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汉口读中学的日子

进入初中我是1973年在武汉市就读的初中。当时中学有两套学制:两年制初中三年制高中和三年制初中两年制高中。因为统一学制(三年初中)需要,小学毕业后,我们年级留在了原校上初一,称为“带帽子”初中。新任班主任谭老师是语文课老师,她安排我担任了语文课代表。谭老师对同学要求严格而且直率,对迟到学生采取“罚站”,即让大家站在教室门口上课。迟到从小学起就是我的老毛病,因此少不了挨罚。那时学校对学生衣着打扮要求很严,不允许“奇装异服”。有的同学穿喇叭裤上学,在学校大门便被堵住,将裤管剪破后,回家换装才能进校。     

把第一次给“书”

语文已学了若干年,只记得十之八九的语文课是这样度过的,学到X课处,老师便让我们划下来,说这是重中之重,于是所有人将此处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这是要考的。我当然也把这些牢记于心:概括了……描述了……揭露了……批判了……反映了……诸如此类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心思想”。于是我们背着这些东西走过了小学,初中,高中再回头捧起学过的原著,脑子里竟然全是揭露了……批判了……反映了……记得第一次接触到《灯楼梦》并不是原著,而是“文革”时期红学家们的一本小册子。那时的我正处于不知道该看漫画书还是大部头的时代,有了这个也就     

我在中印边境前线经历的“文革”

中印边界全长千余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我们驻守在西段,对面为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文革”爆发后,其浪潮毫无疑问也波及到了这里,但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形式体现的,因为那里的环境十分特殊。当时,我正在中印边界为国戍边,在那里,我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现将我亲历的一些鲜     

“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

我的中小学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有个词叫“开门办学”,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再教育。其依据来自毛主席1966年的“五七指示”。在“指示”中,有段专门针对学生的语录：“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段文字当时非常著名,它是“文革”中的办学方针。学工、学农成为那个年代学生必须经历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燕园琐忆

正我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学制六年,“文革”期间因中央警卫部队进驻领导“斗、批、改”,以便推广“六厂二校(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林木厂、新华印刷厂、二七机车车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经验,在校时间延后八个月,实际在北大待了六年半。正常学习期间,平心而论和老师们私下接触不多。“文革”期间,     

我给林彪、江青拔牙

没有用完的丁香油被林彪吃了几滴 “文革”开始不久,我第一次给林彪看病,当时林彪还没有成为“副统帅”。林彪的医疗保健任务原来由北京医院负责,因为看牙,就请了我们301医院口腔科主任洪民和我。     

关于夏文化研究——对刘绪先生的访谈

<正>1.您本科时，北大教学体系中是如何从考古学角度论述“夏代”或者“夏文化”的？您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夏文化问题的？我是1972年上的大学。当时还是“文革”期间，上课不是太正常。我们这个班是北大自1966年停招之后，时隔7年招入的第一届学生。老师们对我们这一届同学都非常用心，有点恨不得把失去几年的时间都追回来的感觉。但是我们当时因为不是应届生，来源也比较杂，大家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文革”中的李敏和毛泽东

李敏是毛主席的女儿。1964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来到国防科委机关任参谋工作。自此,我们一直共事了十多年,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机关,其中有十年是在“文革”的岁月中度过的。李敏在“文革”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对李敏的认识也是从“文革”前后开始的。“文革”之后,李敏和我谈起她从学校到国防科委机关后的这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对她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和孩子一起读评语

从小学到初中期间,每当放寒暑假,老师都会发给学生一本叫“成绩报告单”的小本本,上面不光有各科成绩还有老师给每个学生写的评语。因为我成绩一直很好,所以成绩一栏并不是我急于关心的,我更急于知道老师对我这一学期表现的看法,而评语也是爸爸妈妈每次必读的。记得有一次,上四年级时贾老师给我的评语中有这样一段话:“你是个热情善良的小姑娘,学习优秀,但就是有点小任性。”回到家中,妈妈接过成绩单读了评语,半天才说:“看,老师都说你任性了吧。”     

阿嘉的乡愁

90年代我身边就有朋友去新西兰了，当时有最早的移民机构去我老婆单位做宣传，有个朋友就去了。他是去做劳工，会点手艺，去干苦力活儿的。我们这代人青春期赶上“文革”，都没好好受过什么教育，我就会个“来是come去是go，点头yes摇头no”，其他一句英文都不会了。     

西南田野调查与大理古代社会的重构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来到了北京大学。1995年,康奈尔大学请我到东亚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我待了一个学期,我也在那里做讲座。当时在座的都是老外,当时就想,我应该有个什么时候,也把我自己辛辛苦苦调查出来的田野经验,讲给自己的学生,10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来到北大了。在讲座之前,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情况：1966年,我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我们只能离开学校,再没有上学的机会了,我只读到初中就没有读了,但因而我也有了永远念不完的书。     

周扬晚年的彻悟

周扬同志在平反落实政策复出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任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我当时是研究生院现实经济系的学生。每当研究生院有重大活动,周扬都要来给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讲话或作报告。他在公众场合总是保持着一种绅士派头和学者风度,尤其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不苟言笑的表情和一板一眼的话语,有一种震撼听众心灵的气势,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做人和做学问都很严肃认真的人,令人久久难忘。省悟：困知勉行“文革”后的头几届研究生,差不多都是“文革”初毕业的大学生或者在“文革”中上过…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1966 年去北京串联的回忆

1966年,出生于大别山区麻城的我刚满12岁．一进初中就赶上了“文革”的开始。     

我眼中的邓颖超大姐

1966年“文革”暴风雨骤至,我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此后几年我和周恩来同志、邓颖超大姐即割断了一切联系。倘若在平常的日子,每年我们都会有三五次去探望他们,在会议或工作上的接触还会多一些。“文革”期间,从     

文革荒唐事：孙子斗奶奶

凡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都有些记忆。我正好是“文革”爆发那年出生的，长大后在村里上小学，不仅对阶级斗争记忆犹新，而且还亲自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种种运动。     

文革荒唐事:孙子斗奶奶

凡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恐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都有些记忆。我正好是“文革”爆发那年出生的，长大后在村里上小学，不仅对阶级斗争记忆犹新，而且还亲自经历了“文革”后期的种种运动。     

语言学大师了一先生

正要论资排辈,了一先生应该是我的老师。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他是1932年从法国回国到清华大学来任教的。我当时是西洋文学系三年级的学生。因为行当不同,我们没有什么接触。只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吴雨僧(宓)教授请我们几个常给《大公报》文学副刊写文章的学生吃饭,地点是在工字厅西餐部,同桌有了一先生。当时师生之界极严,学生望教授高入云天,我们没能说上几句话。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结识胡耀邦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