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时出版审查与战地文学中的南京大屠杀——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为中心

日本作家石川达三以亲身采访经历,创作出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活着的士兵》这部写实主义战地文学作品。但在军国主义思想控制下的日本,一切揭露侵略战争罪恶的言论都必将受到当时日本国内严格的舆论管控制度之弹压。石川达三也因此被送上了法庭。但对石川达三来说,揭露南京大屠杀只是其写实主义创作手法使然,他在思想上仍未达到对军国主义言论统...     

战时充当间谍的日本僧侣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道路,老大且落后的清帝国成为它首选的侵略目标。日本妄图通过“经略中国”而“雄飞海外”,于是先在国内建立和强化以皇权为核心的军事封建专制制度,鼓吹“王法为本”、“皇权神授”、“皇运万世一系”之类观念,把天     

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

继1858年的《瑷珲条约》以后,1860年11月,沙俄又把《中俄北京条约》强加给中国,吞并了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且还继续不断地越过1861年按这个不平等条约勘分的边界,进行蚕食。光绪十二年(1886)清政府派会办北洋事务大臣吴大激等赴珲春与沙俄代表重勘中俄边     

一个侵华日本兵的见闻漫画

1942年,是全困军民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一年。这年5月1日至7月初,侵华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5万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五一”大扫荡,使我敌后抗日军民遭受了严重损失,但“这是达到胜利必经的困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518页）。     

决死队俘获的第一个日本兵

1938年的春节刚过不几天,日本侵略军就对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由南同蒲、平汉、道清等铁路线出动,分九路向我晋东南腹心地区推进,其中一路由南同蒲线上的山西临汾县城出发,经安泽县城进驻到沁源县城内.敌人沿途肆意烧杀抢掠,安泽县三给村120多户农民的住房全部被烧光,就连村外的大庙和庙院中的一棵大槐树也被烧毁了.当地农民盼我抗日部队把敌人彻底消灭,为他们报仇雪恨.我们决死一纵队民运工作队第四分队的活动地区,就是从安泽县城往北到唐城镇,恰好首当其冲,20多个村庄全部是敌人     

忆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

１９４０年秋天,日寇在“百团大战”受到重创之后,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报复扫荡。为鼓舞军民团结一致,粉碎敌人的扫荡,克服敌人实行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给我根据地造成的严重灾难,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决定,根据地所有文工团一律分赴各地,向军民慰问演出,宣传百团大战的胜利战果,揭露敌人的暴行和必然失败的命运。那时我在抗大总校文工团任团长,我们的任务是赴山西武乡、辽县（后改左权县）、襄垣、黎城、沙河等地。当我们从河北邢西到山西辽县向野政报到时,罗瑞卿主任交待：有一个反战起义的日本兵,决定暂交…     

《山西省》——侵华日本兵笔下的短歌集

宫格二是日本著名短歌诗人,1939年8月应征入伍,随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开赴中国战场,之后4年多,他一直在山西一带作战。期间,他写下了短歌（日本古诗体,一般两句）374首,编成短歌集《山西省》,从一个侵华日军士兵的角度,描写了侵华战争的惨烈场面,吐露了他作为侵华战争机器中的一员的精神重压与痛苦。     

战时日本对华的图书政策及其实施述略

战时,日本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与破坏,给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目前国内对此的大量研究,多集中于图书损失和掠夺方面,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凶残与贪婪。中国研究者判定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无疑是一场“文化大屠杀”,战后日本政府及某些当事人却称,日军在占领区并没有蓄意掠夺和破坏中国图书文物,相反在华中、华...     

名同实异——战时国共两党县长的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县长群体,尽管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定位,也都承载着国共两党的殷殷期许,但是不同的县政设计理念,形成了县长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的选拔任用机制,又使得县长的年龄结构和教育文化背景相差甚远。体现在县政的运行机制方面,同样反映着国共两党县长各自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实际施政效果也大相径庭。名同实异的历史面相,大异其趣的精神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积淀了他们不同的生活轨迹和生活作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折射着国共两党各自的意识形态符号和象征。     

日本中世末期兵农分离的原因

始于日本中世末期的“兵农分离”是日本历史上重要的阶层演变。然而“兵农分离”并非是靠丰臣秀吉的一纸命令所完成的。在战国初期,“兵”与“农”就由于其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开始分离。政治上,大名成长及农民斗争的加剧导致了武士与农民的分化;经济上,由于农业新技术使用、生产力提高使得庄园制解体,从而导致在地中小领主丧失独立性,成为大名家臣;军事上,枪的传入改变了日本战争模式,足轻武士被大量使用,步兵集团战、规模战为职业军人的产生提出要求,武士从而脱离生产。因此“兵”与“农”分离持续了战国时代的一个世纪左右,最终丰臣秀吉及德川家康政权分别用命令与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近世武士才得以产生。     

战时日本新闻传媒的真实性等于零——读经盛鸿《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

在2008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71周年之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的新著<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一一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由南京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的最新一册.     

战时驻南京部分日本军民的觉醒与反战

南京,在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是日军实施血腥大屠杀的地方,后来成为“日本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伪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就是在这样一个日伪统治中国的核心地区,曰本发动的不义战争、制造的血腥屠杀、施行的残酷殖民统治,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与持久反抗,也引起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日本军民的痛苦思索、逐步觉醒,以及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乃至叛逃、决裂。一些日本军民甚至还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同情、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活动。     

1974年，最后一个投降的日本兵

1974年3月10日清晨,一名身穿半旧日本军服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来到菲律宾卢邦岛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后,郑重地把一支步枪放到地上。他说：“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投降。”这个日本人因为不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与部下一起在菲律宾的丛林中战斗了整整30年。     

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

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反映了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和侵华政策意向。满铁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个人调查偏重于农业与农村。中心人物大上末广坚持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社会既有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冀东、江南农村实态调查和无锡工业调查,都是与日本对沦陷区军政统治相衔接的“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之举。同时也贯穿着调查始作俑者伊藤武雄所说的“三角地带论”,即在与共产竞新四军相对抗的同时,对长江三角洲采取某种怀柔政策,并“不战而取”全华中。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主导者是中西功等左翼调查员,由于他们把中国抗日战争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变化。所以他们的调查作为日本对华诱降急需的战略情报而备受军部关注。也正因为它只是情报,所以不具有改变侵略国策的回天之力。     

战时日本对中国钨砂的劫掠与国民政府的应对

钨砂是一种具有特殊军事用途的稀有金属矿产,中国的钨砂以其在南岭地区高度密集的分布而享有世界声誉。早在抗战以前,日本已处心积虑地获取中国钨砂。抗日战争爆发后,为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更加千方百计地劫掠中国的钨砂,或用高价收买,或施武力劫夺,或诱使策动走私,或在日军占领区、控制区掠采。基于自身对钨砂资敌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加上盟国日益明显的压力,国民政府采取了多种打击与防范日本劫掠中国钨砂的应对举措,同时还在香港进行了反对钨砂资日的斗争。由于种种原因,国民政府的反劫掠之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从根本上阻止日本从中国获得钨砂。     

不应忘记历史的悲剧——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

李恩涵先生是台湾资深学者,1986年以前,长期从事二三十年代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1982年,日本国内发生“审定”教科书事件,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将日军在侵华战争     

毛泽东《论持久战》在战时日本的译介及其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日本媒体、军方和政府为了摸清中共的抗战战略,以节译、摘译、译述、编译、全译等方式介绍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媒体的译介较早,以节译、摘译为主,日本民间和官方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随着侵华战争的推进,媒体对《论持久战》的评价从刻意贬低趋向客观,尤其重视持久战三阶段的论断.在战争相持阶段之初,《论持久战》在军政界引起的反响并不很强烈,随着败退之势显现,日本政府日益重视《论持久战》的前瞻性和预言性,加以全文翻译供军政界参考利用.在迟迟不能实现战争意图时,日本对侵华战略失误根源进行了更多的追溯,其中对中共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也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