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政权问题来看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运用——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

研究农民战争史,怎样运用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目前各人的理解和实际运用还存在分歧。近来孙祚民先生在《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一文中,又重提他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我看来只是丑化农民阶级、贬低农民战争作用的一些论点,因为这些论点不仅混同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界限,并且把历史主义孤悬在阶级观点之外,实际上是以历史主义来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中“农民政权”问题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与权海川同志商榷評价歷史人物的标准問題

这一期我们继续发表陈云群等三位同志关于历史主义讨论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虽然对权海川先生的意见—致表示反对,但三位同志之间所持的论点则并不是一致的,这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继续开展讨论的必要,希望同志们继续发表意见,使问题的讨论继续深入下去。     

河南史学动态

河南省历史学会于9月19日在开封举行了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座谈。参加座谈会的有开封师范学院,河南省历史研究所、史学月刊编辑部、开封各中学的会员同志们三十余人。就以下问题进行讨论。一、关于李秀成“自述”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在“自述”中到处体现出李秀成既有悔恨之心,又有乞降之意。他贬低自己,丑化革命,美化敌人,向敌人出谋献策,企图瓦解革命队伍,充分表露了一幅叛徒嘴脸。因此,李秀成“自述”既不是“革命文献”,也不是‘太平天国革命经验的总结”,而是一本叛徒的“自白书”,“投降书”,但就某种意义来     

主要地是引導人民向前看

什么是“历史主义”?什么是“史观”呢?历史主义,历史观点,是对历史的态度,观察历史的方法;“史观”則是以世界观观察社会发展现象所得的对历史的看法。二者都是受世界观支配的。对于历史事物、事件和现象,就象对于世界一切客观事物一洋,有的人看来,是孤立的,静止的,这是形而上学的看法,用这种观点观察社会历史,把历史看成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心所欲的东西,这是唯心史观。一切资产阶級的历史家都是这样认为的,反之,认为历史上的事物、事件和現象是彼此依賴、互相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辯证的看法,用这种观点观察历史,则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必然的、合乎規律的。这是辯証唯物史观,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这种用互相联系,不断发展的方法看待历史的观点,就是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即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所有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都是正确体現了这种科     

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

在隋末农民起义的历史中,李密是一个有贡献的农民起义领袖。五十年代初期,对李密的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意见虽有分歧,多数的看法认为李密还是基本上应予肯定的人物。自六十年代以后,以“气节”作为评价历史人物准则的“理论”逐渐盛行。     

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

从一九六三到一九六五年,在我国历史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主义的讨论。这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毛主席双百方针的指引下,这样的讨论有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历史科学的发展。 这场争论是由于翦伯赞同志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引起的。针对当时在历史教学和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片面性、绝对化、现代化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翦伯赞同志写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并应邀到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讲学,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应持的态度和应尽的职责。 但是,蓄意把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统统打倒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和“四人帮”,利用戚本禹这支黑笔,对翦伯赞同志进行突然袭击,中伤诬陷。一九六五年三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点名批判翦伯赞同志,给他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其中第一条就是诬蔑翦伯赞同志“摭拾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对抗。”戚本禹在文中列举了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派别——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指出他们如何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接着打棍扣帽说:“翦伯赞同志的所谓‘历史主义     

一篇《迎春花》厄运二十年

1957年春夏之际，先是号召，鼓励鸣放，继而大张旗鼓地反击右派。对于由鸣放而反右，毛泽东曾以谋略家的语言加以概括：叫做“诱敌深人，聚而歼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但是，在鸣放之初，连中央各大报一把手也无从知晓高层的决策机密，大家都从正面领会“鼓励鸣放”的中央精神，并努力在报道工作中加以贯彻。这年4月底，我奉命赴沈阳采访，撰写了以报道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教师鸣放为内容的通讯《第一朵迎春花》。当时自以为这篇通讯较好地体现了“放”的方针，且被掌管版面的总编室主任将此文在显著地位刊出，证实了我的自我估…     

关于近代史开端的几个理论问题——兼评两种东北近代史开端说

东北近代史开端问题,是东北史研究中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近年来,东北史研究者对此已基本上取得了倾向性意见,即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牛庄开港”(1860年)标志着东北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论点已为一些研究者所接受.并在一些东北史的研究论著中得到体现.但是,1993年7月,在吉林市召开的“东北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讨论“东北通史的分期”问题时,有些学者认为:既然史学界已承认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是中国近代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问题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问题,特别是中国古代国内民族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问题,在讨论中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这个问题的本身充满着错综复杂、矛盾冲突的历史现象,不容易一下子认识清楚,因而也就难以很快取得一致的意见。我想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就几个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一国内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能否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这个问题,是大家争论的焦点之一。一种意见认为,凡是在国内民族斗争中产生的英雄人物,只能具体地称为某民族的民族英雄,而不能称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世界中古史上海讨论会

今年6月22日,上海史学会世界中古史组举行学术会议,就西欧封建制的建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对胡玉堂同志的文章:《西欧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中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了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赞同胡文的论点,一种提出商榷意见。现就其主要商榷意见分三方面简介如下。     

在历史教学中能否古今类比?

白寿彝同志在“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一文中就古今类比的问题提出了和翦伯赞同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就性质类似、但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分析其同异,在历史教学上会有很好的启发。“历史上的古今类比不一定都是错误的”,“问题不在于是否类比,而在于如何类比”。这些意见很值得我们重视。但是由于白寿彝同志在这方面谈得比较简略,问题还没有深入地展开,更不能说已经得出了结论。为了彻底地解决这一问题,使广大的史学工作者有共同一致的认识,似乎还有进一步加以讨论的必要。现在,我把自己粗浅的看法提出来向史学界的前辈和历史教师们请教,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也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

对西安事变中“讨伐派”的评价,学术界流行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认为“讨伐派”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别有用心,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蒋而代之,极大地增加了全面内战的危险性;其二,认为“讨伐派”与“主和派”在救蒋的目的上别无二致,仅在救蒋的方式上有所分歧,它们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都起了积极作用。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值得商榷,因为二者在前提上都把“讨伐派”看成是铁板一块的或在事实上把它看成是没有区别的,这就必然导致     

二战的东方缘起：芮恩施的中日冲突观及其对美国外交的思想遗产

1918年一战结束之际，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给国务院的密电中指出，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如果中国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必将引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这个战争预言，不仅是芮恩施本人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在华美国侨民群体的主流意见，反映出一战结束之后美日两国在华利益竞争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芮恩施的战争预言，揭示出二战的东方缘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战前后，芮恩施既是“门户开放”政策的重要阐释者，也是美国威尔逊政府对华政策的实际执行人，其基本思想是“联华制日”。至冷战初期，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芮恩施的“联华制日”外交思想才逐渐被美国政府所摈弃。     

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

50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60年代初,史学界围绕“历史主义”问题展开过一场波及整个理论界、学术界持续几年的重大争论(或论战)。《历史研究》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我当时正负责该刊编辑部工作。引起广泛关注的范文澜的反对放空炮,蔡美彪评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宁可论历史主义的两篇文章,是由主编黎澍约写,由我负责编发的。后来某些人利用历史主义问题大作文章,在史学领域搞“文化大革命”,翦伯赞被迫害致死,黎澍被打倒,许多历史主义的主张者横遭摧残,我也受到牵连。正因为     

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

《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了牛大勇同志的文章《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 (以下简称《美国对华政策》),我对这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论点有不同的看法。为了把讨论引向深入,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北伐前夕和整个北伐战争时期美国     

文艺复兴评价问题再讨论——与王正平同志商榷

本文不是要对文艺复兴作全面评价,而是想对王正平同志《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一文发表一些粗浅的意见。王正平同志的主要论点是:文艺复兴与它的后来者启蒙运动相比,无论在思想解放程度、革命斗争精神和政治要求方面,都具有早期的、不成熟的特色,因此说文艺复兴带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等等是脱离历史实际和违背历史主义的。我认为,王正平同志的文章在方法的运用、史实的掌握和分析等方面均有欠妥或不够之处。     

专题学术史研究的新成果——读蒋大椿著《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体系中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由二者派生出的历史主义方法与阶级分析方法,又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体系的两个基本范畴。但是,这两种理论观点及其所派生的两种史学方法论思想的关系如何,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中二者应如何结合运用,二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中的地位等问题,人们历来看法不一。60年代,我国史学界曾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过一场规模宏大的学术论战,但由于时代的原因,论战从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色彩,没能按科学方式对这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后来随着“文革”的发生,那场本来就不是纯学术性的     

有关《世界通史》体系的几点意见

多年以来,在历史研究和编纂工作中,国内史学界就热烈讨论过打破“王朝体系”和“欧洲中心论”的问题,议论过建立新的历史体系问题,可见,体系问题由来已久,而且还大可商榷。当前正在酝酿编写多卷本《世界通史》,规划蓝图的过程中还会碰到这个问题。这里拟就此问题谈几点粗浅意见。     

关于“太平天囯改國为囯”问题的商榷

太平天国所以改“国”为“囯”,是不是恰如张汝南的“金陵省难记略”所载:“书太平天国之国字为囯,谓王居于中也”,我认为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毛健予先生在新史学通讯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认为太平天国把“国改做囯字,意义不很简单,里边是含有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三种意义的”。(见新史学通讯,1954、11号,问题讨论与解答)理由是:和当时在满清血腥统治下民间秘密会社的语及一些特用文字有关:避讳     

淅川下寺楚墓的时代及其墓主

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的简报发表以来,在我国考古与历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学者撰写了论文,对这批墓葬的有关学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第三组二号墓的墓主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同意简报作者的看法。认为二号墓的墓主是令尹子庚;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应该是楚叔之孙佣,即文献中记载的(艹为)子冯;第三种意见,也认为二号墓的墓主是楚叔之孙倗,但这个“倗”不应是令尹(艹为)子冯,而应该是令尹子庚之孙。本文着重从墓葬本身的情况,对该批墓葬的时代、墓主再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