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南方各势力的政治博弈——以“西南联合会议”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次护法运动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以岑春煊、唐绍仪等为代表的国民党稳健派,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系地方实力派,国会议员,护法海军等几大势力的联合行动。几大势力为了共同的政治利益走到“护法”的旗帜之下,建立起了“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又为争夺护法的领导权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形成了以“西南联合会议”取代“军政府”的方案,最终,“有名无实”的护法军政府与“有实无名”的西南联合会议合并,大元帅孙中山被排挤,黯然离粤。西南几大势力暂时形成了一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     

中华革命党与护法运动

中华革命党是力图以党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该党一边联合旧国民党稳健派和桂滇军阀等西南实力派,共同标帜“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一边吸取护     

方志敏在武汉

1927年4月12日的武汉《民国日报》,赫然登着一篇火药味极浓的文章——《李烈钧原来如此》。该文作者署名方志敏。李烈钧何许人也?为什么方志敏在该文中如此激烈地抨击李烈钧呢?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李烈钧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他在讨袁护法中领导湖口起义,功勋卓著,曾一度名声显赫。但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却站到了民众的对立面,压制工农运动,成了蒋介石的帮凶。 1927年3月,北伐军总司令部进驻南昌已有4个来月了。面对着凶猛发展的革命形势,蒋介石的     

李烈钧“请辞”之谜

1928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整载了一则颇令时人深感吃惊和不解的消息。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国民党元老之一李烈钧突然于两天前“请辞”,他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书中言称:“烈钧二十年驰驱,鲜补时艰,自愧樗庸,恒为惕,谨辞去本兼各职,俾资修养,兼疗病躯。”李烈钧何许人也?那可是民国初期名噪一时、令人注目的人物,孙中山曾费誉他文武皆能,是不可多得的当代儒将。他的突然“请辞”迷案重重。     

蒋介石逼辞李烈钧？

1928年10月20日,上海《申报》登载了一则消息,让当时的人们感到有些吃惊和不解。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烈钧突然于两天前“请辞”一切职务。李烈钧在18日《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书》中言称：“烈钧二十年驰驱,鲜补时艰,自愧樗庸,恒为楝惕,谨辞去本兼各职,俾资修养,     

冯玉祥与李烈钧的友谊

冯玉祥与李烈钧都是民国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都是陆军上将。冯玉祥举行的“五原誓师”、“北京政变”与李烈钧举行的“湖口起兵”打响讨袁第一枪、参加护国之役出兵两广 ,都是震撼神州的壮举 ,近代史上留下了美名。他们都以忠诚捍卫孙中山的主义与事业为职志 ,后半生都以追求政治改革、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实现政治民主为长期奋斗目标。抗日战争时期都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坚持抗日救国而敢想敢为。冯、李二人在二十多年亲切交往中 ,成为挚友 ,两人虽长期处境不同 ,却志同道合。一、1 92 5— 1 931年间冯李二人相识与交往的中介…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目击时艰,如芒刺背”,慨然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此时虽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开放政权”加以系统考察和剖析,不仅为正确评价李烈钧所必需,对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不无必要。     

第三次“美国华人家庭史”专题讨论会在旧金山召开

1989年10年28日,“美国曾氏宗亲会”、“旧金山华人文化中心”和“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在旧金山华人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了题为“美国华人家庭史和族谱学”的专题讨论会,80位有关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这种会议在旧金山湾地区是第一次,在全美则是第三次。第一次是1983年由“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和“亚裔美国人研究中心”在UCLA举办的题为“美国华人家庭史”的讨论会。第二次是1985年由夏威夷     

云南杨春魁起义——“二次革命”的尾声

一九一三年发生的“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为保卫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一般说“二次革命”是以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     

护法战争对章太炎政治心态的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颁布的“临时约法”和建立的国会,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共和的精神,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标志。当被袁世凯、段祺瑞的专制统治破坏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毅然高举“护法”大旗,义无反顾,向恶势力展开斗争。1917年9月至1918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发动武力护法。章太炎从一开始就参与了重大举措的决策和实施,参加了护法战争。虽然护法战争仅仅9个月即宣告失败,但这是章太炎在旧民主主义时期的最后一次政治拼搏,也是他一生中最光采的一页。     

从帅府到国府

从1917年孙中山第一次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算起,孙中山一共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重建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个政权“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形态的政权”。由于这个政权是与孙中山个人密切相连,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它必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地位

与第一次护法运动相比,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给孙中山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更加大,他曾经一度绝望,觉得革命毫无希望,但是失败又让他觉悟到,改造中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力量,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决定发动国民革命,改组中国国民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新的伟大的贡献。本文在阐述了第二次护法运动概况的基础上分析了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历史启示,同时,就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思考,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华民国靖国军军用钞票

1917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废置约法,解散国会,并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欲建立独载统治,消灭南方革命势力。对此,孙中山先生提出护法号召,于同年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决意团结全国护法力量,讨伐北洋军阀毁法乱国,各地随之纷纷响应。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生于1881年2月4日。李烈钧之父李骏兴与其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为忠王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李骏兴兄弟返回故里,但是反清决心不移,故其兄弟面部或手臂上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始终保存,以明心迹。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李烈钧     

孙中山与桂系关系之研究——以第一次护法运动的财权博弈为中心

第一次护法运动仅持续八个月就以失败告终,其中孙中山与桂系关系的变化是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双方除政治层面的博弈之外,亦在财政领域展开角力。在财政收入方面,孙中山在盐税、铁路收入及司法经费等三个方面取得一定进展,有效支持了军政府的政权运作;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护法运动的深入发展,孙中山无法再向海军、国会议员及驻粤滇军提供经费,在各方现实利益交织纠葛下,桂系逐渐分化、瓦解了孙中山的护法同盟,最终迫使军政府改组,孙中山的第一次政权建设之尝试亦宣告失败。     

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1957年底对“反冒进”开展批评之后,期间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跃进”已是如箭在弦。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以多快好省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一片“破除迷信”声中,完成了“大跃进”的全面组织动员。 一、总路线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次,惟有八大。1956年9月,八大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八大。按照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谈王稼祥对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贡献

“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这一科学论断,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二月七日王稼祥在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这个论断之后;朱德、周恩来先后在会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他们高度概括了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思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在各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决战时刻召开的。王稼祥在会上提出了“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阐述     

建国前夕中共创建石家庄民众参政机构的实践

在中共筹建新的中央政府的大背景下,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石家庄市以试行临时参议会为开端,最终越过各界代表会阶段,确定了“人民代表会议”的城市民众参政形式。1949年4月,石家庄市以阶级分析为基础,采用民主程序,直接选举产生了该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1949年7至8月,在全国城市中首次以“人民代表会议”的名义,召开了会议,选举了新的政府委员会。但在中共中央看来,类似于石家庄市的经验和做法在当时条件下却无法实施,加以受斯大林关于通过普选取得新政权合法性建议的影响,中共中央正式区分了“人民代表会议”与“人民代表大会”两个概念。在此情况下,石家庄市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只能属于“各界代表会议”的范畴。     

《开罗宣言》的起草与中国远征军的缅甸抗日(下)

<正>七、蒋介石暗暗批评丘吉尔“狭隘浮滑自私顽固”11月24日上午10时,召开情报检讨会议,估计敌方空军兵力。中、美、英三方数字均不相同。正午12时半,蒋介石与马歇尔、史迪威共进午餐,蒋介石提出进攻缅甸的意见,其内容为“断敌归路,包围于缅境而消灭之”。为此,第一期会攻应以曼德勒、腊戍为目标。下午,中方获悉美联合参谋会议对中方提案尚待研究。下午3时半,第二次联合参谋会议,讨论英国所拟订的进攻缅甸计划,商震再次提出,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述论

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召开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夕,共产党人恽代英、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