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明朝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进程中对云南的军事移民

明朝在统一云南、巩固西南边疆的进程中,始终贯彻军事征战、卫所设置与屯田镇戍相结合的治滇方略,从而导致云南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移民运动。本文整体考察了明朝各个时期对云南进行的军事移民的原因、规模、组织形式及入口数量等问题,探讨了大规模的军事移民在维护西南边疆的统一、稳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本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国民政府较重视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进行治理,曾组织较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成立若干边政机构,重视发展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与教育。其治理观念与政策既有超越前代之处,也有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西南边疆乌蛮源流考释

乌蛮在西南边疆民族发展中的地位极为重要,上承氐羌系统的昆明、叟等民族,下启现代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各民族,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民族群体。乌蛮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期西南边疆民族的分化与融合。     

元代汉族人移民西南边疆考论

汉族人口大量迁入西南边疆,成为西南地区的独立民族是在元代。元时汉人以自由性迁徙与非自由性迁徙两种方式进入西南边疆,自由性迁徙即躲避战乱的关中、江淮流民;非自由性迁徙即军事镇戍、诸王出镇、为官出仕等政府行为移民。元代汉族人口南迁规模庞大、范围广,数量接近百万,对西南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西南边疆经略中的粮饷供应问题

明朝统一云南初期、三征麓川以及抗击缅甸入侵,是明代西南边疆经略的重要时期。三个时期的粮饷供应呈现出多元化特点。在供应内容上,明朝统一云南初期和三征麓川时期以供应粮食为主,抗击缅甸入侵时期除了向募兵供应月粮,还要供应饷银。在供应方式上,同一时期有多种供应方式,不同时期供应方式有变化,且各有侧重。粮饷供应对明朝西南边疆经略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民国时期边疆政区的内地化——以磴口设县为例

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所辖磴口县位于河套平原西部,地处西北农牧交错带,清代属阿拉善王爷的封地。由于该地便利的沿黄灌溉和黄河水运条件,晚清以来天主教会以此地为中心,通过开垦土地、修建灌渠、招徕陕甘等地汉族贫苦农民等方式,在磴口地区建立起天主教社会。发展至民国时期,伴随着汉族移民逐渐聚集,甘肃省及由甘肃分出的宁夏省都试图延续清政府“蒙人归旗、汉人归县”的以属人管理为原则的政策,将政治势力伸展至磴口,并建立县治。在磴口地区行政区划设置中的政治角逐和利权争夺,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边疆政策;另一方面体现了边疆地区不同人群、不同立场的各种势力对政区设置的影响。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与历朝治边

西南边疆汉族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过程。元代以前,迁入西南边疆的移民逐渐被原有民族融合,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元代后外来移民大量进入,融合原有民族人口形成西南边疆汉族群体,其作用和地位明显增强。对于西南边疆的外来移民和西南边疆汉族及其演变发展的情形,历朝都十分重视并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并以此为制定治策的重要依据。     

20世纪上半叶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南边疆危机严重等原因,曾出现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热潮。调查分为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学术团体的调查和个人的调查三类。过去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学术团体与学者的西南少数民族调查做过介绍,但对民国政府组织的官方调查却没有人进行过研究,有关调查资料亦未得到合理的整理利用。本文收集相关档案史料,就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的背景、调查情况和成果做初步研究,分析调查的成绩与不足。     

明代云南边区土司与西南边疆的变迁

洪武二十一年(1388)始,明政府在今云南边境以外的缅甸大部以及泰国、老挝北部设置了11个宣慰司、1个宣抚司、1个安抚司、6个长官司、1个土府.这些边区土司的设立将相关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统治范围,拓展了中国的西南边疆.这些土司,在设置的历史条件、制度内涵、实施管理方面,均与内地土司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是导致明嘉靖以后边区土司体系崩溃、西南边疆萎缩的重要原因.     

明初铁岭卫事件再考察——兼论明朝的东北边疆观及其反作用

明初的铁岭卫事件是学界讨论已久的事件。其争鸣的焦点主要是铁岭卫初设地的位置何在。目前最新观点是"辽东奉集县旧铁岭城初设位置及非移动"说。此前的诸多观点,皆有可疑之处。明朝设置铁岭卫是为了明确与高丽以鸭绿江为界的初衷。但因明、丽双方"误会"叠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这是由于除偶然因素外,双方还于事前缺乏信任,以及在疆土所有意识上存在反差。事实上,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基于传统"天下"思想的"包容"性的东北边疆观,在铁岭卫事件中有直接的体现,也成为历史上中朝疆界形成的一个重要根源。     

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

本文对明清时期的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迁徙进行了探讨。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刀耕火种游耕生产方式、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瑶族被迫从湖南及湘粤桂边界大规模向西南边疆及东南亚一带迁徙,并由此而引起瑶族人口和其文化中心的转移,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瑶族亦由此而成为跨境民族。     

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

本文认为麓川势力兴起与元朝边疆开拓、征缅战争和元末边疆控制减弱有密切关系。元代以前活动于西南边疆的傣族的先民金齿、白夷内部互不统属、部落林立、名称繁杂。元朝的边疆开拓使金齿地区的军事、交通、政治、外交等重要战略地位凸显出来,成为元朝统治者重点经略的边疆地区。征缅战争成为麓川势力兴起的条件。战后元朝对西南边疆的政治、军事控制减弱,云南内部元、段“分域构隙”,麓川思可法势力乘隙兴起坐大,成为金齿地区前所未有的强大部族,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     

哈密国"三立三绝"与明朝对土鲁番的政策

明朝前期的哈密地区哈密国与哈密卫二制并存。由于土鲁番与哈密国国力强弱悬殊、明朝在哈密卫尚未驻军与当地无险可守、哈密国与哈密卫远离内地及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难以救援、明朝对土鲁番政策有失误尤其土鲁番的一再入侵等,致使哈密国“三立三绝”与哈密卫徙址。土鲁番之所以敢于“三绝”哈密国,从根本上看,与明朝严加防御北元、对边疆其他各族推行“抚绥”的安边思想与政策有关。若究明朝对土鲁番政策实质,无疑在于“羁縻”了。     

战国秦汉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初探

文章主要对战国秦汉时期西南边疆思想的区域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南边疆开发的战略思想、经济思想和人才思想均表现出有别于其他地区的区域特征。在战国秦汉时期边疆开拓的战略思想和整体布局中,西南边疆虽然处于从属地位,开发实践中表现出一定的应急性和随意性,但开发成就显著,这与西南边疆开发策略思想的正确和实施的有效性有密切关系。北南向协济的区域经济思想和以西南本土籍巴蜀人治理西南边疆的人才思想指导下所确定的开发方略和治边措施,就是充分依托战国以来200余年西南北部巴蜀的开发成就和资源,进行西南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     

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

本认为蒙元统治“华夷有别”与“内华夏、外夷狄”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为获取边疆的赋税与矿产品,蒙元在西南边疆积极开拓与系统经营,并取得明显成效,为明清在西南边疆施行全面统治奠定了基础。但蒙元对全面开发西南边疆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还缺乏认识,这是蒙元的经营与明清的开发昕不同的。     

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研究综述

<正>民国时期,强邻环伺,边疆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激发起国人对边疆问题的研究与关注,推动了边疆考察与著述风气的兴盛。西南边疆作为中国边疆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众多高校云集西南,学人汇集边疆地区,西南边疆问题的研究盛极一时,学人们留下了许多价值重大的著述。长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的种种原因,民国史研究是学术界和文化圈的薄弱环节,而中国边疆研究的     

新世纪以来当代云南边疆问题研究述评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及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的境外人口非法流入、毒品走私与艾滋病蔓延、宗教渗透、跨界民族、跨国婚姻、环境保护与生态恶化、"一带一路"与周边区域安全、地缘战略等诸多涉及边疆安全、稳定及其发展的相关问题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纷纷从民族学与人类学、历史学、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生态环境学、宗教学、社会学、管理学、禁毒学等多学科或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理论性与应用性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当代云南边疆研究以问题为导向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     

清朝前期(1662—1765)的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

清前期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维护西南边疆的和平稳定出发 ,这一时期清政府奉行了以安边保疆为核心 ,容许双方较自由的贸易 ,妥善处理西南边疆问题和对缅关系 ,在适当的时机将缅甸纳入清朝的藩属体系的对缅政策。并在缅甸内乱时期严格保持了中立。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友善的政策。虽然这种政策在后期的执行中偏向软弱 ,但总的说来 ,对西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 ,对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有着积极作用 ,值得肯定。     

试论宋朝的羁縻州管理

本文比较了唐宋两朝时羁席州管理的同异,认为宋朝羁腐州的管理总体上趋向于灵活和宽松,其原因主要与宋朝一贯的文治政策有关。指出：宽松的羁廉政策,虽然在客观上对稳定边疆社会、发展边疆经济有一定好处,但宽松过度,却又使宋朝丧失了沿边羁康地区的边防藩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