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宗教演变考

回鹘先世,经近代中外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大都认为属于突厥的支系。公元四世纪时,《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是vighur的首次汉文音译,隋代时写作“韦纥”,公元788年以前曰“回纥”,788年以后至13世纪70年代改写为“回鹘”;13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40年代写作“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则称“回部”。其名称之演变不下20多种,到1934年才正式改用“维吾尔”。     

浅论湖南旧石器遗址与新晃侗族民风史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界权威陈堂原先生就提出：“近世固有穴居之所,亦有巢居之类,以古代传说,穴居、巢居同时并有之。”吕思勉先生在@专文中说：“穴居多在寒地．巢居在潮热而多毒蛇猛兽之区。”项峻《始学篇》：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给也。史学家赵岐注云：“此以不溢之故,埠下已沈水中,故必巢于树上,如鸟之巢。”     

秦瘦鸥在陪都重庆的日子

有“海派文人”之称的秦瘦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译作《御香缥缈录》声名鹊起;40年代初又因创作长篇小说《秋海棠》走红全国,这部小说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它感动了千千万万多情男女,也奠定了秦瘦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始末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共沿袭革命战争年代重视思想政治的传统,采取了一项重大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其时间跨度之长,影响之大,参加者之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少见的。而60年代前期结合“四清”所开展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便是其中重要的一节。     

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在全国舆论中处在较为边缘的位置 ,被时人视为国中之“异乡”。外省人士对四川了解不多 ,已有的认知也多为负面的。这一形象既与四川混乱的政局及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有关 ,也包含了想像的成分。旅居外省的四川人一方面致力于改善四川的政治、社会面貌 ,另一方面又努力消除外省人对四川的负面印象。本文考察“国中异乡”现象形成的原因及旅外川人围绕此问题发表的言论 ,希望在重构这方面社会心态的基础上 ,从“地方史”的角度探索 2 0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统一”问题     

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的历史考察

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改革贯穿于整个20世纪,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第一阶段改革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效率政府”是这一时期行政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第二阶段改革实施于20世纪中期,“忠诚政府”成为联邦政府改革的特点;20世纪70、80年代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强调官员的职业道德,改革特点为追求“道德政府”;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管理进入一个全面调整时期,“重塑政府”成为行政改革追求的主要目标,从而在实践上把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推向了高峰。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分析,精简机构、节约开支和提高效率,始终是20世纪美国联邦行政改革的核心内容。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防止职业官僚垄断政府权力和整治官僚主义作风,也始终是20世纪美国联邦政府行政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江城曲坛名宿史话

19世纪初,汉口后湖曲艺演出已很盛行。20世纪初,武汉演出鼓书、小曲者甚多,大部分分布在茶楼酒肆,亦有“撂地”（圈地）、“拍门”（串街逐户沿门叫唱）者。20世纪30年代,大批汉川善书艺人在鹦鹉洲、罗家墩至江岸一带搭班演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评书、鼓书艺人100多人。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认真地总结其经验教训,是国史、同时也是当代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本文仅就“文革”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作一探讨。“政治发展”这个概念以及与之根连的“政治发展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西方政治学中首先提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不发达国家开始了工业化的过程,随之在政治上也出现了富有特点的变化。于是,一些学者开始对政治发展进行研究,并试图寻求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迁的一般性规律。由此,将政治发展定义为“不发达政治系统向发达政治系统变迁的过程…     

红色之岛——厦门鼓浪屿

厦门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琴岛”之称,但在党史工作者眼中。鼓浪屿则称“红色之岛”。早在20世纪20年代,红色的革命战士就来到鼓浪屿。领导福建的革命斗争。     

神秘人物戴笠及其领导的特工组织

有“蒋介石的配剑”之称的戴笠,可谓是一极端神秘的人物,一直给人以捉摸不定、神出鬼没的感觉。关于他及其领导的特工组织的资料不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出版一些特工人员的回忆文章。由于特务机关的特殊性,不可能像其他的机关一样留下大量档案资料,因此只有通过曾     

对威塞克斯的爱，对湘西人民的关怀——托马斯·哈代和沈从文乡土题材作品中的生命悲剧意识

中国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沈从文,他用其浓浓的乡情既给我们描绘了原汁原味的“边城”风景画,又饱含感伤之情感慨近代文明逐渐侵蚀的湘西。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杰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托马斯·哈代,也用他的神来之笔将悲剧性的人物搬到了“威塞克斯”的舞台。两位作家在乡土题材的作品中异曲同工之妙,又有着各自深刻的体悟。     

陈三立与庐山

在庐山松树路的西端,有一片奇形怪状的岩石,其中一块巨石上写着“虎守松门”4个大字。这4个正楷大字道劲有力,如果不看边款,谁都不会相信它出自20世纪30年代一位70多岁的老翁之手。这位老翁,正是被誉为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的近代大诗人陈三立。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

我于1953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迄今已半个世纪。“积四十年之经验”,认为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新世纪,研究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先要建立一个新史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误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破除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各种教条迷信,个人崇拜思想,以及“以孙划线”的“凡是史学”。本“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试论秦始皇兵马俑的工艺技术渊源

20世纪70年代,秦始皇兵马俑破土而出,它以造型之大,数量之多而震惊世人。确实它来得太突然了!在此之前,虽有陶俑、石俑和木质俑的出土,但绝大多数都在30厘米以下,在制作上或小巧,或古拙,数量也不多。无怪乎很多观者发出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赞叹。但仔细推究起来,我们发现秦俑从制作、烧成到彩绘的各个环节均能在其前代找到技术渊源,它的身上凝结着中国先秦时期制陶、铸铜、     

20世纪20年代山西的离婚潮

婚姻包括结婚和离婚。有关结婚方面的论著举不胜举,而对于离婚的专题研究迄今却如凤毛麟角。有鉴于此,本文就20世纪20年代山西省的离婚状况试作浅析,希望能为中国近代婚姻史研究的深入略尽微力。一中国传统社会离婚是男子的特权。古代男子休妻有七大理由,即所谓七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多言;盗窃。但也有“三不去”之说:当更三年丧,不去,不忘恩也;贱取(娶)贵不去,不背德也;有所受无所归,不去,不穷穷也。一般来说,法律所允许的纳妾制度以及“离婚有损门楣”的观念使男子不敢轻言“休妻”。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痛苦中开始了近代化的历…     

建国前后贵阳照相业和阿嘛相馆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偏蛰西南一隅的贵阳,虽为省会城市,也只有13万多人。由于交通和信息闭塞,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缓慢。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从北到南,大片国土沦丧。失去安身立命之地的人们背井离乡,逃难求生,被视为抗战大后方的贵阳成了人们避难之地。此间,随着难民涌入,一些工商企业也迁至贵阳,其中照相业就迁入多家,如广东的“阿嘛”,安徽的“中国摄影社”等。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中的怀旧书写

城市怀旧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城市小说作为想像城市的一种方式,通过建构老城市特有的物质空间、精神形态,以及老一代市民生活场景,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汇入到这种怀旧风潮中。本文试图从“市民精神的追认”、“繁华逝去的挽歌”以及“青春乌托邦的追忆”三个方面,阐述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小说怀旧书写的形态,运用现代性理论,探讨这一书写方式背后的文学与文化原因。     

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20世纪,我国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次“太平洋热”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于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陈永贵最恨走后门

出身贫农的大寨“领头羊”陈永贵,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工农干部的代表,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     

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正>1959年,当我求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时,从是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研究》（索麦维尔缩节本,曹未风、耿淡如等合译）知道了阿诺德·汤因比,自此与这位英国历史学家结下了一个甲子的不解之缘。检点汤因比的东传史,始于20世纪40年代“战国策派”的中国知音,到五六十年代的全盘否定,到改革开放后的拨乱反正,直至新时期的新论重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