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过是这个团队的符号”——90寿辰座谈会答谢词

<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能活了90岁(笑声),我想来想去,就是靠共产党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新时代,使我们这种来自乡村的知识分子,取得了改善生活的条件。我查了一下祖宗三代,都是四十几、六十几就死了,到我这里90岁了还不死,还得活几年(掌声)。我19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到现在70年了,70年回头一看,觉得没有做什么值得称道的事情。那一天我和厚泽几个人一起开会,我总结了一下:第一     

三十年代的回忆

1950年九月,我从美国回国,经顾颉刚师八行书推荐,系主任白寿彝同志的接受,我到师大历史系来教书,一教就是四十年,而且还要教下去。但我和师大同学的友谊,比四十年还要长,要从1930年我来北京算起,是六十年了。 1930年暑假前,我山东六中(在荷泽)毕业,到北京来考学。这年大学取消预科,中学由旧制四年(接大学预科)改为高、初中各三年。我到北京,跳了一年考入辅仁大学附中高二插班,转年寒假后,我又转入文治中学高三。半年后,我文治高中毕业,考入北大。我在六中的好友,有朱启贤、沈秉钺、武鹤飞和王显琳。朱、沈、武中学比我高两年     

结合考古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

60年前,1931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李济(1896—1979)先生是我的老师,1934年以后,我在史语所考古组工作,李济先生是我的领导。今天纪念李先生诞辰95周年,不禁引起了我深切的怀念!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在广州设置了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史语所由广州迁北平,在北海办公,所本部设在静心斋,考古组设在蚕坛。史语所所长傅斯年(1892—1950)     

我参与黄河决堤的那些抗战经历

正我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我叫黄仲才,是贵州遵义市新舟镇人。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我当时才13岁,在遵义县新舟镇(现属于新蒲新区)农村放牛,新舟的保长让我去遵义县政府送公文,我到县政府后,就被县政府的兵扣押了,我才知道被抓壮丁了,当时父亲都不知道。我被抓壮丁后被编入新八师,新编第八师(简称新八师)是1935年4月由原黔军二十五军改编而成,师长蒋在珍是遵义桐梓人,参谋长朱振明也是遵义人。     

徐树铮之死见闻

我今年(1992年)85岁了。在民国14年时(1925年),我正在安次公立第四小学(今廊坊第一小学)读书。这年冬天一天早晨(具体日子记不清了),我们听说学校院外东南角上,有一具被枪毙的死尸,于是被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     

贺子珍庐山见林彪

外公毛泽东三上庐山(1959年、1961年、1970年),外婆贺子珍四上庐山(1959年、1960年、1962年、1966年),庐山与两位老人家有着不解之缘. 在庐山我见到了曾接待过我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的老同志,和他们连谈了两个晚上. 庐山的老同志彭毓炎处长是当年的招待所所长,他清楚地记得1960年外婆贺子珍在庐山看望林彪的情况:“你外婆后三次来,都是我负责接待.每天我都要去问候她,安排一些相关事情.她从我这里知道林彪上山来了,便要求前去看望.”     

家族往事

我的母系一我的母亲是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人,生于农历戊戌年(公历1898年)正月十八日。我生于癸酉年二月三十日(1933年3月25日)。这样说来,她应是35岁生的我。我是在武昌外国教会(基督教会)办的一所不大的仁济医院     

回忆与赵一曼一起在武汉军校的日子里

1922年秋,我与游曦同时考入重庆女二师读书。我在师10班,游曦在师9班。我们两人同一寝室,朝夕相处,情谊深厚。我出身市贫,游曦亦家境贫寒(父母靠织土布、毛巾为生)。在党团组织的教育和游曦的帮助下,我进步很快。1925年(具体月份记不请了),经游曦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     

恩师琐忆

正我于1979年由黄冈县(今为黄冈市黄州区)考入沙湖之滨的武汉师范学院(今为湖北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留校,一直到2007年正式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武汉学习、工作了近30个年头,因此武汉是我的第二故乡。《武汉文史资料》向我约稿,该写的人和事太多了,我特别想写写恩师、曾经担任过武汉市政协委员的刘宋川先生。他是我本科阶段古代汉语课的任课老师,毕业时是他竭力推荐我留湖北大学中     

叶大年：我的贵阳教育情结

正今年我已进入八十老翁之列,回首往事,有十一年是在贵阳度过的,从1946年7月到1957年7月(其中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暂迁重庆)。这十一年正是我在贵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共念过四所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后来的南明小学)、贵阳扶轮小学(即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贵阳二中(即今天的贵师大附中)和贵阳六中。这个时期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6年,家父叶勉之调入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     

贺龙跟我“赶骡子”

我是湖北省鹤峰县人,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我小时就学着赶骡子。稍为年长,就一个人赶,一直赶了几十年,几乎跑遍了湘鄂边境的村落和客栈,人们都叫我“张骡客”。我结识贺龙后,跟他一起赶了一段时间的骡子。     

我参加了几年抗战

我叫王建华,今年90岁。当年全程参加了八年抗战并活到今天,我感到无比的幸运!从军抗日1935年,我18岁,父母早已双亡。我随同乡到武汉找生路。我后来的岳叔父方汉臣把我介绍给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汉川人),顶了一个名     

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回忆散记

我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九年的初夏,我随父亲袁欣白流落贵阳,父亲开业行医,我是一个失学的少年。那时,我常去中华南路读新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合开的一家书店)看书,结识了一个叫汪锡棣(现名汪晓光)的店员,他叫我帮着写了许多寄给抗日战士的慰问信。在那歪歪斜斜的童体字和那似通非通的语言里包涵着我的一颗单纯的童心,使我和书店在感情上有了联系。这年冬天,父亲带着我准备到重庆。临行前,汪锡棣写了一封信,叫我带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重庆分     

我与彭老总的一段交往

正1951年1月,我参加工作进了中南海,开始几年在警卫处(后改为警卫局),后因机构改革,工作调整,又到了机要室(后改为秘书局),1971年调出,在中南海工作整整20年。在中南海期间,我常常见到毛主席,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那是我进中南海的当年夏天,一天晚饭后,我们几个小青年在勤政殿前的广场上乘凉。突然,毛主席出现在我们面前,叽叽喳喳的热闹场面一下子安静下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只见毛主     

见字如“误”

这几年,我是眼睁睁看着这本杂志过来的(真是眼睁睁,不然会有很多错别字)。从2004年创刊至今,我老老实实读了105期《南方人物》,以每期20小时计,累计已有2000多个小时,堪称个人阅读耗时最长的杂志。经常是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而是眼睛发酸,三年半时间用掉的眼药水够装一个可乐罐)。最近半年,基本没有看报纸电视,最主要的新闻来源,是亲爱的同事们为我准备的"十日谈",在这里,我要请读者原谅我(就像     

刻骨铭心100天

从1947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四),到5月6日(农历三月十六)立夏,虽只有102天,但坎坷的遭遇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一1947年的除夕夜,吃过年夜饭后,我就趴在奶奶身边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忽然觉得脸上凉凉的,我一激灵醒了,哥哥姐姐们哄堂大笑。睁眼一看,原来是离家多日的妈妈正笑眯眯地坐在床沿,用手抚摸着我的脸庞。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嘻哈元老的严肃往事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是我重要的灵感源泉。1980年,我在纽约一辆地铁车厢涂满了金宝汤罐头向他致意,不久后我们便成了朋友,他对嘻哈(hip-hop)文化很感兴趣,非常喜欢我的电影《狂野风格》(Wild Style),甚至跟我说,他希望自己能出现在片中,我听后哈哈大笑。此外,在波普文化以及     

我的六年“五七”干校生活

“文革”前,我是武汉市江岸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其中1963年-1966年上半年,我被借调到湖北省委四清工作队工作)。1967年“一月风暴”后被打倒,成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不久即去了区“斗、批、改”大队。1970年3月底,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到大队先遣组(也可以说是江岸区“五七”干校先遣组)前往汉南农场参加筹建江岸区“五七”干校。从这以后,到1976年末回武汉市机关重新分配工作,我在江岸区“五七”干校呆了六年多时间。其间分别做过炊事员、搬运工、采购员、生产员、保管员和校长。那段特殊的岁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当年我们这些被…     

吴晗挨批后的心态变化

读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上吴昆先生的《我和伯父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通信》后,我自然想起,江西吉安市政协曾赠我一册《吉安文史资料(第一辑)》(2004年8月编印),其中收有萧庐生写的《我和吴晗的一次通信》一文(原载2000     

百岁抗战老兵王景芳访谈录

九一八事变撤离东北方军(以下简称"方"):王老您好,看了相关材料我知道,您经历了整个抗战。九一八事变时,您在哪里?王景芳(以下简称"王"):我1925年入伍,九一八事变时,我在东北军第三方面军守备队一营二连,已经是当了6年兵的老兵了。因为考上了军校,所以,当时我正在东北讲武堂第11期步兵科学习。校长是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