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产入宪与协商民主

孟子几千年前曾精辟论证：“无恒产者,无恒心也。”英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洛克更是对财产权作过最坚定的论断：“没有财产权就没有公正。”新中国在几十年的等待后,2004年,终于以“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的宪法修正案条款,勇敢地走回历史本原的高度。     

对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几次修宪,公民私有财产权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国宪法第12条中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问题。由此可见,完善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对于在调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卷首语

迎着新春的第一缕阳光,我们在《特别策划》中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修宪"。这是新中国21年来的第四次修宪。此次修宪的主体主要是"三个代表"思想入宪以及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两大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它沉甸甸的份量以及与我们生活的休戚相关。权威人士指出:此次修宪是对改革开放实践和成功经验的肯定,并把它上升为国家意志。     

福布斯豪的心里话——专访金花企业集团总裁吴一坚

随着两会的召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宪法应保护私有财产”、“保护民营企业家”等问题成为热门话题。正如外电所评论的,“中国民营经济迎来了自己的‘阳春’”。在繁忙的会议间隙,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金花企业集团总裁吴一坚,请他就发展民营经济以及相关法律制度建设等问题广泛地发表看法……     

关注中国之修宪

●吴邦国说"中国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总体上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应当保持稳定。但宪法也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部分内容作适当修改是必要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也得到全国人大常委的广泛认同,他们认为:中共自十五大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进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新形势下,把这些经验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非常必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是此次修宪建议中最受瞩目的核心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入宪这也表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不可逆转。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官员说,修宪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     

试析完全财产权实现与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所有权的转变为例

本文通过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土地所有权转变的分析,对比古希腊、罗马及中国私有财产权的实现状况,论证财产私有实现的重要社会条件之一就是阻止国家公共权力的干涉,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为何到2004年才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通过《物权法》的重要意义。     

李步云:现代法治主要是“治官”

正他推动依法治国入宪,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人物简介李步云,1933年生于湖南娄底,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师从法学泰斗张友渔。30多年来,参与和推动了1982年修宪、2004年修宪、"依法治国"入宪、人权入宪等,2013年倡立"李步云法学奖"。谈到中国当代法制史,有一个名字无论如何是绕不开的,那就是李步云。他参与和见证了我国一系列重大法治事件;首倡依法治国的方针,提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率先打破法学界思想禁区……为此,他被称为"敢开第一腔的法学家",更和江平、郭道晖一起,被尊为"法学三杰"。     

以法治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

中共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矛盾的协调需要以法治为基础,可以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社会。和谐社会与法治具有同质性,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为了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要将“和谐社会”入宪,崇尚法治精神,完善法律体系,保护弱势群体,维护自然环境,赋予自然以“人格”权,以法治的手段来协调社会的各种矛盾,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保驾护航。     

论宋代私有财产权

宋代的私有财产权产生了新观念,理论界承认贫富差异的合理性,强调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官民的私有观念增强。宋政府依法维护私有财产的处分继承权和买卖权,对民间无主、遗弃、埋藏、遗失财产给与充分的尊重与保护。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宋代朝廷通常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有时甚至牺牲官方利益。作为国家意志,宋代对于私有财产的立法保护,通常与官有财产处于同等法律地位。宋政权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分依法剥夺和非法剥夺,其中非法剥夺更普遍、更严重,但法理上是禁止非法剥夺私有财产的。两宋时期,一般情况下民间私有财产权有基本保障,促进着宋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宋代私有财产权仍处于萌芽状态。私有财产权不容他人侵犯,但官方可以侵犯,在专制体制下,没有真正的私有财产权,只有财产使用权。     

“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质疑

俞江先生1999年撰文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政院档案中发现了“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分别称之为“甲残本”和“乙全本”),并对两种宪草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通过进一步研究,可知所谓“甲残本”,并非宪法草案,而是度支部员外郎李景铭翻译日本学者北鬼三郎《大清宪法案》一书的部分内容,系为主持纂拟宪法的载泽等人提供的参考资料而已;“乙全本”宪草有可能是民间立宪派团体或人士所纂拟,似不能说是清廷秘密立宪的产物。     

民初宪法会议的困境与破解尝试(1916-1917)

护国运动后,宪法会议在国人期待中召开,却因党争激烈,久议而不能决,制宪工作陷入困境。对此,章士钊再提"调和立国"之法,希望以此破解制宪僵局。"调和"逐渐成为制宪的主流思想主张,为大多数议员接纳,并促成"孔教入宪"等诸多争议问题的解决。然而,该主张却始终无法解决"省制入宪"和"解散权与不信任决议权"等问题,导致宪法会议停滞,国会也因此被再次解散。宪法会议失败的原因在于各党派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国民利益之上,破坏了共同的利益基础,共识难以形成,宪法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从“以人为本”想到的

“以人为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体现“以人为本”观念的文字,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内容条款。“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对人的选择、尊严、感情的尊重;“以人为本”就要关注人,尤其那些底层、弱     

当代中国公民法治意识探析

社会主体法治意识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和核心。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笔者从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现状入手,提出了对公民进行法治意识培养和教育的措施与办法。     

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并通过了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的背景下由非国民党人士起草的,因此,与此前国民党一党制定的“五五宪草”比较,存在着一些重大区别。这些重大区别表明：与“五五宪草”不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多多少少带有一些民主性质或色彩。这些民主性质和色彩是中共、民盟以及全国人民和国民党斗争的结果。     

依宪治国是执政的基本守则

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宪法”——“1954宪法”,今年正逢它诞生的60周年。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之作为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的合法性依据。     

论中国宪政的文化基础

通过对中国宪政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中国宪政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宪法本身需要修改和完善,需要确立良好的宪法制度,而且在于中国宪政的文化基础尚需筑实.因为如果不能改良传统文化中的非法治思想,不能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和宪政道德,则很难彻底地实现宪政政治.     

树立宪法权威必须追究违宪行为

宪法的生命与权威,关键在实施。而能否实施的标志在于对违宪行为能否严加追究。这在现行宪法上已有原则规定,但只是一纸空文,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可行的违宪审查制度。对于违宪审查,世界各国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将司法权和司宪权合一,通过普通法院作违宪审查;二是德国模式,将违宪审查权和司法权分开,对违宪诉讼有专门的宪法法     

论唐宋国家治理“盗耕种”与私有土地产权及财政考虑

唐朝首次从保护公私土地产权的角度，在法律文本中使用“盗耕种”作为法律术语，并制定专门的《盗耕种法》;宋朝继承并细化了唐朝的《盗耕种法》,新增《匿税法》等，司法具有纠查逃税的财政效果。唐五代和宋朝为了鼓励他人合法耕种大量存在的私有逃田并交纳赋税，多次调整逃田产权处置制度，宋朝还制定了《逃田法》,作为与《盗耕种法》并行的经济法规，均表现出以是否交纳赋税作为判决盗耕种逃田的关键依据的司法倾向。综合来看，唐宋国家对以私有田产为主的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是有前提，或者说是有限度的，一旦国家财政利益与维护私有财产权益发生冲突，司法优先考虑的是保障国家的财政利益。     

法国革命时期的财产观念、政治权利与资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北大核心CSSCI

法国革命的政治话语中,财产是一个核心概念,是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但是,财产权反映的并不是阶级利益,而是一个包容了个体自由与政治独立的概念。有产公民的身份带有普世主义的色彩。革命的目标不是要确立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而是要把更多的财产分配给更多的人,以拓展有产公民的群体,维持共和国的稳定。共和二年的政治失败后,有产者才认识到私有财产与社会政治民主不可兼得。随着财产权转变为一个褊狭的观念,形成了现代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约翰·马歇尔有关宪法契约条款的理念——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例为中心

美国建国初期,宪法契约条款是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有关财产权案件所依据的一项重要条款,特别是在马歇尔法院时期,最高法院频频启用该条款,将该条款广泛运用到公共和私人的合同中,极大地捍卫了私人财产权和契约的神圣性。作为早期联邦最高法院的核心人物,约翰·马歇尔对宪法契约条款尤为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