,没有强大国力做依傍的外交话语是软弱的。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     

本刊追踪

菲总统拒不向港道歉香港特首梁振英10月7日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转达了马尼拉人质事件受害者家属和香港社会的要求,并且表明人质事件不解决,会影响港菲关系正常发展,他要求双方就人质事件正式会晤。菲律宾媒体称,阿基诺三世对马尼拉人质事件表示哀悼及深切遗憾,但没有道歉,他强调事件中犯错的是枪手,他"不会就他人     

国民党政府运用1942年美英贷款的一组史料

1942年2月2日,美国宣布给予重庆国民政府贷款五亿美元,英国宣布给予贷款五万千英镑。这组档案史料记载了重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对美国贷款接洽方式、动用方式和贷款用途的意见,财政部长孔祥熙对英国贷款用途与英方磋商的部分经过。特予公布,以供研究这一问题的同志参考。     

抗战时期平津存银问题:中日英三方的角力

从日军占领平津到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一直欲攫夺存放于平津的中、交等银行数千万存银。围绕平津存银问题,中日英展开了角力。日军占领平津并成立联合准备银行,强行将平津存银的一部分作为联合准备银行的现银,并借机封锁天津英租界,压迫英方举行东京谈判,试图攫夺存银。中方前期在孔祥熙主持下,在与英方交涉中采取财政观点;后期蒋介石介入并主导了对平津存银的处置,在外交政治全局的考量下,对英交涉采取强硬立场,有意借平津存银问题激化英日矛盾。在平津存银问题这场中日英三方的角力中,中国虽然在存银上有所损失,但在战略上,中方以防止日英同盟为目标,并在欧战爆发后,逐步使中英日三国关系开始步入了中方,或者确切地说是蒋介石所设想的轨道。     

中国远征军女兵闯野人山的悲壮历程

1942年1月,英国请求中国方面派遣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方面同意英方请求,由杜聿明、廖耀湘、戴安澜等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部队中有一部分女兵,她们告别自己温馨的家庭,告别热恋中的恋人,和廖耀湘等一起到缅甸抗日,几经奋战,遭     

大国博弃：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抗战爆发后,尽管国民政府多次要求英国出面制止日军的侵略行径,但英国始终不愿卷入中日战争。七七事变后,英国除了同美国一起要求日本保护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外,对日本没有作出任何强硬的表示,甚至对于日军飞机炸伤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这样的事件,英方也采取隐忍妥协的态度。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的英国人,在现实利益和正义之间,从来都是选择前者。1940年7月,英国宣布关闭滇缅公路,这是抗战以来英国在远东对日本作的最大妥协。     

英国对“紫石英”号事件的反应

‘紫石英’号事件",被英国有识之士们概括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海军的最大一次失败",是为"炮舰政策敲响了丧钟";而同时,又被英国人看成是"世界海军史上的奇迹",是"大英帝国海军的骄傲"。英国的评论虽有褒贬之别,但也批评了炮舰政策在历史上对中英关系的破坏。     

五十年前解放军“死亡之海”大进军秘闻

1993年10月,一支由铁木尔·达瓦买提担任中方名誉主席、英国前首相希思和菲力浦亲王担任英方名誉主席的中英联合探险队,徒步穿越了被称为“死亡之海”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引起世界各地新闻媒介的极大关注,被世人称为“勇敢者的行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两个月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千名官兵,就在极其困     

权力与体制:义律与1834-1839年的中英关系

1834年的律劳卑事件是中英双方争夺交往规则制订权力的一次较量。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清朝政府坚持的对外交往体制,也明确了英国政府在对华关系方面的体制。1837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为打破僵局,在英方交往原则上向清政府和广东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实现了以英国官员身份驻省的计划,但未能得到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批准。义律的行为,既反映了他的对华关系主张,更是其力图巩固和扩张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机构权力的产物。为了实现这种愿望,在1838—1839年,他通过鸦片问题使自己成为中英关系舞台的中心人物。     

中英香港问题的首次交锋

1974年5月24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抵达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北京国际机场悬挂着中英两国国旗,大型横幅标语上写着:"热烈欢迎英国贵宾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先生!"     

得寸进尺的英国合作者

1940年4月,为了提高战时的情报工作效率,蒋介石指示成立一个新的侦译工作队,此队10月初开始工作,约一周后,即掌握了侵华日本空军的主要通讯网。12月10日,侦译工作队侦破了10多份日本军事密电,发现日本驻越南西贡方面的海军航空队,出动了100多架重型轰炸机,在马来西亚半岛以东的海面上,炸沉了英国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巡洋舰“却敌”号。工作队还掌握了日军此次行动的许多细节情报。工作队将译出的电文逐一通知空军总部情报科,并由总部报告重庆转告英国大使馆。当时,英方不相信有此事发生,也怀疑中国的情报获取能力。直到日本公布“战果”时,英国政府才对中国情报机关表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