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

藉由光武故事的叙述与效法进行中兴形象的塑造,是宋高宗政治统治中的一项重要策略。赵构即位伊始,就郑重的亮出效法光武这面旗帜,光武故事成为其宣示"中兴"意志的重要思想资源。在宋高宗朝君臣的言辞与日常施政中,有关东汉光武朝之往事前例,被反复论及和效仿。对光武行政往事旧例的选择、解释和运用,与高宗朝政治宣传和合法性建设息息相关。对光武中兴汉室的历史叙述以及言行仿效,在高宗中兴形象构建和南宋意识形态塑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晚唐河北举子研究

中晚唐时期,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对峙,对当地士人的科举态度和追求、科举仕进情况以及应举的政治背景都有重要影响。河北地域(特别是幽州镇)在中晚唐时期涌现出大量士人,科举成为他们出入河北藩镇的合法渠道,并成为促进河北地域汉文化发展的制度因素。     

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

宋徽宗在靖康二年北狩途中最早制造了"太祖誓约"的传说,其原因是为了将汴梁的失陷归咎于宋钦宗。由此看来,"太祖誓约"实是徽宗为了将赵宋大统传于宋高宗,而向其转达的一系列复杂政治讯息中的一部分。根据曹勋在其回忆录《北狩见闻录》中所记,徽宗向高宗传达的口谕主旨并非"太祖誓约",而是一系列预言高宗未来登基的"瑞应"故事。本文通过解读《中兴瑞应图》画卷来探寻曹勋如何参与、影响这段历史。然而,"太祖誓约"的核心思想——即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宋朝皇帝与士大夫之间的相互平衡、制约——并非曹勋作为一个曾效力于四朝帝王的"近习"所关心的重点。虽然宋高宗在其执政前期认为"太祖誓约"的传说对证明其继位的正统性有一定的政治价值,然而后来秦桧为相期间朝廷对文人士大夫言路大加压制,事实上与誓约的主旨背道而驰,这才最终导致誓约的内容不见于高宗朝的正史记载。曹勋所记载的"太祖誓约"传说在不同史料文本中的差异,极有可能来源于他本人为了迎合高宗朝政局而对徽宗原话所做的修改。李心传于宁宗嘉定元年完成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乃是最早把曹勋版本的"太祖誓约"融入了宏观历史叙事的现存史料。     

理异于兹:唐中宗禁言中兴的历史语境

中宗在武周回归李唐之后被奉为"中兴之君",其与夏少康、汉光武帝同列的政治光环十分耀眼。从武则天退位到去世之间,中宗于神龙元年二月下令天下诸州置大唐中兴寺观,并曾御制《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武则天去世之后,中宗朝廷从洛阳回到长安,其对中兴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神龙三年二月,张景源上疏引发中宗对"中兴"定义进行重新反思,最终决定改中兴寺观为龙兴寺观,且内外奏事禁言中兴,并得到了切实的执行。从盛言中兴到禁言中兴,中兴寺观仅仅存在了两年时间。但中宗对中兴盛誉的自我否定,暗含的历史语境却是当朝所谓的"中兴"与少康、光武"理异于兹",不能类同;而中宗也在禁言过程中完成了由肩负中兴使命的圣君到重拾亲情伦常的人子的角色转换。极具戏剧性的是,在随后的睿宗、玄宗朝,中宗的中兴形象又被重新塑造起来,这种复杂的轮替直接推动了后世(如元和中兴)中兴观念的变化与界定标准的分途。     

清朝科举策问与官方《明史》修纂

清朝科举考试策问官方《明史》修纂,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顺天乡试;但到乾隆朝殿本《明史》刊布之后,科举策问仍试及官修《明史》。官修《明史》的时政内容大规模地进入科举策问,旨在使广大士子深入了解官方政治,积极阐发有关《明史》修纂的史学见解,提出有益于《明史》修纂的建议和意见,说明当时国家对此重大"文治"工程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当然,清朝官方主导下的科举策问与《明史》修纂,以及对士子策答《明史》修纂之建议和意见的吸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私双方在《明史》修纂上的弥合程度,对稳定和巩固清朝统治具有重要影响。     

东汉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1月26—28日,由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湖北省东汉文化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的"东汉史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汉市召开。与会60多位学者提交论文40余篇,涉及汉光武帝与光武中兴、东汉学术与思想文化、东汉出土文献与传统文献、东汉政治军事、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一、汉光武帝与光武中兴广受关注。夏日新探讨了光武帝刘秀的用人特点和凝聚各类人才的原因。林聪舜认为光武帝刘秀的"柔道",与汉文帝刘恒的"岂不仁哉"     

汉光武帝边防政策及其相关问题论析

汉光武帝"柔道"治国,致力于稳定统治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实行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军制改革,针对周边少数族的威胁,制定了以保守为主的边防政策.汉光武帝的边防政策基本上维护了东汉政权边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成为"光武中兴"的重要原因,但其保守性,也对东汉边防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

《孝经》与清代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互动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即《孝经》与清代科举考试的关系。自顺治帝将《孝经》纳入科举考试,以论体出题从而衍生"孝经论"的科举文体。这一科举文体成为清代科举选才的一个特殊标准,历经数朝的变动与争议,最终在乾隆末年退出科举乡、会试。探究"孝经论"的衍出及其流变,既可以展现清代统治者宣扬"以孝治天下"的用意,也有助于全面把握清代科举选才取向的复杂内涵。     

科举与五代士大夫精神的缺失

在五代政治中,士人进行适应性转变的同时,也让渡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主要表现为士大夫精神的缺失.从科举的角度来探讨,这种现象与五代科举的客观环境、士人的文化状况和士林风气密切相关,从而使北宋士大夫精神的重建成为必要.     

元代科举中的多族师生与同年

本文为笔者元代多族士人圈形成研究的一环。笔者认为:元代中期一个多族士人圈业已形成。各族士人之间具有密切的社会网络与文化互动。科举中的师生与同年关系即为社会网络的一环,亦为文化互动的基础。本文首先显示元代科举为一多元族群机制,其次证明历科师生为联谊或其他目的而举办集体活动。再以延祐二年(1315)及元统元年(1333)两科为例说明历科考试各族师生、同年之间平时亦多个别交往,反映于诗文之中。本文显示:科举制度的采行虽然在元代政治上所起作用不大,却是多族士人圈加速成长的重要因素,而座主、门生、同年关系超越族群藩篱,成为多族士人社会文化网络的重要一环。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心怀天下 进退皆忧——从科举制度的变化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感

宋代以科举作为选官的主要途径,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一大批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通过科举得以入仕参政,成为官僚集团的核心力量。经济地位的升降沉浮,入仕方式的演化,士人阶层统治地位的巩固,互为表里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入仕后知识分子的阶层利益与王朝利益即国家社稷的利益,在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参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他们积极上书言事,评判历史,参与政治,表现出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     

汉光武帝明诏禁绝“盛称虚美”

正东汉政权的创建者——光武帝刘秀,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位风采特殊、贡献独特的政治家。因为东汉政权被视为西汉的延续,刘秀被称为"中兴之主",他的政治事业也被赞誉为"中兴之业";实际上,刘秀是一代王朝的开国领袖。与刘秀同时代的名臣张纯,很有历史眼光,他评价刘秀"名为中兴"却"实同创革"(《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南宋事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陈亮褒奖刘秀"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矣"(《龙川文集》卷五《酌古论一》)。明末     

论“作诗赎帖”——唐代进士科取士标准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一般分帖经、杂、策间三场,所谓“作诗赎帖”,就是指帖经不及格可以作诗赎救。由於资料缺乏,这一科举场中的变通制度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笔认为,“作诗赎帖”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唐代科举取士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倾向,它牵涉到唐代政治、学术、化、社会风尚及士人心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本拟联系唐代进士科考试场次及内容的发展演变,对“作诗赎帖”这一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明代科举配额制度变动中的地域利益之争

自北宋以来,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考试程序的完善,科举成为两宋以及明清士人入仕的基本路径。在明代,地区取得高级科名进士的数量成为衡量相应地区政治影响的指标。由于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因素的作用,科举所取之士中南人多、北人少的现象在明代依然存在。为此,仁宣时期推出了科举配额制度,意欲通过配额录取的方式实现区域间科名分布的相对均衡。由于明廷重进士的用人倾向和士大夫浓重地域意识等因素的作用,在配额制度变动尤其是关乎进士科名的会试卷区比例变动的过程中,掺入了权力者出于乡梓利益考虑的人为因素。配额及其制度变动中的地域之争是明代政治领域经常存在的地域性因素潜在作用的投影和反映。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云南省博物馆藏清乾隆瓷器赏析

正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清朝第六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25岁登基,在位60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乾隆继位后,在政治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乾隆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开疆扩土、壮大版图,进     

明朝的区域来源、政权性格与“江浙士人”

明朝崛起于经济落后且屡经战乱的淮河流域,政权最初相应呈现出浓厚的粗鄙特征。出身贫寒的朱元璋秉持"小农政治意识",将之与蒙元"家产制"政治思想相结合,从而建立了空前专制的皇权制度。在标榜"恢复华夏"的同时,朱元璋强力压制延续南宋以来儒学传统的士人,尤其是儒学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士人。但伴随开国征伐阶段的结束,明朝逐渐步入常态治理,文官相应逐渐成为明政权的主体力量。永乐以后,以"江浙士人"为主的士人群体,在控制政府各个部门的同时,又借助翰林院这一元代江浙士人的主阵地,分化出内阁,成为协助皇帝决策的政治机构。而另一方面,明朝皇帝开始借助宦官,维持与江浙士人的政治地理平衡。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