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悖论:20世纪40年代甘肃乡镇保长民选及其异化

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民国保甲诉讼与甘肃乡镇保长的角色游移

20世纪30年代的甘肃乡村社会,战乱与贫困相依相存。抗战时期繁苛的兵役田赋不断压榨着民众的生存资本。乡镇保长作为国家行政体系的最基层,在征粮纳赋中首当其冲,民众与乡镇保长的关系势难缓冲,呈讼案件迭出不穷。甘肃省、县政府在迫切需要乡镇保长完成上级任务的情境下,亦不得不对拥有地方人脉资源的乡镇保长多加拉拢。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保甲制度的推行,打破了乡村社会既有的权力平衡,国家行政体系与乡村势力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碰撞与交融。传统的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异,乡村士绅阶层出现分流,一部分退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一部分不得不与地方豪绅沆瀣一气,更有一部分地痞流氓乘隙而入,充当了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相互融通的工具。     

进退失据: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甘肃壮丁兵役问题研究

民国保甲制度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重构于20世纪40年代,绵延不绝的战争始终与其风雨同行。抗战爆发后,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而乡镇保甲长迫于各种压力,亦采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来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但抗战的正义性并未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乡镇保甲长在征兵过程中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民国时期频繁的保甲诉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镇保甲长群体的劣化及普通民众对乡镇保甲长的极端不信任。追寻民国乡镇保甲长备受诟病的历史内因,则不难发现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连年的战争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国情。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甘南藏区保甲制度之推行

20世纪40年代初,甘肃省政府开始将保甲制度的触角延伸至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是对甘南藏区土司制度的一次革命,遭到该地政教势力反对,亦受到藏区民众质疑。在国家行政体系与土司制度的较量中,甘南藏区保甲制度的推行,对该地区基层社会的近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使原有封建而保守的乡村治理模式发生巨大改变,国家行政机构在这一地域开始生根发芽,藏区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加深。     

谭克敏与抗战时期贵州的新县制改革

国民政府于1935年结束地方军绅势力长期控制贵州的局面,随后在县以下推行保甲制,加大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力度,希望将基层社会全面纳入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但收效甚微。1940年,谭克敏就任贵州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开始大力推行新县制,内容包括整理行政区域、调整行政机构、创建民意机关、训练基层干部等诸多方面。谭克敏作为贵州出生的本土官员,其主持的民政厅成为贯彻中央意志和协调地方利益的关键机构。在人才缺乏、经费拮据的情况下,通过新县制的实施,国家权力在贵州基层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下渗透。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各省实施新县制推行地方自治成绩总检讨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县制,要求重划县等、增强县政府职能、裁撤区署、建立乡镇公所、调整保甲、整理警卫、普及教育等等,以建立地方自治为名,达到加强对基层控制之目的。新县制以三年为限,1942年5月,内政部就各省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检讨新县制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其成绩得失作了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农民对保甲制度的心态主要表现为疑惧、变通、敷衍和紧张。为此,江苏省政府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有:一是通过政府机关、教育团体和士绅等向农民宣传办理保甲是为了"团结好人,清除坏人";二是推动县长下乡督导保甲的编查;三是通过多种场合关注和优待年长乡镇保甲长;四是宣传报道保甲奖惩的事例。这些应对措施增强了农民对保甲制度的认知,促进了农民民族国家意识的成长,提高了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然而,上述措施无力解决农民的生存和尊严问题,反而助长了绅权政治的固化,加剧了农民对政府的疏离感。通过抗战前江苏省保甲推行中的农民心态与政府应对的研究,有助于呈现2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多面性。     

闲话旧时土地会

解放前的四川,城乡各处都有土地庙。即以笔者的家乡合川县城而言,差不多每条街都有一个。与当时的保甲制度相呼应,似乎土地菩萨就是神界的“保长”。     

自治与动员:抗战时期的保民大会——以浙江省龙泉县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将保甲融于自治之中,在基层社会创设保民大会。保民大会与乡镇民大会、县市议会共同构成了新县制下的民意机关,对推动民众参与地方自治、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战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民大会也成为政府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的工具。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起因新说

雍正帝即位之初,承袭了康熙帝在土司地区安静为主避免生事的政策。后来雍正帝为了追求良好的社会治安与社会秩序,对于土司看法发生转变,在推行保甲制度的过程中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朝以汛塘划地设点,扼制道路,形成治安网络。在推行保甲、汛塘以控制地方社会的过程中,雍正君臣将未能直接控制的湖广、云贵等南方地区土司作为严重问题提出,土司所在地区的争杀抢掠显现出来,成为清政府缉盗的对象,雍正君臣还将改土归流作为处置土司的有力措施。雍正三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省贵阳府广顺州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长寨的建房增置防汛引起土司抵抗,长寨事件是引起后来改土归流的导火索。改土归流后行保甲、设汛塘可证其初衷在此,清朝通过设置保甲、汛塘,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社会。     

三十年代的河南统治者与保甲行政人员

国民政府在３０年代前期一改以往形式上群众参与的“自治”为“官治”,即政治强控,力图借保甲制度将国家权力延伸至基层农村。本文探讨了河南省在１９３２年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建保甲活动,论述了河南省政府当局对沟通自身和农民政治联系的中介——保甲行政人员的调控措施及其后果。     

清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的保甲制度

在南方土司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是清朝进行的一项重要社会改革。清朝施治较重视法治。在规划改土归流时,统治者提出在改土归流地区将推行保甲制度。清朝在在改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经历了因地制宜、不断探索的过程。雍正朝在改土归流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大致分为针对外来移民、本地民族的两种类型。乾隆朝更为深入地推行保甲制度,形成团练与保甲并行,以及任命土目、寨长管理基层的制度。在云南澜沧江以南的地区,大体保留了土司制度。     

国民政府对贵州石门坎苗民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政策

清末英国传教士来贵州石门坎传播基督教、办学校、创苗文、改良习俗,兴办公益事业等,对石门坎苗族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滇川黔边的特殊文化区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石门坎异文化引起国民政府(含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多次派人调查和视察此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对石门坎基督教文化进行改造,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石门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制推行弊失的原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征兵的推行弊端丛生,广受社会诟病。在导致征兵制推行弊失的众多原因中。日寇的疯狂进攻造成中国大量兵员的需求、战时经济的贫困及社会组织的弥散使征兵制的推行困难重重;基层保甲的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制约着征兵制的顺利推行;而征兵、征工、征粮之间的冲突也使征兵制的推行捉襟见肘。     

保甲与抗战时期浙江的粮食生产与征收——以龙泉县为例

1937年杭嘉湖等重要产粮区相继沦陷后,浙江大后方各县面临粮荒。为了确保军粮、公粮和民食的基本供应,省政府利用保甲组织在大后方实施粮食管制,积极开展扩大粮食生产和粮食节约运动,并对田赋制度加以改革,加大征粮、借粮和购粮的力度。粮食增产运动使后方各县的粮食耕种面积扩大,粮食种类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确保了战时军粮和公粮的供应。在粮食增产、粮食征收中,保甲组织与乡镇保甲人员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战时粮食生产与管制的重要力量。然而,过度的征粮、借粮和购粮则侵占了民众的基本口粮,造成了饥荒,使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并将这种不满转移到乡镇保甲人员的身上。     

从“邪教”案看清代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保甲制是清政府对基层社会实施控制的一种制度安排 ,也是国家权力赖以渗透基层社会的主要途径。然而 ,现实总是与制度的理想相去甚远 ,保甲制不仅未能成为官方查拿邪教的利器 ,反倒成了个别村民或少数不良乡保借机敲诈勒索、挟嫌报复、发泄私愤的工具 ,这不能不说是保甲制的尴尬。乡村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民俗的、礼治的社会 ,而不是王法的社会 ,邪教案反映出官民对立表象下的深层原因———习俗与王法的矛盾。     

清代两淮盐场的灶户保甲及其与州县保甲之别

清代保甲制度在盐务系统的推行,强化了对基层灶户的监控,重在源头上稽查和告发私盐.文章重点考察两淮盐场保甲制的产生与实施、内容与特点,以及与州县民户保甲的区别,揭示灶户保甲在清代的适应性生成和演化的问题.一方面,食盐国家"专卖"体制,决定了灶户保甲的"专制"主义特色,组织化的保甲制与火伏制,共同构成盐务系统的基层治安网络.另一方面,灶户保甲的废弛,折射了保甲制"集体性惩罚"的悖论,"厉而不严",实质是社会衰败在盐务系统的突出表现与反映.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与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以湘西为例

抗战之前,湘西实际上处于后土司时代,国家权力非常薄弱。抗战之初,国民政府利用湘西苗民革屯抗日运动,结束了湘西后土司时代的统治。张治中治湘时期,他通过全面推行保甲制度、“试行”新县制,设置沅陵行署,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进一步强化对湘西的控制。薛岳主湘时期,清除陈渠珍势力,抢夺湘西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新县制,快速发展国民党与三青团组织,使国民政府对湘西地区控制空前强化。国民政府对地方控制的加强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表征。     

抗战时期福建平潭基层保甲制度的困境浅析

民国时期,政府试图通过传统的保甲制度控制基层社会,但收效甚微。福建平潭传统的宗族和士绅等社会力量,通过组建自卫民团、兴办公共事业,与保甲制度形成某种程度的对立。其推行兵役工作的困境也是保甲制度在基层实施的困境,反映了传统社会势力在应对国家权力的渗透时所表现出的具体反应。为了支持抗战,平潭县府加大了对基层资源的征收。繁重的田赋兵役与民众的生存困境发生激烈碰撞,致使保甲制度的运行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