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的“第二层会谈”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为了不让美国国务院参与到中美高层的核心会谈和起草（《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中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精心设计了“三层会谈”：尼克松和周恩来关于中美政治关系的会谈为“第一层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开展“第二层会谈”,而中美双方起草联合公报的会谈为“第三层会谈”。在两国部长级会谈中,富有实质性的讨论是关于在未来积极开展两国人员、文化、贸易等双边交流的问题。     

四方会谈与朝鲜半岛局势

四方会谈与朝鲜半岛局势王乔保今年４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和韩国总统金泳三在济州岛首脑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共同建议朝鲜南北方、美国和中国举行四方会谈,以“启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实现半岛的持久和平。但会谈至今未能举行。对此,国际社会颇为关注。一、朝鲜在...     

尼克松时期中美大使级联络转入政府秘谈始末

正中美大使级会谈从1955年8月开始,至1970年2月结束,历时15年,共136次。会谈虽断断续续地进行,却为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提供了一条沟通政策、试探意图的联络渠道。尼克松时期,中美举行了最后两次大使级会谈,双方在第135次会谈上不约而同地提议举行"高级     

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起步

华沙会谈旧事重提1955年8月1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大使级会谈。1958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从日内瓦移至波兰的华沙举行,从此被称为“华沙会谈”。     

1969年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筹划及流产

1968年11月底,中美双方议定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认为这为其转变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并积极拟定会谈目标、内容和策略。尼克松最终选择了"多听少动"的保守策略,显示了尼克松政府初期对华政策的矛盾性。此次会谈虽因"廖和叔叛逃事件"被取消,但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却为保留中美在华沙的联络渠道、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做了积极的补救工作,显示了美国扩大同中国接触和扩大会谈的强烈愿望。     

关于宋子文斯大林莫斯科会谈 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上)

1945年7月和8月,宋子文曾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两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进行会谈。8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相关协定,并就苏联援华、外蒙古独立等问题换文。这是当时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上的一桩大事。1981年,台湾秦孝仪先生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公布了中苏会谈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电函和第一阶段会谈的记录,对我们研究会谈的具体进程裨益非浅。现将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驻华大使赫尔利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函选译登出,供国内研究人员参考。本组材料不仅反映了两个阶段会谈的具体情况,可补充《初编》第三编的不足,与之互为印证,而且揭示了会谈期间中美之间的频繁接触,在宋子文对会谈的态度、美国对会谈的介入和所起的作用、抗战胜利前夕美苏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争斗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组材料译自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辑第七卷。     

对抗中的方向盘、缓冲器和测试仪:从中国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级会谈

冷战期间,中美进行了长达16年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时代,这是两国进行官方接触的惟一渠道。由于种种原因,两国政府对大使级会谈的态度和做法存在着巨大差异,本文着重回顾中国方面对大使级会谈的看法和做法。会谈之初,中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使双方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由此带动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改善,并引导中美两国朝着建立正常关系的方向发展。1956年以后,中美会谈陷入僵局。1957年12月,美国政府企图降低会谈的级别,遭到中国的抵制,并成为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的重要起因。中美两国避免台海危机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     

华沙会谈与中美对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华沙会谈对中美双方处理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产生了不同的政策影响和作用。会谈虽然有利于中美决策者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会谈使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中国通过华沙会谈调整和改变了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明确了沿海岛屿的政策。     

从拥蒋到反蒋——张学良的“不归路”(之二)

延安会谈使张学良动摇拥蒋立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不是很顺利。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李克农与毛泽东、彭德怀约定会谈日期时,恰逢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在     

艰难曲折的“基乔会谈”

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周恩来和尼克松之间的会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姬鹏飞代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副外长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公报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中美《上海公报》。     

美国学术界对冷战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

冷战期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大使级会谈是中美两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15年的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它对限制和缓和两国紧张关系无疑起到了相     

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实现——兼论1955年前后的中苏关系

在1954年底到1955年初筹备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期间,苏联在国际场合对美国施加压力,加上中国的主动争取,美国终于同意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随后,在实现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过程中,中国同苏联密切配合:首先是希望使会谈同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相呼应,促使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在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时,中国又根据形势调整了会谈策略,试图以缓和的姿态争取同美国讨论台湾局势等问题。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终于得以实现。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相互配合和团结协作,同时也可以看出中苏关系利益的不一致。     

开城工业园背后的朝韩博弈

7月15日,韩国和朝鲜代表就开城工业园区问题举行第三轮工作会谈。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谈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汪精卫上海会谈始末

1926年11月,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接到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联席会议促其回国复职的电报,立即回国,于4月2日到达上海。其时,蒋介石、吴稚晖、李宗仁等正在上海策划反共。闻汪到沪,齐赴汪寓(汪住孔祥熙宅)进行会谈。由于此次会谈是秘密举行的,局外人士很难知其内幕,嗣后书刊谈及这次会谈时,说法不一。董显光所著:《总统(蒋介石)传记》认为,蒋汪在反共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当时的《国闻周报》登出蒋汪会谈的内容较为详细,亦给人以蒋汪已达成反共协议的印象。其后六年,大公报编     

试析约翰逊政府对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策略与意图

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一方面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应对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灵活性的挡箭牌,把中美僵硬对峙的责任推给中国;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开始把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与中国联系的潜在的、有用的渠道,避免两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约翰逊政府与尼克松政府对会谈的不同立场,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美关系是由美国对华政策决定的,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唐树备：我与“汪辜会谈”（下）——纪念“汪辜会谈”20周年

“汪辜会谈”一个多月后,李登辉提出加入联合国 虽然“汪辜会谈”迈出了两岸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会谈结束后一个多月,即1993年6月,李登辉就提出要加入联合国。大陆方面对此当然坚决反对,随后两岸之间展开了外交上的重大较量。     

"汪辜会谈"的成因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1993年 4月 2 7— 2 9日 ,海峡两岸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汪辜会谈” ,这是两岸隔绝 4 0多年首次公开高层商谈。 1 989— 1 993年中美关系的新变化和台湾问题的凸显 ,是“汪辜会谈”实现的重要背景 ,此外 ,通过政治谈判实现统一逐渐成为共识、台湾当局的现实政治需要及两岸经贸的长足发展都使“汪辜会谈”的实现呈现出不可扭转的趋势。在“汪辜会谈”的预备性磋商中 ,“一个中国”原则如何表述成为双方商谈的焦点。对于海峡两岸的新变化———“汪辜会谈” ,美国的态度是谨慎而模糊的 ,这反映了美国在此地区的利益。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态度 ,实质上是既承认口头上的“一个中国”的原则 ,又不愿意接受两岸事实上的“统一” ,以保持两岸军事政治平衡为手段 ,维持海峡两岸“分治”的局面。     

王国权与“文革”前的中美会谈

在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互不了解的情况下,“文革”前的中美会谈是相互直接接触、相互了解和表明各自立场观点的惟一渠道。中美会谈持续15年,谈判136次,时间之长,次数之多,交锋之激烈,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王国权于1964年出任中美华沙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与美国大使周旋,维护中国的利益,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收获也有遗憾。     

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实录

正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了历史性的秘密会谈。这次会谈,既有偶然性,又有历史必然性。寻找会谈机会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联领导集团内的一些强硬派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舆论,沿中苏边境部署重兵,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经常举行大举袭击我国的军事演习,中苏关系十分紧张。     

蒋经国与斯大林秘密会谈实录

1945年底和1946年初蒋经国短时期内先后两次秘密与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会谈。这两次会谈是在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后,中、苏之间举行的最高层次的接触。蒋、斯两次会谈充分反映了解放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苏联以及中国共产党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