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

经筵制度,是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久未问津的一个题目。本文拟对其基本情况,尤其是它和明代内阁之间的关系等,作一些初步探索。     

明代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新探

以官制完备为标志,锦衣卫的职权在成化年间基本发展成熟。缉捕谳狱及城市管理是锦衣卫堂官的首要职掌,侍卫皇帝则居次要地位。北镇抚司官专理诏狱,北镇抚司狱与锦衣卫狱是两所不同的监狱。锦衣卫处理的案件以京师地区一般犯罪居多。堂官、镇抚司官主要由兵部推选,嘉靖中叶以后,文化与司法考试是选官必经之途,从而使文臣子孙掌握卫务,锦衣卫趋于文职化。堂官、镇抚司官职掌、排序及其人选要求显示,明中后期锦衣卫的性质更接近于治安司法机构。锦衣卫官制与职权演化的过程,是明中后期文治道路的典型个案。     

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

明代援朝战争和议问题新探朱亚非明代万历年间的援朝抗日战争,是中、日、朝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尤其是贯穿于战争过程中的中日双方和议谈判,前后长达五、六年之久,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对和议的背景与得失进行探讨,以求正...     

明代武举与武官选任新探

明代武举由正统年间考试选拔京营、镇戍将领的政策发展而来,是军制与武官制度演变的产物。武举会试、乡试俱开设于天顺八年,最初以荐举的名义推行,成化末年始有武举之名。因将领选任资格和职业户计制的限制,武举长期只能发挥从卫所武官中选拔将领的作用。嘉靖中叶以后选将资格放宽,户籍限制也被突破,武举方成为军民进身为将的重要阶梯。明后期的武举在录取规模与任用规格两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武举制度发展的顶峰。武举依赖政策保障,在出身主导的低级将领选除中超过了世职,但在功绩主导的中高级将领升迁中仍逊于世职。明季过度重视武举,任用大批缺乏练兵作战经验的人员为将,是军事失败的重要因素。     

经筵概念及其制度源流商兑——帝学视野中的汉唐讲经侍读与宋代经筵

经筵是宋代为帝王专设的御前经史讲席,其名称的出现与制度的完备皆在北宋仁宗朝。目前学界往往以"广义经筵"泛指汉唐以来的讲经侍读活动,以"狭义经筵"专指宋代经筵。这种两分法既有对南宋人用经筵之名泛指汉唐讲经侍读的合理性及其适用边界认识的不足,在概念词源、划分标准、内容实质等方面也存在扞格。应放弃"广义经筵"概念的用法,恢复自北宋起就已存在的"帝学"概念,将汉、唐、宋的讲经侍读活动统称为"帝学"。从汉唐帝学到宋代帝学的根本变化,在于客观上严密的制度设定与主观上权力授受关系的不同,这两点变化集中体现于宋代帝学的核心经筵之中。宋代政治文化中,士大夫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经筵这一学术与政治互动的特殊制度形态得到加强和提升。     

明代诉讼制度

明代诉讼制度杜婉言中国是文明古国,其法制的历史绵长而清晰,内涵丰富,自成体系,曾经长期走在世界法制史的前列,而被公认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秦简显示了秦代法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唐律》更是超越国界,影响着东南亚一些国家①。到了明代,太祖惩元法制松弛之...     

简牍制度新探

本世纪以来,古代简牍实物大量出土,为我们讨论简牍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12年,寓居日本的王国维受到斯坦因从敦煌长城烽燧遗址发掘的简牍和橘瑞超从新疆所获简牍资料的启发,撰写了《简牍检署考》,广采文献所记,详考简册版牍之制度。其后,讨论简牍制度者甚多,重要的有1939年傅振伦著《简策说》(《考古》社刊第6期),1957、1960年劳干分别发表《居延汉简图版、考释之部》(史语所专刊二十一、四十),1964年陈梦家著《实物所见简牍制度》《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1976、1980年马先醒撰《简牍通     

明代品官“补子”新探

品官“补子”是明代服饰的特色之一。它具体反映了明代典章制度和织造工艺水平。国内学者在一些论文和著作中多有论及。有些海外学者予以更多关注。据《收藏“补子”》一文称:补子是西方人收求的中国古代织绣品中,最受欢迎的一种。一位叫卡曼的美国教授,对补子做了系统研究,于1944年发表论文“补子沿革”,其水平超过国内学者。 本文拟就所见到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     

明代考官制度述论

朱元璋由布衣而位尊九五,依靠的是他的勤、敏、礼、俭.他(?)流而跻身行伍,由走卒而频遇擢升,由草莽而博通经籍;他众聚儒士,笼络民心,终至推腐元、挫群雄而成大明一统.创业的艰难更坚定了朱元璋守成至长久的信念.他欲揽大权于一身,遂以惊人的魄力操纵起这部庞大的封建国家机器.考官制度则是其整顿吏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明代玉圭制度

<正>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明代墓葬的发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帝陵以及藩王墓大部分未经盗掘,随葬物品丰富,基本保持原来的葬式,这是研究明代礼仪制度十分珍贵的资料。朱元璋驱逐元蒙,建国后参照周礼,全面地恢复了中原舆服制度,对中华文化的保     

明代丁忧制度述论

明代丁忧制度规定,文职官吏遭遇父母亡故,须离职守丧(不计闰)二十七个月。从闻丧守制、服阙补选到夺情起复,一系列繁复的制度建构,就是为了确保丁忧制度的存在,抑制和打击丁忧制度衍生出的匿丧、营求夺情等机会主义行为,以期通过士大夫普遍性的居丧尽礼,推广忠孝之道。     

明代翰林院制度述论

明代翰林院既是明皇朝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中的一个职能部门,也是一种官僚制度。翰林宫号称“清华之选”①,“职虽不崇,任则重矣②。”明代翰林院制度与明皇朝政治兴衰密切相关,本文试就这一制度的内容与演变略加考述。一明代翰林院初设置于1367年（朱元璋吴元年）,在此之前三年（1364年）,朱元璋已在集庆自立为吴王,建置百官司属。朱元璋认为“武定祸乱,文致太平③”,因此。多方罗致人才,而来源、刘基、章溢、叶探等江南儒土的代表相继前来归附,“经纶抚治”,“借上坐起”④成为朱元津亲近的侍从顾问之臣。吴元年五月,朱元津下今…     

明代赐尚方剑制度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围绕着君主或权威这根主轴运动，一切制度建立和修订，总是以在位君主和权威的统治利益和运用方便为取舍标准，尽量体现和扩大君主与权威的权势。这种高度集权于上的制度，显然不能应付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尤其是，当社会发生变乱时，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授予一些地方官吏及军事将领一定范围的专断乃至专杀的权力，就显得十分必要。“赐尚方剑”制度是明王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措置，被赐予尚方剑，意味着拥有者具有专杀、专断及便宜行事的权力。虽然君主不愿意将这种权力授出，但迫于形势需要，又不得不放权，是一种无奈之举。该制度既反映出君主心理的矛盾，又关系到实行时复杂的政局，是颇有特色的制度。     

明代的监察制度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发展到宋元时期已是弊端丛生,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认识到建立监察制度,对保证封建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在吸取前代尤其是元朝吏贪将弱的教训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一套具有君主专制色彩的监察制度,经过后继者不断改革和完善,形成了一个渗透到中央、地方各个领域、很有成效的监察体系。本文拟就明代监察机构作一简略论述。     

明代幕宾制度初探

本文在区分幕职与幕宾的基础上 ,系统探讨了明代的幕宾制度 ,认为明初即有幕府制度存在 ,而至迟到正统年间 ,已有“自己用人”的例子 ;幕宾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 ,由此形成聘幕之风 ;幕宾的身分以生员为主 ;主、幕之间 ,既是宾、师 ,又有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幕宾的职掌 ,包括主文牍、备咨询、佐治民事、帮闲 ;幕宾的出现 ,既是幕官制形同虚设以及科举的产物 ,又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浅析明代言官制度

封建统治者为使自己的政权绵延久长,总要制定许多不同名目的制度。作为一种有效调和皇权、百官、人民,即封建社会各阶层矛盾的特殊体制,言官制度在封建国家里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至明一代,言官体制可谓完善,且因特殊的时代背景,又呈现出许多与各代不同的特点。     

明代仓储制度探究

仓储制度历来就是国家防灾事业的重要一环,明代时期国家的粮食仓储制度,更是备荒、救荒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丰年时期大量存贮谷物等粮食资本,待到饥荒来临时,对于稳定市场粮价、赈济受灾百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文以明代荒政史的研究为基础,总结出该时期仓储制度的不同类型,阐明仓储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历史为蓝本,对于今天新...     

孙吴陵墓制度新探

孙吴陵墓主要分布在五个地点,包括长江下游的江苏苏州虎丘、南京上坊和安徽马鞍山采石,以及长江中游的湖北鄂州、武汉。下游与中游地区在陵墓制度上存在不同的特征。下游墓区内,从受制于汉魏制度到自成体系,宗室墓与非宗室墓之间产生了相对清晰的等级区分;随葬品则以世俗化、思想内涵杂糅为特点,同时也有通过“复古”来加强礼制建设的迹象。中游墓区内,对下游的等级体系僭越明显,在随葬品方面使用青瓷院落作为宗室礼制标识,又由于中上层文化的断裂产生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新兴镇墓组合。中、下游陵墓区对立的历史根源主要在于陵墓制度受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双重影响。     

西周土地制度新探

一关于西周的土地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它是“奴隶主土地国有制,也可以说是土地王有制。”①我们认为“王有制”的提法,既不能深刻揭示西周土地制度的内在本质,也不能准确表述它的外部特征。科学的提法应该是: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以贵族等级所有制为法权外壳的公社共同体公有制。     

北魏起居注制度新探

北魏初期没有起居注官,太和十五年孝文帝始设起居注令史,又仿效刘宋置集书省,兼掌起居注事,改变了两晋、南朝著作郎掌起居注的惯例。这既是孝文帝去除胡化,加强皇权控制在史官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北魏与南朝争夺华夏正统在史学上的需求。北魏后期,逐渐形成监、典、修分工合作的起居注制度,但政局动荡导致皇权涣散和集书省地位下降,起居注制度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