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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先后起用吴国桢和陈诚对台湾省政府和行政院进行改组。但陈吴二人改组伊始即生嫌隙,改组后的省、院又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冲突。国民党政权原本的政治常态是行政院向地方省政府发布命令,省主席对行政院负责。但退台初期的省院纷争却颇有例外,可谓"异态"。本文梳理国民党政权在退台初期"一岛两府"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与吴国桢、陈诚之间围绕省政府与行政院的人事、职权等问题的互动博弈。在考察蒋介石处理省院纷争之决策经纬和心路历程的同时,探讨政治设计、执政理念、人物个性等因素对当时省院关系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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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实行改组,撤销军事委员会,成立国防部。此次改组堪称国民党政权军事中枢权力的全面重组。以往的研究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并未注意到改组过程中军队派系之间的幕后权力运作,而这次重组对于整个国民党政权乃至日后的国共内战均有重要影响。改组过程中固然标榜所谓"新制度""新观念",但蒋介石依旧牢牢把持军令大权。陈诚作为主持其事者,忠实执行蒋之旨意,并遍插亲信,把持要害部门。整个国防部权力架构未及运行,就处于畸形状态。改组前后的相关单位对于转型时期的职责任务不甚明了,未能做到分层负责,顽疾仍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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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后,不顾中共与民盟的抵制,于1947年拉拢民社党与青年党两"友党"进行政府改组,组成多党联合执政。民、青两党试图利用此次机会积极参与政治。青年党要求甚多,民社党意见分歧。蒋介石面对政党杯葛,为迅速完成政府改组,被迫多方沟通,妥协退让。国民党虽完成了改组,并继续占据政府主体地位,却不得不分身处理复杂的政党关系。政府改组加剧了国民党内外政党纷争,政局更为不稳,国民党政府进一步走向虚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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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国民政府完成改组后,蒋介石急切举行"行宪国大"代表选举。由于缺乏必要的民主政治条件,选举中产生了诸多纠纷。一是选举筹备中与民、青二党的名额划分,二是代表选举中的舞弊混乱,三是"行宪国大"召开时国民党签署代表不肯退让的难题。蒋介石游离于党纪与国法之间,试图加强对选举的控制,却无力劝说民、青二党顾全大局,无法压制党内反弹,政党内外裂痕扩大,选举不良习气在国民党内快速发酵,加速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溃。事后,蒋介石对国大选举的教训进行了反思,意识到党的建设是一切政治建设之根本。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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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成立后,汪精卫在推进党军体制、强化权力的过程中,与蒋介石产生越来越尖锐的摩擦,直至1926年发生"三二〇"事件。事件后至8月下旬北伐军击败湖南境内吴佩孚势力期间,蒋介石大力更动党军体制。体制的变易,既是党军、文武两对主从关系变化的结果,又强化着军主党从和武主文从。体制的变更表明:虽历经改组,国民党依然受制于各军事实力派;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仍旧带有深厚的宗法派系的烙印。尽管体制更易,改组后党治为表的大势却不可逆转。从短期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军人地位的上升,迎合了战争时代的要求,对北伐及定都南京有不小的正面价值。但从长期看,不能不说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烙印太深,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型并不成功,这给党政军的未来命运埋下了重大隐患。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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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2日,张治中收到蒋介石“于长沙如失陷时,务将全市焚毁”的“文侍参电”,随即令酆悌进行焚城准备。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内突发大火并延烧数日之久。大火发生后,蒋介石为平息社会愤慨、抚慰人心,与俞飞鹏、陈诚、张治中等会商善后办法,进行罪责定调而非真相调查,迅即组织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治中革职留任善后。虽有公开审判,但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内心关于大火罪责另有认定。国民党官方统一定调长沙大火罪责,后虽经高一涵专门调查,但仅为此前定调的注脚,且均未言及蒋介石的“文侍参电”。国民党内各方势力关于大火罪责的博弈与合力,被情感因素主导无法真正底定人心,真相竟成疑案。国民党当局定调大火罪责,于此能观其政治运行逻辑及其主观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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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蒋介石日记解读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1946年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采取内阁制,实权在行政院,总统虽位居元首,但只是"虚位".蒋介石追求实际权力,对"虚位"不感兴趣,曾拟退出竞选,推荐胡适参选总统,自己改任参谋总长或行政院长,从而改变政府形象,赢取美国好感,以利于争取美援.蒋的提议受到国民党高层的普遍反对,以增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办法扩大总统权力,蒋介石遂接受提名,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此举与美国政府的期望相反,国民党政权仍然是"独裁的政权",司徒雷登批评蒋介石"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国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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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898-1976),吴国桢(1903-1984)。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两个人物,人们(特别是大陆)熟悉的是前者而非后者。但这两位,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是指两位是少年朋友,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俩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自然不用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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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的22年间,派系斗争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派系政治被称为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的特色。近年来,对于国民党派系斗争问题的研究,人们注意较多的,往往是派系纷争对国民党统治所造成的弱化效应;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国民党派系斗争对大革命失败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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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抗日战争爆发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进行了初步探讨。内政方面,他主张国家统一,实行中央集权的“开明专制”;外交方面,他在主张对日妥协的同时,积极主张对苏复交。其内政外交主张得到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权的赏识,他也因此得到了重用,先后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投身实际的政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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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撤退台湾之际,为取悦美国,蒋介石重用吴国桢、孙立人,但对其缺乏充分信任。1953—1955年,美台关系在形式上更为稳固,而蒋美之间的某些矛盾在暗中发酵。在台湾政治经济基础初定之下,蒋对美援患得患失心态渐有改变,亦不愿对吴、孙继续容忍下去。吴与孙的失势意味着威权体制的强化,同时也是美蒋矛盾的体现,是蒋介石对美国底线的试探。台美并非单方面的需要关系,美国不能放弃台湾。在这场博弈中,尽管蒋最终成为胜者,但两案毕竟关涉重大,此间,蒋曾经历艰难心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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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档案》2015,(4)
国民党改组后,以革命话语整合社会资源,动员民众参与革命并最终取得执政地位。执政后的国民党,一改往日激进的民众动员政策,竭力淡化民众运动的政治色彩,相继出台各种政策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监督。国民党执政前后民众政策发生如此变化,一方面是由于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其追求的执政目标业已实现,作为革命工具的民众动员已经失去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稳定政权和控制社会遂成为其执政后首要考虑的问题,故而其民众政策必然要作出相应调整,民众运动被禁止,民众团体受控制。此种变化,改变了国民党改组初期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代动员型政党的性质,囿于自身阶级基础的局限,变身为权威主义下的既得利益群体控制型政党亦势所必然,在多重因素叠加影响下,国民党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力越大,社会对此"弱势权威政党"的反作用力和离心力就越强,最终导致国民党专制体制下"民众疏离"和"民心流失"结果的出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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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总统职务的暂时解除并不意味其政治身份和政治形象的解除。从蒋介石引退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不论是宋美龄,还是国民党内的桂系、谋和派,抑或是国际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着不同的目的,或明或暗地考量并谋划着蒋介石的出处:出国,甚至流亡。蒋介石的个人出处问题不仅关涉国民党的分合,还会增加中国政治走向的变数,甚而关切亚洲的冷战形势。蒋介石也在或秘密或公开谋划和安排着自身的出处问题。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