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伪维新政府及其大民会

“七七”事变后,日军扩大侵华战争的同时,在内蒙、华北、华中地区扶植傀儡,建立伪政权,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形成以日军为后盾的新谓“国中国”。本文拟通过对南京伪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其政治团体“大民会”活动情况的阐述,以揭露日军侵华期间,一面建立伪政权,加紧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一面收买汉奸汪精卫,拉拢、诱降蒋介石,妄国蚕食中国的罪恶实质。     

大汉奸王揖唐受审记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华北首先沦陷,日军立即着手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故而华北地区的汉奸相对“出道”早一些,可谓汉奸元老。可是,直到1948年夏天,全国范围的肃奸审奸已告结束,而华北地区的头号汉奸却还在北平姚家井的第一监狱里,躺在床上捂着被子,在炎热中哼哼唧唧。 这老头就是刁钻古怪而又狡猾异常的王揖唐。     

论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村政建设”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在物资贫乏、战争迁延日久、军需储存消耗殆尽、兵源枯竭及劳动力缺乏的情形下,日军对华北的依赖性日益加大。在华北,丰富的资源和广大的人力散布在农村,而农村又掌握在中国抗日革命的势力手里,华北日军只控制着寥若晨星的点和线。华北日伪通过"村政建设"向敌后抗日军民展开农村争夺战。"村政建设"主要源于中国历史上统治者控制乡村的统治术,也仿效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街村制",体现了日伪利用中国旧有制度,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狡诈性。其目的在于根绝共产党及八路军抗日活动的民众基础。随着日军无条件投降,华北日伪的"村政建设"彻底破产。     

日伪石门兴亚工作队始末

日军侵占石家庄(当时称石门)后,为加强对中国人民的统治,实现其“以华治华”的反动策略,就网罗人员,建立特务组织。日伪石门兴亚工作队(又称石郊特别挺进队、石门感化院或感化队)就是驻石家庄日军甲字一四一七部队(以下简称一四一七部队)选调我方被俘干部、战士组建的一个特务组织。 一四一七部队的上级是日军华北特别警备队司令部,设在唐山,司令官由宪兵司令官加滕泊次郎中将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寇操纵和控制伪华北政权先后制订一系列的留日奴化教育政策,设法使留日教育在一种改变了质味的形态下得到缓慢推进,企望借此造就出彻底贯彻执行日本全面亡华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目标的高级汉奸和奴化知识人才,并由此带动整个华北沦陷区的教育事业走上整体日本化——全面奴化的不归路。     

抗战时期的伪军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利用汉奸及国民党投敌分子组织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他们在日军的监视下成立,听     

驻平安城伪军十团被歼纪实

当年,日寇侵华,占领了华北之后,日军组建了一支汉奸队伍--"华北治安军",达10万之众,为其侵华效力.……     

沦陷时期日军对吴江的粮食掠夺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派驻作战兵员多达百万,其军粮全赖沦陷区供应,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吴江县处于太湖之滨,盛产稻米,被日伪当局划为苏浙皖28个“米粮丰沛县”之一,成为侵略的军粮之源而予取予夺。日军始而将田赋中之绝大多数充作军粮,继而低价压级强制收购稻米,最后甚至派军警宪特下乡抢粮,致使农民工人城乡百姓食不果腹,遍受饥饿之苦。“清乡”期问,日伪当局在加紧掠夺、无情榨取的同时,还实施粮食禁运和“缉私”,切断抗日部队的粮源。本综合吴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有关献资料撰成,以揭露日军在吴江地区掠夺米粮的罪行。     

方寸之间,彰显沧桑历史——刍议抗日战争时期徐州发行和流通的货币

徐州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徐州会战,南京国民政府出于战略的需要,于1938年5月战略放弃徐州。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沦陷后的徐州,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国民党顽固政权、日伪汉奸政权在徐州发行货币,展开了充满硝烟的货币战争。经过徐州人民的长期斗争,日伪政权、国民党顽固政权利用货币掠夺徐州财富的货币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小小钱币见证了历史风云。     

汪精卫对爱国记者的“通缉令”

一1939年5月,随着大汉奸汪精卫来到上海,在日军的卵翼下,除了加紧筹建伪中央政府,加剧投降卖国活动以外,日伪当局以沪西“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为中心,更加紧了对新闻界爱国人士的恐怖活动,爆炸、暗杀、绑票等等罪恶勾当层出不穷。正如当时在上海的著名爱国记者顾执中所说:“敌伪     

沦陷时期北平的新闻业

七七事变前,北平的大、小报纸和通讯社有40余家。迨Et军侵占北平后,除有的自动停刊外,其余的报纸、通讯社都被日伪当局勒令停刊、关闭。随后,日伪当局成立了伪《新民报》社和伪中华通讯社,这是Et伪政府的机关报和机关通讯社。伪《新民报》社社长由日本人武田南阳担任,伪中华通讯社社长由El本人佐佐木健儿担任。两社所发表的新闻、言论都是替日军、汉奸和日伪政府宣传鼓吹。     

我目睹的中华民国

日伪时期提起中华民国,对不起,我首先想到的是日伪的"中华民国",原因是日伪政府仍然自称中华民国,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执政党"仍然名为国民党。不同之处是"国旗"上加一个小黄条,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和平",意味着汉奸路线,不准抗日;"反共",以此标榜,耐人寻味。回想起1942年3月日伪当局在华北推行的穷凶极恶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条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

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曾业英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大片土地沦入敌手,在日军的扶植下,１２月２４日北平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１９４０年３月３０日以后,这个“临时政府”虽因南京汪伪“中央政府”的出笼而取消,但其原...     

卢沟桥上的枪声

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加紧制造华北危机,阴谋策动"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数省从中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1935年,日本利用第二次华北危机及所谓"何梅协定",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策动汉奸殷汝耕在其所管辖地区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9月18日,日军制造事端,强行侵占了丰台。接着,在卢沟桥附近持续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到1937年,北平的北、东、西三面都已经被日军控制,只有西     

晋察冀边区的青年抗日先锋队

正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创建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以30万兵力由北向南沿交通线推进,妄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华北一些重要城市相继失守,散兵流匪趁机作恶,汉奸到处造谣,搅得人心惶惶。在华北战场一片混乱之际,聂荣臻等率一一五师开赴晋东北,自1937年秋冬至1938年底,相继创建了北岳、冀中、平西、     

华北沦陷区基层社会控制的实态——基于通县新民会的考察

抗战时期,华北日伪当局成立新民会,以加强社会控制、辅佐伪政府施政。通县位于北京近郊,是日伪当局树立的治安模范县,也是新民会的模范区。通县新民会协助伪政府进行组织控制、思想控制、民意控制、乡村控制,建立了一套从内到外、横跨城乡的社会控制体系。然而,新民会对于通县的控制并不成功。通县作为日伪当局的模范县,尚且如此,整个华北沦陷区伪政权的基层社会控制效果当不容高估。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日伪政权在广东的奴化宣教概述

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广东期间,除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反动政策外,还推行典型的帝国主义文化以掩饰其侵略行径和殖民统治。侵粤日军在加强对南粤人民的文化愚民和思想压制的同时,还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在广大沦陷区内建立了各类奴化宣传和教育机构。日伪当局在占领区内建立的奴化宣教机构和文化团体主要有下列三类: 1.日军创设的机构。日军在广州司令部直属机关设立宣抚部,师团设宣抚处,联队设宣抚班,其主要任务是在占领区内设点公开宣传所谓“中日亲善”,“日满支友好”。由日军随军记者组成的报导部则负责“报道宣传战”,迅速报道日军的“战绩”     

日伪时期寿阳县种毒吸毒简况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本侵略军深感其兵力单薄,据点太少,为确保其运输线的安全,先后在我县各地交通要道和制高点大筑其乌龟壳,并利用汉奸组织新民会、维持会、伪区公所吸收地痞流氓成立警备队,实施其以华治华的统治.日军除军事进攻、掠夺矿产资源外,还推行其毒化政策,号召“爱护村”广种罂粟,并通过汉奸警备队头目大卖料面,毒害我国人民,达到灭亡我国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