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长塘鲍氏藏书世家

徽州人鲍廷博(字以,号渌饮)是清朝名的藏书家,在《四库全书》编纂活动中,他献书600多种,受到乾隆皇帝嘉奖。他刻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受到嘉庆皇帝的嘉奖。鲍廷博在聚书、刻书、保存与传播献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贵州的刻板书业

贵州刻板印书,始于宋代,发展于元,明清逐步改进提高,民国时期则有新的发展。最早刻书以地方志书为主。《宋史．艺文志》载贵州刻书有《思州图经》一卷、《珍州图经》三卷和《南平军图经》一卷是贵州最早的方志,元代以后,仍以刻印志书为主,如《顺元路安抚司志》、《贵州宣慰司志》、《镇阳风立志》、《遵义郡志》、《播州宣慰司志》等。明代永乐十一年门413年）,贵州建省,设承宣慰布政使司,成为全国十三行省之一。全省刻印的志书和其他书籍有较大发展。现存明代志书珍本,如《贵州图经新志》17卷,刻于弘治年间,至今约500年;还有…     

广西刻书考略（上）

广西刻书源于何时,尚未见确切的文献记载。从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三提供的资料来看,至迟在北宋中叶之前,版刻印刷术已在广西运用。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广南西路转运使司在桂州(今桂林)牒准奉旨开雕了王叔和的《脉经》十卷。这部由官府出资刻印被称之为“广西漕司本”的医书,是目前知道最早的一部广西版刻书。漕司即宋代转运使司的别称,督治一路的财赋纲运,有较充实的经济条件,由它主持刻印的书籍在地方官刻本中占了相当数量。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年—1224年),广西漕司又刻印了宋人吴如愚的《准斋杂说》二卷。     

陶风楼藏杨守敬致倪文蔚手札考释

柳诒徵陶风楼藏杨守敬致倪文蔚手札十五通,是至今公布的杨守敬最早的手札。内容涉及校刻《古今钱略》、纂修荆州府志、刻印《楷法溯源》等事,为我们提供了杨、倪二人生活与学术交往的丰富、生动的记录,是研究杨守敬早期著述和刻书的重要资料。     

东阳崇川与建阳崇化

提起建阳崇化,从事古籍讲究者几乎无人不知,它和麻沙是我国历史上的出版中心之一。著名的建阳余氏刻书世家曾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地刻印书籍。关于余氏的刻书历史,肖东发同志在《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中已有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考察,但肖文遗漏了比余仁仲更早的余氏刻书家——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其遗漏原因,疑与此“东阳崇川”的地名有关,本文故略作补正。 余四十三郎于宋绍兴十七年丁卯(1147)刻有《新雕初学记》30卷,原书现存日本宫内省书陵部。《书舶庸谈》卷3、《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0均有著录。下将藏园傅氏著录迻录于后:     

略论杨守敬《水经注疏》

关于《水经注疏》标点本及其评价杨守敬,以搜寻古籍流落东瀛者、刻印《古逸丛书》（署名黎庶昌）著名于世,而其《水经注疏》,以其流传不广而读之者鲜;即或知有是书,亦未见全豹。迟至五十年代,影印本出,始渐为人晓。惜其稿本讹误尚有,不便学者。近时,著名历史学家...     

《墨娥小录》辑录考略

解放后,在国内发现了明隆庆五年(1571年)吴氏聚好堂刻印的《墨娥小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五,《明史·艺文志》卷三,都有"吴继《墨娥小录》四卷"的著录。如今我们看到原书,知道吴继并非作者而是刻印者,该书是十四卷而并非四卷。《小录》分类辑录了造笺纸、染色布、制香料、作花炮、炼丹药、酿酒醋、种蔬果、栽花木等方法。正如吴继在引言中介绍:"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般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书中内容大多是辑录者亲身采访所得,实用者多,荒诞者少,对于研究我国化工、医药     

《苍梧总督军门志》与明代广东海防研究

《苍梧总督军门志》是我国流传至今较早的一部体例完备的军事志书,书成于明代。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两广总督应槚初修,次年成书24卷,名曰《苍梧军门志》。万历七年(1579年)刘尧诲任两广总督,在原书基础上重加增补,再成其书,得34卷,九年(1581)由广东布政使司刻印。因两广之地方有“苍梧”之称,故名之曰《苍梧总督军门志》。该书虽两     

明朝南京国子临刻印书考略

自从五代后唐冯道首介国子临刻书以来,历朝国子临都曾刻印过图书,而明朝并设南北两个图子临,皆有刻书,却是一个少有的现象,其中南京国子临在自己刻印图书同时,又以刷印、修补宋元等旧版印书为名,显现出不同于其它国子临印书的特点。本试从南京国子临的书板收藏来源、书板管理和刷印图书几方面做些初步探讨,以期对明朝南京国子临的整体刻印书面貌做个大致的概括。     

显晦 通窒 正假 纠偏——《<史记>解诂》述略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我国古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但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流传,抄写刻印,伪衍脱讹之处,比比皆是.研究《史记》的著述从魏晋以来,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关于《史记》音义的书,传下来的却不多.先父吴国泰先生所著《〈史记〉解诂》(以下简称《解诂》)一书,从训诂学的角度对全书的词义进行了探讨,希望作到“为之晦者显之,窒者通之,叚者正之,三家之误解者纠之,书中夺讹及前人所不能解者斠补而宣明之”.(《解诂》自序).是一部难能可贵的有价值著作.今略述其要于下,以就正于方家.     

明清广东刻书质量考述

广东地区雕版技术,在南宋时已称极精,刻印过《九家集注杜诗》和《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等"惊人秘笈"①.就刻印质量而言,足以抗衡吴、越、闽三方之盛.降及明清两代,广东地区刻印书籍进入了鼎盛时期.雕刻印刷业十分普及,有些地区男女老少皆谙悉雕木刻字技术,因而受到外地的重视.     

刘禹锡撰《和州志》说质疑

《国史经籍志》《直隶和州志》著录唐刘禹锡《和州志》八卷及《和州图经》,今人或本此说。文章认为"《和州志》八卷"实为万历三年(1575)齐柯等纂修本,因刘禹锡《和州刺史厅壁》或简称《和州记》,在传抄、刻印中误脱"《和州记》齐柯"造成的结果。刘禹锡撰《和州图经》则是在此基础上误读刘氏《历阳书事诗序》"考《图经》,参见事"而衍生的错误说法。     

历代国子监刻书与监本概述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历代国子监均有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籍就称为监本。本文对历代国子监刻印书籍的情况与监本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由“理”入“淡”——弘一法师书风成因浅探

正刘熙载在《书概》中说"书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1)刘熙载认为书法是书写者内在学养、才情、志向等精神因素的外化。(2)弘一法师也认为:"无论写字、刻印,道理是相通的;而‘字如其人’,某人所写之字或刻印,多能表现作者之性格(此乃自然流露,非是故意表示)。体现朽人之字者;平淡、恬静,中逸之致是也,诸君作参照可也。"(3)弘一法师独特的书法风格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唐太宗否定《圣德论》说开去

唐太宗贞观6年（公元632年）,掌管国家图书资料的大臣虞世南为了讨好当朝皇帝唐太宗,在翻阅大量图书资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写了一篇名为《圣德论》的书稿,献给唐太宗,希望唐太宗能将此书稿刻印出版。唐太宗翻阅了一下书稿的内容,发现虞世南在书中把他比做是唐尧、虞舜、大禹一样的圣明君主,     

宋代国子监刻书考论

宋代国子监既是中央教育机构,也是国家主要刻书机构,并兼有管理各地图书刻印之责。为满足其政治、思想统治,宋廷对国子监刻书之内容及其质量控制、机构设置及其管理、图书刻印发行出售等方面都订有颇为详备之制度,从而对当时各地州县官学大量印行图书,以及后世国子监刻书产生了重大影响。     

吃腊肠写出的《革命军》

说起邹容(1885-1905,中国近代著名革命家、宣传家),还有他的遗作《革命军》,只要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说起蔡锷(1882-1916,湖南邵阳人,曾发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是中华民国初期的杰出军事领袖),大家也都如雷贯耳,但说到蔡锷的《腊肠书》,知道的人也许就不多了. 其实,蔡锷的《腊肠书》,就是邹容的《革命军》.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思潮波浪翻涌.一代知识分子开始通过书报宣传革命理想,并制造革命舆论.邹容和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高足蔡锷,都是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急先锋.     

黄丕烈、陈鳣校跋的汲古阁本《周易集解》考

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善本中,有一种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周易集解》。该书有清陈鳣、黄丕烈、吴骞等人多处批校题跋,又经过著名收藏家、鉴赏家钱镜塘收藏、研究和手批,堪称珍本。《周易集解》自成书以来,卷数、版本众说纷纭,其中以十卷本和十七卷本两说相持不下。毛氏自己收藏有宋刻本和影宋抄本十卷本《周易集解》,按理毛氏应用此为底本刻书,但是事实上,汲古阁所刻印的《周易集解》却有不同卷数的几种版本,且与其收藏的版本关系错综复杂。本文通过研究此浙博藏本及其上诸多跋文,论证分析《周易集解》版本流传之本来面貌。     

清代在扬州刊刻的三部古籍巨著

扬州的刻书印刷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据可考的唐、宋以至元、明各朝代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清代．随着盐商的崛起,经济的繁荣,扬州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其间,与经济和社会相联系的书籍刻印业异军突起．迅猛发展,轰动朝野的《全唐诗》、《佩文韵府》和《全唐文》三部古籍巨著分别于康熙、嘉庆年间在扬州刊刻而成。笔者以最近出版的《清官扬州御档选编》中有关奏折为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