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欲追风去，甘为汗漫游”——试论陶澍和魏源

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泮,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陶澍事业的成功,有魏源参赞谋划之力;魏源思想的成熟,则有陶澍提携培养之功。     

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的几个问题

18 2 6年的漕粮海运 ,是清朝的首次漕粮海运和道光初政中的重要事件 ,也是陶澍、魏源等人直接参预的重要政治活动 ,因而是研究清代漕运和评价陶澍等人的热点问题之一。然而 ,由于在资料选择上的过于倾向性 ,导致以往学者对此次海运的评价 ,有普遍的拔高之处。本文即就其中三个最重要的观点 :“雇商海运”、“行走与内河无异”以及“较常年河运所省之数甚多”进行批驳 ,指出应正确评价此次漕粮海运 ,并得出了自己的观点。     

湖湘学术开生面,睁眼世界第一人——试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魏源是我国晚清嘉道年间以陶澍为代表的湖南人才群体中的杰出人物。爱国主义是贯穿魏源思想中的一条红线,他在自己爱国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有关爱国主义的理论问题,力图总结传统爱国主义的思想,以适应历史时代的需要,显示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新的历史内容。     

陶澍选婿择媳之法

正陶澍,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元年(1821年)任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道光五年(1825年),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1830年)升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官至宫保尚书、太子少保,道光十九年(1839年)六月卒,谥文毅。陶澍在道光皇帝眼中,是被特别垂青的能臣干吏,为疆臣督抚之中翘楚。据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言,在道光帝的心目中,各地大吏中最得意的大约有四人:一是两江总督陶澍,为政老练宽达;     

道光朝海运图版本源流考

道光六年(1826),清代漕粮首次实施海运,前后过程中产生一批海运图。其中南京图书馆藏《海运全图》更接近时任江苏巡抚陶澍呈送道光帝的海运图原本,并且也更接近胡振馨摹绘的《道光六年海运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江海全图》与英国海道测量局档案馆藏“海运图”则与道光五年陶澍倡导的海、河并运有关,是次年陶澍绘制海图的图源。陶澍海运图基于多个版本的海图绘制而成,是当时北洋海域舆地知识的最新呈现。道光朝海运图的成图背景,客观上是因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之后,北洋海域形成了繁荣的沙船航运业;主观上则是陶澍等人倡导经世致用,在考证古籍的同时,更注重从“实践”中访求海疆舆地知识。     

陶澍研究综述

陶澍(1779-1839)是清代道光朝一代名臣,为官期间创下了不朽的事业,陶澍作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先驱和其前期领袖,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都发生了较大的积极地影响。本文意在对陶澍的研究,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做一文献综述,把握研究动态。     

陶澍与包世臣关系探微

陶澍和包世臣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骨干,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包世臣是陶澍的主要幕僚,他们开始突破“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利商”的思想和政策;并共同设计了对漕运、盐务等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改革,他们所推行的海运、票盐更是改革派的主要成果。同时,他们对当时货币危机的原因、对禁烟运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都有共同的认识,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略论道光朝京师学者的学术交游 ——以魏源和曾国藩为例

道光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社会和学术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此时学者的学术交游不无影响。经世致用成为联结不同学术倾向学者的一个重要纽带,对时政的关注淡化了学者心中的派别意识,学者的学术交游在更广阔的范围展开。然而,这种变化不是对所有学者都适用。魏源和曾国藩有机会却终生没有交集,表现出道光朝京师学者交游的另一历史面貌。经世致用和汉宋调和的时代潮流并没有促成魏源和曾国藩相识相交,迥异之性情和政治立场又构成阻碍二人结交的消极因素。     

论魏源

今年农历三月初一日,是魏源逝世130周年。展阅遗篇,对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崇敬。 魏源早年崇尚程朱理学,后来从汉学家胡承珙学习汉儒家法,从经学家刘逢禄钻研今文经学,与龚自珍、董桂敷切磋古文辞,与姚莹、汤鹏等研讨时务。又长期在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     

魏源《西师》诗考释

魏源作有《西师》诗六首,自注写作时间为“道光十年”。初读此诗以为它是一般咏史之作,了解了魏源曾经参加过平定新疆博巴克之乱的事迹以后,觉得这几首诗不仅记述了当时清军出征的情况,还表露了魏源关心国家统一,加强边防建设的爱国思想,诗的内容很重要。因此将它略加考释,以供研究者参考。     

包世臣与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

雇商海运漕粮,是清代道光年间漕运制度中具有新意的重大变革。包世臣的雇商海运思想虽非首创,却有着更加鲜明的时代特色。雇商海运最终能在道光年间付诸实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化综合发展的产物,更是经世派官僚士子上下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身为幕僚的包世臣为此奔走呼吁,付出了大量努力,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务实精神,开启了道光朝大政改革重视私商力量的先河。包世臣在近代前夜的“海运南漕”改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远超魏源。     

从“包漕”到“告漕”——道光初年“漕弊”整顿进程中苏松士绅力量的演化

从嘉庆时期开始,以生员为主体的漕运诉讼案件在苏松地区频繁发生,即所谓告漕案。道光六年起江苏巡抚陶澍开始对告漕案予以严厉惩处,这一措施遭到学政辛从益的质疑,但得到了道光帝的支持。本文认为,在陶澍清理措施展开前,苏松地区生员一直参与当地漕项征收包揽,并同州县官、漕运运丁共同分享漕项征收浮收的收益。这一时期漕项征收中浮收比率达到1.1:1,其中70%收益由州县官所得,包揽生员所分得的收益不足20%。嘉道年间运河运输成本的增大、旱灾以及道光六年漕粮海运等一系列事件,都对原有的收益分配框架造成了冲击。嘉道年间苏松地区频繁发生的告漕案件,应当理解为生员群体既得利益遭到侵蚀后所作出的反应。在陶澍等的严厉打压下,此后的漕项征收浮收利益分配中,生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漕运利益链中,州县官对生员拥有了支配地位。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     

袁洁及其《出戍诗话》研究

道光年间的袁洁以自己坎坷的西域遣戍经历,成就了一部独特的《出戍诗话》.该著是现存最早而且卷帙最繁的西域诗话作品.诗话详细记录了袁洁一路西行的经历、沿途所遇各种诗人诗事,以及自己的诗学交游.诗话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保留了袁洁个人的西域诗作和大量的友人西域诗作,展示出一幅色彩斑斓的西域诗人群像,其中不少诗作能够从客观上展现出道光年间的西域北疆社会生活史.袁洁半生潦倒,后客死异乡.但他遣戍西域的人生体验与《出戍诗话》的著作,都成为清代西域诗史中的经典.     

龚自珍行迹考补四则

关于龚自珍之行迹,尚可作出几点比较重要的考证:其一,龚自珍的佚文《浚吴松江之碑》作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二十五年间,所写内容与其父龚丽正参与组织的疏浚吴淞江的工程直接相关。其二,道光二年(1822)十月中旬,龚自珍及其友人魏源、陈沆等人曾与朝鲜使文人权复仁进行过比较深入的谈话交流,话题中所涉内容颇广。其三,龚自珍得闻母亲去世是在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自京南归的出发时间是八月十日,目的地首先是其父龚丽正位于上海的官署。其四,《梦游天姥图》上龚自珍的题跋可以为其《补题李秀才增厚梦游天姥图卷尾有序》一诗提供新的编年依据,也拓展了我们对龚自珍家族的认识。     

康熙帝与西方传教士

中国从明朝万历到清朝道光年间,都有西方传教士在北京活动,或在朝廷内作官。在此期间各个皇帝与传教士多少都有些接触,其中以康熙皇帝与他们的接触为最广泛,关系也最密切。     

冯镇峦"涪陵"籍贯质疑

冯镇峦,字远村,约生活于乾隆至道光年间,清代著名小说评点家.其《聊斋》评点,向为论者所重.     

湖湘文化对湖南人才群的影响

旅湘之行,神往已久,除考察网站外,还有两个目的:首先是了一个情结--瞻仰终生景仰的毛主席故居,此愿已足,心旷神怡. 另为解一疑团.湖南古代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地位并不算高,在<中国古代名人词典>中记载的1700多名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名人中,湖南只有23人.可鸦片战争之后,却人才辈出,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左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第一代有被标榜为"中兴名臣"的曾、左、彭、胡和魏源、陶澍等著名思想家;第二代谭嗣同、黄兴、蔡锷、章士钊等人影响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第三代由于共产主义先进思想之武装,更是出现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恒、胡耀邦、王震等政治军事大家和李达、杨昌济、徐特立、谢觉哉等哲学家和教育家.百余年来,众多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集中出现在同一个省份,一定有其深刻的原因.过去读书时看到一些观点:有人说,因为元明时客家人大量迁入,改变了民族结构,提高了人口素质所致;有人说因康雍年间湖南建省,南闱新开,使湖南读书人免涉万水千山赶考之苦,为湖南举子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也有人从新旧学派的斗争中探讨原因.我感到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但同时又觉得没有讲到根本上,没有发掘出导致人才辈出最深远的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陶澍计惩奸诈小人

陶澍（1779—1839）,字子霖,清嘉庆七年（1802）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御史。曾先后调任山西、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布政使和巡抚,后官至两江总督加太子少保,道光皇帝曾亲书“印心石屋”匾赐之。1839年6月病逝于南京。     

魏源《圣武记》的史学价值

魏源的《圣武记》是记载清代军事政治史的著作,十四卷,四十余万字。魏源为写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准备。道光八年(1827),他担任内阁中书候补时,因阅读大量官私文献而熟悉了清代重要史实,“溯回于人力之盛衰,人材风俗消息进退之本末”,奠定了写作基础。鸦片战争中中国被侵略者打败,魏源忧愤交加,“忾然发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圣武记叙》),就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同一月完成并刊行这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