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清学史推进的多重空间——《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开放出的新视域

新时期清学史研究除史料搜集整理外也必须建立在视野扩张和方法更新的基础上。《清代儒家礼教主义的兴起》一书,在批判20世纪清学史研究基础上,以清代儒家礼教主义运动及考据学派兴起两大研究旨趣,运用问题导向性研究思路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跨学科综合方法,对清初与乾嘉两个时期考据学之别的揭示,清学史话语体系的解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古典考据学中西比较,清代宗族建构特点、动力及所引起的有关祭祀、祠堂制度、古代宗法制争论与儒家礼教主义关联之阐发,为清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域。儒家礼教主义作为古代中国治理的重要组成内容,参与整个中华帝国建构。清代儒家礼教主义事关帝国统治全局,考据学兴起只是其学术推进的一个方面。它不仅是清初满汉矛盾中区别汉人与满人的文化符号,更参与到满汉交融的制度建构,是满人汉化及"满汉交融"背后的制度"利器",不仅促进清代考据学派兴起,也影响到理学在清代转向。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

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一直趋于两个极端,一种观点认为考据学只具有寻究古典文献来源的技术含义,没有什么"思想性",另一种观点则极力论证清代考据学具有不同于宋明儒学的新"义理",并不缺乏"经世"意义。更有甚者,考据学被认为是最具有"准科学"性质的学问,与西方近代学术传统可以构成对话关系。本文拟对以往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以分析其利弊得失。     

清代驻守新疆“侍卫”职任考述

<正>清代,侍卫亦称之为"辖"或"虾"(满语"hiya"之音译),1属武职京官,统归"领侍卫内大臣处"2(满语"hiya kadalara dorgi amba i ba")管辖。除在京城被"用备随侍宿卫"之外,亦常奉命效力于军前或驻防于边疆地方。截止目前,学界关于清代侍卫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一些成果,3但研究主要集中在侍卫制度和侍卫的政治作用两方面,对侍卫群体本身的关注尚不充分。关于清代驻守新疆侍卫的研究,仅见鲁靖康《清代侍卫新疆史迹考——以〈清实录〉为中心》4     

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一代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描绘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但当此风气最盛之时,也有少数文人如姚鼐、钱载等,逆此潮流斥考据学搜残举碎,不讲义理。但其时批评考据学最早的、文字最多的、内容最深刻的,要数诗人袁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场辩论中,袁枚的文字最中考据学之弊端,也最偏激;颇说理,也颇意气;讨厌考据,却与考据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考据家交往,却有每每加以挖苦嘲弄;嘲弄考据家,却又因自己文章中史实有误,反被嘲弄;虽一生反对考据,而考据家又常常劝其从事考据。因此,这位     

清代学术流变浅解

代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是最辉煌璀璨的一个时期。先是明清之际"穷经以求道"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后来成只"穷经"不"求道"的乾嘉考据学;待到清朝统治日趋陷于危机之时,汉宋学之争被"汉宋兼采"之学所取代;最后,鸦片战争前夕,具有经世色彩的今文经学被时代呼唤,开始匡时救世之举。清代学术其流变,真可谓是异彩纷呈。     

论崔述的考据学与清代汉学之关系

在清代乾嘉时期,儒家经学主流以“汉学”标榜,极一时之盛。与此同时,北方大名出现了一位与外界不通声气的考据学家崔述（1740－1816年）。①尽管崔述本人从未与汉学家认同,然而当代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史时,却称他为研究清代考据学之典型人物（anidealcanddate）。①究竟崔述的经史考证能否体现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在治学的取径和方法上,崔述与汉学家又有何异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崔述之学与清代汉学的关系加以分析和比较,以确定崔述的考据学在清代儒学史上的地位。对于“汉学”的定义,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     

越南使臣与清代中越宗藩秩序

以朝贡为载体的清代中越宗藩关系,自清初康熙六年恢复确立至光绪十一年法吞蚀越南,历时200余年而终结。期间,作为朝贡国的越南,虽在形式上对中国清朝恭行事大之礼,而实际却为取得对清关系的主动、平等以及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而推行"内帝外臣"的邦交之道。因此每逢贡期,都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尤其对入清使臣的物色,更是精心挑选。那些肩负着两国邦交使命、深谙中国儒家文化精髓的越南使臣,为不辱使命,妥善处理与强大邻国清朝的关系,以为本国政权的巩固和安全提供保护,往往在遵循既存宗藩朝贡体制的前提下,为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而煞费苦心。他们为整个清代中越双边关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读书当论道”还是“唯其真而已”?——清儒关于伪《古文尚书》废立的争论及困境

清儒关于《古文尚书》的争论大体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主题,一为"真伪",一为"废立"。现代的研究者站在"文献学"或"史学"的立场,需要关心者只涉及"真伪"问题。但对清代的儒者而言,"真伪"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古文尚书》在儒学系统中的价值,因为在这个考据层面之上,还牵涉一层义理的问题。清儒大体公认《古文》虽伪却义理纯美,因此应当如何在考据与义理两边取舍——或以"伪"而废,或以"正"而立,成为他们长期争论的一个难题。"义理"基本已经淡出现代学术的关怀,惟其如此,如果能够将现代"史学"或"文献学"的回溯逻辑暂搁一旁,转而深入清儒因"义理"而来的关于《古文》"废立"的困境,那么通过这场伪《书》废立的争论所折射出的清代汉学(考据学)的思想史意义,也许就不再是其作为现代学术的源头活水,反而是它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巨大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