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中国与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叻报》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819—1912)

论文分析阐述了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认为1819—1912年间,新加坡华人族群的身份认同,受到居住地、与西方文化和南洋土著族群的互动及对中国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认知等因素的影响。其中,有关中国的认知对新加坡华人族群身份认同的嬗变具有决定性作用。甲午战争后,新加坡华人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和文化的质疑和反思。辛亥革命后,新加坡华人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转变。新加坡华人族群再也不是过去唯唯诺诺的大清"臣民",他们开始基于自身主体利益的考量,大胆地向中国政治说"不"。这表明,新加坡华人族群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一个不可逆过程。     

监护制下加拿大印第安人的臣民地位与英国认同(1867-1945)

1867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后到二战时期,印第安人被英国置于监护制之下,在法律上成为没有公民地位、权利被限制和被剥夺的臣民。尽管如此,印第安人对英国依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效忠,积极以志愿者身份参加英国海外战争。这种被殖民者对殖民者抱以一定程度效忠的特殊历史现象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在相当程度上,印第安人与英国殖民者密切的经贸往来、英国殖民者的怀柔政策、印第安人对英国殖民者的依赖以及反美背景下双方的准同盟关系,是这一历史现象的主因。印第安人的尚武传统、贫困以及自我民族意识薄弱也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以山西省阳城县为考察中心

"丁戊奇荒"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历来备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成果硕硕,多以高屋建瓴的方式把握整体,鲜少微观考察,更缺乏对灾荒中身处社会底层的个体生命的关注。因此,如何将其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理论创获,是"丁戊奇荒"研究的新课题。以留存在山西省阳城县乡间社会的、记载"丁戊奇荒"的民间碑刻为研究材料,以灾民的身体侵害变故以及遭遇变故后民众的身体伦理变化为考察对象,着力将灾民的身体重新放入其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土壤之中,关注身体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了更加深刻地呈现这种变动,进一步引入叙事理论,就灾荒与叙事等理论核心要素之相互关系开展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实现从灾荒叙事向身体叙事视角的转换。     

美国国家公园建构与印第安人命运变迁——以黄石国家公园为中心(1872—1930)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西部探险与开发的不断深入,黄石地区的自然景观开始引起美国社会的关注。在一批社会精英的推动下,黄石国家公园得以建立。在这些社会精英看来,被保护为黄石公园的土地是无人定居的荒野,但实际上,那是千百年来印第安人繁衍生息的家园。《黄石公园法》确立了保护自然资源与发展旅游的公园管理目标,但印第安人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对此构成了严重挑战。于是,印第安人被视为黄石公园的威胁而遭到驱逐。然而,为了迎合游客将国家公园视为边疆荒野的想象,公园管理者和旅游开发商将印第安人塑造成了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从而促成了印第安人在国家公园的"回归"。印第安人在美国国家公园运动中的遭遇,是美国征服印第安人政策在自然资源利用领域中的延续,反映了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中非正义的一面。     

妙峰山庙会的视觉表达——以甘博照片为中心的考察(1924-1927)

美国社会学家甘博曾组织学者三次前往妙峰山进行庙会调查,借助现代技术拍摄了121张照片。相较于文人笔记、风俗画等传统民俗文献侧重于勾勒妙峰山作为"风景"的文化内涵,这批老照片作为连续性的、叠写式的"视觉集合"更加突出香会、香客以及商贩等民俗主体的仪式实践和文化互动,纪实而系统地运用视觉表达手法再现了中国庙会的宗教性、娱乐性与商业性,也反映了西方学者甘博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多元化凝视。通过视觉图像、调查研究和身体经验的彼此联结,甘博拍摄的妙峰山照片为重构妙峰山庙会的历史文化图景增添了一个现代性的技术视角,并与顾颉刚等人的文字书写形成对照,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多感官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可能性。     

“牛缰绳”与“帝国主义”:朝鲜战争的中国乡村映像(1950-1953)——以山东郯城县相关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朝鲜战争爆发后,陌生的朝鲜、强大的美国和恐怖的战争、不知不解的抗美援朝,构成了中国乡村百姓的基本认知反应。由于抗美援朝宣传与动员参军一起来到乡村,在乡村百姓的认知所及,就形成了"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动参=战争"的连环公式,这一公式在现实中落实为乡村百姓对战争的排斥与恐惧。于是,乡村百姓基于生存本能的认知与行动选择,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强势渗透与现实工作技术调整,乡村干部在完成上级任务中的上下周旋与小动作,乡村传统逻辑对国家权力的肢解与扭曲,等等,勾勒出朝鲜战争期间动参运动的乡村万象。在此过程中,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既呈现为相互的博弈,又呈现为彼此的妥协,其结果绝非或"堂皇"或"灰暗"的简单线条,而是台前加幕后的多重历史映像。     

战后自由主义者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1945—1949)——以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为中心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民族复兴的重要时代机遇,自由主义者以"中间道路"相号召,形成了不同于国共两党的民族复兴的蓝图设计。本文以自由主义政论期刊对中共的评价为切入点,从分析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路线、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现行政策及其政绩三方面展现自由主义期刊中的中共形象,并以此为视角,从一个侧面彰显和印证自由主义者特有的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     

美国传统工业大州“去工业化”(1950—1990)——以宾夕法尼亚州为中心的考察

宾夕法尼亚州的"去工业化"是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双重调整的缩影,有其典型意义和独特的研究价值。在调整过程中,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积极应对,并与企业界紧密合作,成功地促成产业转型与制造业内部的升级换代,形成了新的增长模式,高技术和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跃居主导地位,区域经济进入良性循环。与之相适应,城市的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城市被大都市区取代,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体现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态势。     

“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构成分析——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四清"运动中,约有300万人次的工作队员赴乡村参加了这场运动。"四清"工作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以各级干部、高校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为主。工作队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指导精神,对"四清"运动影响深远。对"四清"工作队人员构成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     

从“神话与历史”到“神话历史”——以20世纪“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演变为考察中心

"神话"进入中国学界后始终与"历史"相形相生。顾颉刚受民俗学的启发提出"疑古"口号,倡导多角度审视"神话"的独特性质,然"古史辨"极端派却将"神话"与"历史"完全剥离;钱穆、徐旭生等历史学家驳斥其"妄肆疑辨",认为神话传说中自有历史真实的因子;陈梦家、张光直等考古学家将神话学理论用于古史研究并取得新的进展。随着"神话历史"理论的提出,"神话"与"历史"经历了对立、交集、融合的百年发展,最终走向同一。     

滨海垦殖与吴中鹤类追求的演变——以“绿足龟文”的鹤类形象为中心

因陆机而名,华亭鹤承载着高洁品质。由唐至明,吴中士大夫赞其为尤物并塑造出绿足龟文的独特形象形容其珍贵。这些美誉与华亭优美自然的水生态系统相关。与此同时,在华亭鹤主要越冬地——下沙一带,人类活动加强,华亭被逐步开垦。到南宋时期,鹤的生存空间逐日缩减。元代以后,海盐资源减少,人们滨海植棉,手工业和轻工业日益发达,以至明末,华亭鹤踪迹罕见。然而,士大夫对具有清形仙质的鹤类追求未变。此时,与神仙密切相关的吕四鹤走进了士大夫的视野,绿足龟文也就成了它的形象特征。     

清代安庆方志中的“忠节”书写及其演变——以抗清殉节者的“忠节”书写为中心

清代安庆方志的"忠节"书写对象,包括鼎革之际的各种"忠节"者,尤其抗清殉节者。清代安庆方志中"忠节"书写的不断变化,体现了满清政权为重构易代之际历史,重建伦理道德秩序,以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而逐步调整针对抗清殉节者的旌表政策,最终采用以"教化"而"去政治化"的历史书写范式的过程。当然,体现清廷意志的国家话语贯彻到方志书写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与凸显地方意识的地方话语产生纠缠甚至争夺,并最终在"教化"的层面上趋向了一致。     

慕容农与后燕兴衰——以“列入集团”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从慕容农的个人沉浮入手,重新审视後燕复国运动。後燕复国运动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慕容垂及其子侄们的个人壮举,实则在复国大旗下存在着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河南是丁零翟斌领导的“新安集团”,在河北是慕容农领导的“列入集团”。在复国运动初期,慕容农作为慕容氏之代表整合黄河以北的故燕势力,缔造了“列人集团”,这支势力是他赫赫武功的基石。慕容垂为了巩固太子的地位,在西征与北伐的掩护下密谋瓦解“列入集团”,这也正是慕容农末年境遇悲凉的原因。在君位传承与政治集团两大因素的作用下,後燕政权在内斗中丧失了支柱力量,进而丧失了华北,盘踞於龙城一隅,最终走向灭亡。     

政治符号与形象塑造:“七一”纪念的考察研究(1936-1945年)

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建党伊始便十分重视自身形象塑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七一”纪念作为党的形象塑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突出、特色鲜明的纪念活动,充分发挥了“七一”纪念活动唤醒集体记忆、传播主流价值、增强认同感与归属感的重要功能。实践证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七一”纪念活动进行的政治动员和政治表达,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树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从非语言交际看日本人的“和”意识——以身势语为中心

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交际工具、思想感情载体的并不仅是单纯的口头语言.在异民族文化中,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是不同的.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领域以及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身势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日本人日常交际中的身势语,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非语言交际看日本人的“和”意识——以身势语为中心

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当交际工具、思想感情载体的并不仅是单纯的口头语言。在异民族文化中,非语言因素在交际中发挥作用的程度、范围、方式是不同的。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际语言学等领域以及实际的外语教学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身势语是非语言交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分析日本人日常交际中的身势语,对于理解日本人的民族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新地吏”与“为吏之道”——以出土秦简为中心的考察

"新地吏"是指秦统一战争中新占领地区的官吏。从秦原有统辖地区选派新地吏是秦利用固有官吏进行地方政权建设的一项制度,既有稳定地方的积极一面,也有造成官民矛盾的消极一面。随着新地政权的巩固,推测此类新地吏将逐渐减少,选用本地人为吏则相应增多。秦虽高度重视对新地的统治,但过多的编制和严格的任命规定,往往使新地出现"缺吏"现象。为统一官吏的思想观念,也为了弥补吏员数量的不足,"为吏之道"等训吏教材从道德修养方面对官吏提出要求。但实际上,律令的执行情况才是衡量官吏品德的根本标准。一旦律令贯彻不利,就有可能导致法治的反复强化,进而衍生出暴政。这在秦推行文化整合的过程中有其突出的表现。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研究——以北京市为中心的考察

在全社会开展拥军优属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和优良传统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党和政府将拥军优属纳入抗美援朝运动范畴,并在春节、八一建军节等节庆期间持续组织相关活动。其中,北京市于1951年、1952年、1953年春节期间,密集开展了宣传动员、实物慰问、军民联欢、寄送慰问信、慰劳伤病员、组织赴朝慰问团等一系列拥军优属工作。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春节”拥军优属运动的蓬勃开展,对于鼓舞志愿军指战员士气,丰富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性的形式和内涵,解决烈属、军属的生活困难,提升社会优抚工作质量,巩固军民关系等具有重要作用。     

论清代“苗疆缺”的演变——以贵州省所属文官为中心

"苗疆缺",是清朝为加强边疆治理,在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的官缺。这是集选任方式、历俸办法与升转规则为一体的选任制度,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就贵州省而言,康熙中期,经科道、督抚奏请,订立在外调补和三年即升之例,苗疆缺初步创设。后因朝廷用人理念变化,制度被迫中止,然不久即于雍正中期重新订立,并分为三年即升和五年即升,苗疆缺正式订立。迨乾隆中期,为区别苗疆形势,再次延长历俸时间,改优升为久任,苗疆缺最终定制。这是清代人事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朝廷对边疆地区的重视,对边疆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制度实践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久任之期相距较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