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质疑“宪法草案”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于是,8月下旬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就通过了一个《宪法草案》,其中写明了这两条,即：确定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不设国家主席。     

梁漱溟质疑“宪法草案”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于是,8月下旬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就通过了一个《宪法草案》,其中写明了这两条,即：确定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和不设国家主席。     

伊朗恺加王朝时期与中国清末宪法治理运动对比研究

宪法治理是时代的需要,是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以另一个世界文明古国伊朗宪法治理传统为中国宪法治理文化之参照系,通过历史背景、运动过程的比较,从而将时间、人物、事件等维度或者思想、实践为层面等要素进一步活化,探讨其中共有的与独具特色的宪法治理规律。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

已经出版的《汪荣宝日记》披露清末曾拟就宪法草案 ,但国内外迄今尚未有发现宪草的报道。本文作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两种清末宪草稿本 ,一系残本 ,一系全本。前者完成时间应早于 190 9年 ,可能为日本法学家起草 ;后者应不迟于 1910年 8月。二者皆为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虽均非汪氏日记所提到的那部宪草 ,但李家驹、汪荣宝起草宪法时应做过借鉴。与清末《钦定宪法大纲》相比 ,这两部宪草对三权政制、公民权利等有了一定重视     

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满文档案中的“新词”

有清一代满语、满文作为\"国语\"、\"清字\"被满族统治者置于崇高的地位。清朝统治长达268年之久,留下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笔者在查阅清末民初黑龙江地区满文档案时发现这一时期的公文档案中出现大量\"新词\",故尝试对这一现象进行简要论述。     

清末“海派”扇套

上海天钥桥路汇南街清末墓葬中出土了一件扇套,其用色少、素、精,均折射出朴素化的融入,不乏为西方构图意识在中国刺绣上的反映。     

清末“开民智”思想内涵新探

“开民智”思想在清末为社会广泛认同,其含义相当复杂。在研究较多关注清末由民族危机引发的学习现代科技的需求,忽视了对构成这一名词本身两个字——民和智——在当时社会的具体含义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当时思想界关于“民”的主体资格及“智”的内涵的分析,指出当时思想界从最初的将“智”的内涵界定为科技到逐渐纳入政教,并逐渐尝试超越技术科政教的角度,从价值角度探讨强国的新路。     

“山雨欲来风满楼”——浅析清末新政之失败

庚子之乱后,时局呈瓜分豆剖之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统治阶级为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计,领导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清末新政。新政从1901年1月29日的变法上谕始,至辛亥革命清政府覆灭止。本文结合部分前人的既有研究,主要就清末新政的失败原因作出分析.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八二宪法”的回顾与展望

宪法是治国之大纲。中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通过和颁行的宪法(以下简称"82宪法")和四个修正案。现行宪法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奉行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各个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进步,是中国现状的真实反映。但是它尚未达到理想宪政的应有水平,尚需随中国宪政的历史发展而不断完     

从法国档案审视清末国家认同的重建——以“苏报案”交涉为例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遭遇了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国家信任危机。为了重塑其政治权威,清政府采取了比以往更为积极的举措,围绕"苏报案"与列强的"争锋相对"正是这一心态的典型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国外交部馆藏《1903-1904年"苏报事件"》档案的解读,借助跨文化视角实现对"苏报案"的历史重构,以期对清政府希图通过融入当时国际体系以重建国家认同这一设想的审视,从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国家独立是重建国家认同的首要条件。     

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载的萧功秦先生写的《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改革》（以下简称萧文）,一开篇就提出：＂发生在一百一十年前的清末新政,在十一年中,做成了比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多得多的改革事业,从禁鸦片、废科举、发展实业、推行现代教育与法制改革,到立宪政治,社会风气的变化甚至深入到边远的农村。然而,这场大改革以辛亥革命成功而告终＂。     

清末甘肃两当县“换盛隆号”账簿研究

甘肃省两当县现存清末“换盛隆号”账簿一份,录文五万六千余字,内容丰富,记录光绪十一年换盛隆号柜台货物、银钱的赊出与收兑情况,可见在实际经营中换盛隆号所使用的记账方式。同时,账簿具体记载了换盛隆号收购与卖出商品的名称、数量、价格等信息,反映着区域商品价格体系,从商品交换的方式可见换盛隆号的经营模式。依据账簿所载两当县不同区域顾主与商号的赊兑往来情况,文章尝试以换盛隆号为中心分析清末两当县域的乡村市场。     

“五四宪法”诞生记

前奏1953年12月27日晚,一趟专列载着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悄然驶出北京站,向南疾驰而去。专列的目的地是风景宜人的杭州。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第一次到杭州。他到杭州是进行一项重要的工作———起草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事情还得从新中国成立时说起。新中     

清末文献中的广西“绅商”

史学界在研究近代绅商的过程中对“绅商”一词的单指性和分指性产生了不同看法。本文在对研究广西地方绅商时所接触到的一些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绅商”一词的内涵是单指性的,绅与商合流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民国档案视角下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历史价值研究

本文针对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独辟蹊径地依托民国档案这一历史透镜,重新审视其历史价值。文章首先梳理清末地方自治的制度构建、实践困境及其时代根源。核心在于挖掘散见于民国政府文件、学者论著、地方志书及报刊舆论中的相关记载,分析民国各方对清末地方自治实践的观察、评价、经验总结乃至实践延续。通过带有时间距离与后续实践反馈的独特记录,揭示清末地方自治实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起点,在引入西方理念、构建制度雏形、推动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尤为关键的是,清末地方自治制度的框架、遗留矛盾及经验教训深刻形塑了民国地方政治的演变轨迹,成为理解后者不可或缺的前史。该制度移植过程中的深刻教训,能够为认识近代中国国家建设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提供些许借鉴。     

清末广州“佛山轮事件”始末

1908年11月29日夜12时,英国太古洋行轮船“佛山号”正从香港驶往广州。有一名40多岁的中国乘客何与煁睡在货仓中间,葡萄牙水手“生鸡仔”(绰号)前来查验船票时,用脚踢醒他,何惊醒后尚未坐定,“生鸡仔”又一脚踢下,何表示尚未买票,并马上拿出银两购票。“生鸡仔”接连打了何与堪两个耳光,何大呼救命。     

“科举”余绪：清末最后的“杂试”与“朝考”

1905年清廷立停科举后,仍保留了生员考职、优拔贡考试、保送举贡等善后“杂试”,同时与这些考试相对应的有关朝考制度也得到保留。随后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引发了很大的反响与争议,清廷各级决策者以科举的方式推行之,一般士子则依旧视之为旧科举,趋新媒体则批评为科举复盛。凡此种种,均可见在科举立停的新形势下诸杂试所起的替代科举作用,及朝野对于科举制的迷恋,乃至学堂被逐渐科举化的情况。     

有关清末财政问题的两点思考

对于清末财政问题,学界有两种趋向,之一是强调其中的现代性,其实,清末财政投向新政中的现代性固然应该为我们所关注,而时效性方才是评判的根本标准,毕竟史学需要站在当时的情境中予以理解之同情;之二是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清末财政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事实上清末财政并非山穷水尽、无药可救,其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成功逆转的可能,建立在政治史范式之上的否定认知,既不符合史实,也是智慧的缺失,难以为现实提供资鉴,只能使史学日趋边缘化.     

沈家本 清末法律改革第一人

中国古代刑律中酷刑充斥,且以封建礼教为立法思想,轻视法理。清末,列强就以“中国法律野蛮、落后”为借口,无视中国主权实行“领事裁判权”。那么,是谁将中国法律推向近代化？我们来掀开清末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