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产入宪：提案背后的法治中国

10年前,“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被写入宪法,私有财产受到宪法的明确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了明确界定。但为了“私产入宪”,一群全国政协委员进行了6年的坚守,从1998年开始就将这一敏感问题作为全国工商联的一号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全会。几经曲折,财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一大盲区被填补,平等保护公私财产的原则被根本大法明确。在私产入宪十年之际,恰逢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纳入主题讨论。本文特回顾私产入宪的艰难历程,以此作为中国法治建设以及民主协商制度的注脚。     

何谓“大器”？

“大器晚成”出自《老子》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讲的是“道”的几种无为境界：最方正的东西没有棱角,最大、最贵重的东西总是最后完成,最好的音乐没有声音,最大的形象就是没有形象。     

国民党政府《出版法》的滥施及其负面效应

我国历朝以来对出版物,都采取事前放任、事后干涉主义,直到清末,还没有所谓新闻检查、特许、保证金等制度,即使在“文字狱”盛行时代,也不过实行事后追惩,并没有采用事前干涉制度。对出版事业的事前干涉,开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报律。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废除清朝报律,但事前检查、事后干涉的新闻管制制度却从此延续下来。     

一个宪政主义者的困惑王人博

邀访之初,王人博就在回复的短信中摆明他一贯的为人态度,“你是否发锚对象？如果耍我对我校‘吴法天（副）一教授约架被打’发表看法,恕无评议。” 这位昔日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领袖、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极擅调侃。就在宪法颁行3。周年的今天,有学者在饭桌旁故意问他：王老师,法治两字怎写？他稍稍侧身．两眼微睨：你说怎么写,就怎么写。     

洛汀的执著与隐忧——极“左”思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洛汀,对许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现在的小年轻大概没有几个听说过。 的确,洛汀虽是资深作家,当过昆明市首届文联主席,但算不上特别“著名”。他1938年即投身抗日洪流,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革命,几十年却总被阴影笼罩。“组织上”内部掌握的是：此人“历史问题复杂”、“肃反没有结论”,“不可重用”,这些他本人却一无所知。上世纪50年代,他从部队转业到云南省,参与创办《边陲文艺》,是实际的业务负责人,却没有名分,给了他一个莫名其妙的头衔一“总抓”。     

戏解西游

俗语：跳不出如来掌心。似乎如来法力无边。但细思之，这法力其实亦有限，三千年一劫，即是历史发展规律。五行山也有崩颓之一日，岂能违反沧海桑田的规律。孙大圣被压了几百年，到头来还得放他出来，再关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如来也不得不出此一招，只是加了个条件：“皈依佛门”，其实丝毫没有改造好，只是用个金箍骗了他才迫使就范。然而查查记录，几次使用紧箍咒，错的是唐僧，由此可见紧箍咒的教育意义的渺小以至无能了。孙大圣放了出来，脾气还是依旧，看来还是挺“顽固”的，他是石猴，脑袋自然是花岗石的。     

论中国宪政的文化基础

通过对中国宪政历史和现状的考察,中国宪政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宪法本身需要修改和完善,需要确立良好的宪法制度,而且在于中国宪政的文化基础尚需筑实.因为如果不能改良传统文化中的非法治思想,不能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和宪政道德,则很难彻底地实现宪政政治.     

近代江南乡村妇女的"财产权"

在近代江南乡村,尽管妇女对家庭生计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家产的男系传承原则使她们基本上没有财产权可言。在家庭结构健全的场合,妇女根本就无权获得家产份额。寡妇相对而言有一定的家产处置权,但那仅仅是代儿孙监管而已,在寡妇无子的情况下,还要将家产捐给族里。出嫁女获赠“奁田”,娘家有随时收回的权利。因此,妇女的所谓“财产权”是残缺的,在家族共财制的农业社会的历史场境中,这是很容易解释的。     

马士英禅隐青云圃道院考

八大山人康熙廿一年春书《瓮颂》组诗之六《画瓮》：“停舟问夏口,夏口无一画,三人瓮里坐,是事颇奇怪”。八大诗向号难诠,史无确诂。此《瓮颂》六首尤羚羊挂角,踪迹冥杳。今检《春秋&;#183;桓公十四年》：“夏五。”西晋杜预注：“不书月,阙文”。又《庄公廿四年》：“郭公。”杜注：“无传,盖经阙误也”。史因《春秋》此二处阙文泛称佚笔缺文为“夏五郭公”。明张岱《快园道古》卷12及明冯梦龙《古今谭概》卷27皆载明清文士雅嗜“夏五本是五,增口便成吾”诗谑字戏。细玩八大诗义,正暗示“夏口无一画”为“夏五”缺     

来稿摘登

贵州省思南县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王顺国来稿认为,在新志中,由于存在不少禁区,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志书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的真实性,既无时代特色,又缺乏可信度。如对“三反”“五反”“清匪反霸”“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几个特殊时期采取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特别是“文革”中个别地区开展“一片红”“穷过渡”的历史,用一笔勾画,粗得不能再粗,让后人看了摸不着头脑。修志要敢于正视历史,才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才有利于教化后人。在人物志中,“生不立传”也是禁区之一。把当代的一些风云人物打入“冷宫”,未能入志,因为他们还没有“盖棺”…     

小说“办实事”

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生活的丰富而丰富。 但有时候也出现一些奇特现象。 “今年为群众办了几件实事。”这是成绩。“明年继续努力办成几件实事。”这是决心…… 在我的印象中,旧中国没有“实事”这个词（只说语言）,新中国建立初期也没有这个词。这个词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实事”的对立面是“虚事”、“假事”、只说不做或虚言惑众的大话。 从接受教训,改进工作或者纯洁祖国语言角度来说,我建议最好不用这个词。 亩产水稻几万斤,全省多少万人参加公共食堂,几年内建设十来个大庆,几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有一般鉴别能力…     

金门山后民俗文化村

金门有句俗话：“有山后富,无山后厝。”意指在金门比山后村富裕的村落多的是,但却没有一个地方的民俗建筑比得上山后村。     

琐议“父母官”

古时将州、县的地方官叫作“父母官”,此称谓世传始于宋代,但“父母官”这个词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召信臣在南阳任太守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巳视民如子。因此南阳老百姓尊称召信臣为“召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日：‘召父’。”《汉书媚吏传》）。到了东汉,有个名叫杜诗的,也在南阳出任太守。杜诗对南阳同样施行过不少的“惠政”,亦备受老百姓的拥戴。所以杜诗被南阳的老百姓尊称为“杜母”。召信臣和杜诗都先后职居南阳太守,为民兴利,名昭南阳,广被时人所称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为省开支住车库的古代清官

南北朝时期,有个叫裴昭明的人,在桂林当市长（始安太守）,后来三年任满,回京交差,他的老板齐武帝问他：“现在你手上有几套房？”裴昭明说：“报告皇上,一套也没有。”齐武帝不信,派人去调查,果然是一套都没有。齐武帝很感慨,对别的官员说：“裴昭明做几年市长,竟然没给自己弄一套房子,像这样的清官,现在上哪儿去找啊!”     

漫忆三年困难时期的养猪场

这里说的养猪场,是安徽日报社于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一年困难时期,在肥东县撮镇附近创办的。那时许多机关单位都有同样创举。安徽日报社的养猪场有几十亩土地,兼搞粮食生产。它的历史使命有二：一是“改善生活”,给职工增加几斤度荒粮,吃一二两无须肉票的猪肉。     

先天下忧的龚自珍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以大人物为标志的。”中国从“封建的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虽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龚自珍在思想上开一代风气,从19世纪到20世纪,论者不绝。有人说：“近数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胡适对龚自珍的评价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柳亚子云：“记取定公名论在,但开风气尽堪豪。”梁启超说：     

论韩非子思想的法治本质

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研究由来已久,也取得不少成果。然而有一些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完满的解答。《史记》《汉书》以来,学人多以“法家”称韩非子。而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却认为韩非子是“法术家”,或认为他是“势治派”,名称不同实旨不同。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郭先生否定了韩非     

我与“审计风暴”（三）：困难与挑战

做审计,没点个性不行我历来主张,不管干什么事情,要一是一、二是二,这才是最根本的,而不能看眼前一时的得失利害。搞审计这么多年,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没有做过一件经不起推敲的事情。我经手过许多重大的案子,没有一个人说“你审计的情况是不真实的”。     

对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几次修宪,公民私有财产权问题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我国宪法第12条中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第13条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明确地提出了“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问题。由此可见,完善对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对于在调动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上访公交20路

几十年里，这辆公交车每天都运载着这些“闯入者”，不断从这个国家的村庄、城镇涌向北京。他们中的一个写道：这是一段“朝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