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艰涩的民主化进程与库尔德问题的演进(1950-1980)北大核心CSSCI

土耳其特有的民主化进程遭遇了库尔德问题的挑战,最为直接的表现就是库尔德人身份认同的强化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建立。库尔德族裔政治最初表现为与左派的联合,其后形成以建立库尔德国家为目标的政党,土耳其民主政治运作的艰涩与库尔德人对民族国家构建的反抗有着密切的关系。土耳其库尔德问题的案例表明,族裔政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民主未必能够解决族裔问题,处理不当还有可能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后发国家民主政体的构建需要格外谨慎,尤其是国内存在重大族裔问题的国家。因为民主的本质是通过获取选票的方式来分享政治权力,如果这种分享权力的潜在趋向与族裔政治结合在一起,却无法有效管控族裔冲突,就有可能使民主异化为一面合法的分裂的旗帜。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库尔德政策初探

<正>库尔德问题一般是指库尔德人为建立民族国家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库尔德人由于历史原因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之中,其中分布于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最多,也属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最为突出,土耳其的历史在一战后发生了剧烈变革,土耳其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一新时期的创造者是被尊为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的凯末尔。他的诸多政策对之后的土耳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延绵至今。土耳其的库尔德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文章试从不同历史时期中央     

试论一战后初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

一战后初期,库尔德人为实现民族自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民族主义者,但库尔德人的抗争以失败告终。文章认为,此时期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尚处于部落反抗阶段。其失败的原因,一是由于谋求建立、巩固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和实现现代化的土耳其政府不能容许境内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二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库尔德人失去了西方国家的支持;三是与库尔德人自身的分裂有关。     

库尔德问题成因

海湾战争刚一结束,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迅即掀起反萨达姆政权、争取民族自治的武装斗争。伊政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二三百万库尔德难民逃亡到土耳其、伊朗。几乎与此同时,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反政府游击活动日逞频繁。库尔德问题再次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库尔德问题是怎样形成的呢?     

土耳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起落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除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之外的最大民族,人口近3000万,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其中,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数量最多,有1800多万,约占该国总人口的20％,绝大多数居住在该国东南部各省。库尔德问题是中东众多热点问题之一,对上述四国以及地区安全具有重大潜在性影响。尤其是在土耳其,自1923年起,     

一战后初期大英帝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衍变

一战末期伊拉克库尔德人向英国提出了自治诉求并被接受。一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便派遣爱德华·诺尔在南库尔德斯坦支持马哈茂德建立自治政府,推行间接统治。阿诺德·威尔逊主政巴格达后,寻求在南库尔德斯坦建立直接统治。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战后初期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策经历了根本性的转折,除了与马哈茂德自身的政治野心以及权力欲的膨胀存在一定关联之外,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南库尔德斯坦极端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地位、高级专员公署对库尔德人的态度变化、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与英国的战略规划存在冲突等因素都加剧了英国政策调整的步伐。从本质上来说,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变化是其战时不成熟中东政策的延续,同时也是英国在印度西北曾经实施的部落政策在中东的再现与翻版,最终旨在服务于战后英国在中东的国家战略利益需求。     

“信仰东正教的土耳其人给七个土库曼部落起的绰号”提法有误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4期刊登的《近代阿富汗政治动乱的历史根源》一文,关于基吉尔巴什人(Kizilbash)是“信仰东正教的土耳其人给七个土库曼部落起的绰号”的说法(第106页注(25))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当今土耳其人宗教信仰的现状,也违背土耳其历史的基本史实。 土耳其共和国99％的人民(主要是土耳其人及库尔德人)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只有少数希腊人、     

伊拉克联邦制构建与境内库尔德人问题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新宪法草案所确立的国家联邦制结构,对国内库尔德人问题的解决乃至西亚地区库尔德人问题的走向无疑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认为,联邦制虽然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但也容易刺激少数民族的分离欲望,而且少数民族与居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对联邦制的理解和要求存在差异,因而联邦制并非从根本上解决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和冲突的灵丹妙药;伊拉克的民族、教派冲突根深蒂固,国家构建任重道远,联邦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库尔德人问题。     

西亚库尔德人和苏联库尔德人

过去长期鲜为人知的库尔德人,现在引起全世界关注。库尔德人是个相当大的民族,有近2000万人:在土耳其约有600万,在伊朗约有400万,在伊拉克约有350万,在叙利亚约有65万人,在阿富汗、黎巴嫩、约旦、苏联等目也有。库尔德人聚居的西亚多山高原地区历史上称“库尔德斯坦”,这个名称来自波斯语,意为“库尔德人之地”,主要具有民族地理涵义,并无精确边界,包括土耳其东部、叙利亚东北角、伊拉克北部、伊朗东北部、苏联亚美尼亚西南角,总面积达55多万平方公里,与法国差不多。这一地区盛产石油,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     

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论纲

晚清政治发展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统一的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塑造,势必要涉及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如何重新分配国家的政治权力,如何设计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以实现社会的动员与整合,建立协调稳固的政治基础,这不仅是新兴资产阶级努力探索的问题,而且也是封建统治阶级面临的严峻挑战。现代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定形式的地方自治,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清朝末年地方     

刘少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及实践

刘少奇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致力于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民主化的口号;大力宣传培育民主精神;参与建立基本的民主制度,推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系统建立,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大作用;倡导民主建设必须以保障人民权利为重点,确保人民民主权利;注意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的结合,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完善民主运行机制,要求扩大政治参与,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等。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韩非与马基雅维里国家权力学说同异辨

本文从国家权力的视角对韩非和马基雅维里相关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积极评价了韩非和马基雅维里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对构建强大国家权力系统的敏锐时代意识,另一方面对两人在如何构建强大国家权力系统问题上存在的诸多思想文化意义上的本质区别做了比较分析。     

浅析叙利亚政治安全局势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欧洲东南、非洲西北,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纽带,被称为中东跳动的"心脏"。从地图上看,叙利亚周边都是敏感的国家,包括伊拉克、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以及北部的土耳其和隔着伊拉克的伊朗。同时,中东地区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如阿以和谈、伊拉克问题、反恐问题、以伊朗核问题为中心的核不扩散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等,无不与叙利亚息息相关。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解决民族分裂问题。民族主义有助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同样也提供了继续分裂现有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取决于内部和外部的诸种因素;也取决于这一区域内的主导政治力量能否在历史给定的条件下,迅速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任务,并在一个新的国家平台上解决自身的民族问题。现代主权国家是"民族的国家"而非简单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才是现代国家的实质性内核。由于各个民族国家的构建时间、国际环境、历史传承和综合国力的差异,强势国家往往具有左右其他国家民族问题走向的能力。因此,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主导权问题。     

凯末尔对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贡献

今年,是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1918—1923)的领导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诞生一百周年。 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是土耳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在亚非拉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对一些亚非拉国家特别是西亚北非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 本文试图通过就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生,它的反帝斗争,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运动的民主内容四个方面作些分析,来阐明凯末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     

欧盟与欧盟属下的民族国家

本文试图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审视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合的步伐,剖析作为新型人们共同体的欧盟的权力、属性与组织功能,阐释欧盟属下民族国家的发展状况,研讨人们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文章认为,建立欧盟是欧洲人的一种理性选择;欧盟是一个兼有超国家政治成分和政府间政治成分的区域性人们共同体;欧盟的超国家机构服务于跨国社会的利益,致力于超国家的治理,其成员国政府的长期利益将日益屈服于跨国社会的长期利益;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张扬国家利益与维护民族个性的民族主义表现得更为顽强,超国家权力的扩大与成员国权力缩小的矛盾日益凸显;欧盟的建立并非意味着民族国家的终结,欧盟不能代表人们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     

论市民社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促进

相伴近代市场经济发展而成熟起来的市民社会对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国的现代民主政治建设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市民社会对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起到三个方面的作用：为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性的发挥提供活动空间;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塑造;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