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名臣崔与之的军事思想

南宋名臣崔与之军事思想相当丰富,其战略思想大致是主张固守伺机;安边实边;军民联防与广积军备四个方面。其战术思想是侦察敌情,知己知彼;连环筑垒,统一指挥;训练士卒,增强实力;分化敌方,瓦解攻势。崔与之的军事思想具有可行性与实践性两大特点,他是一位具有文韬武略的名臣。     

商战甚于兵战——郑观应之“商战论”刍议

晚清的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认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的掠夺,是导致近代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不但要加强武备,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兵战",而且必须极力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商战"。商战思想由郑观应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首先提出,这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濮仲谦、朱松邻竹刻笔筒

我国明代中叶的竹刻工艺,要推江苏南京、嘉定两地最盛,尤其是嘉定竹刻,成为全国的竹刻中心。在竹刻艺坛上形成南北两个流派,南京为金陵派,創始于濮仲謙(名澄),作品渾朴淳厚,刀法簡洁,"勾勒数刀,便与凡异",所刻細品也非常精炼。如"八仙过海"笔筒(图2),在一枝树根上刻着不同神态的八仙,迎着汹涌的海潮,向前直駛。人物衣褶簡炼,上端浓厚的云气卷着削壁,与下面的人物和海潮相衬托,显得格外生色。从这一作品里可以看出濮仲谦的竹刻,确有其独創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造詣。嘉定派創始于朱松邻(名鹤,字     

周代“千亩”地望考

文献记载中的周代"千亩"有二:其一,周宣王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西周都城附近,即今陕西省境内;其二,晋穆侯千亩之战中的"千亩",其地望在晋国,即今山西省西南部。前者"千亩"之地名是随周人从后者迁移而去的,并且两地都与周人农作文化有关。     

南宋三衙管军素质试探

南宋高宗绍兴五年三衙新诸军创建初期,三衙管军多为身历百战之将,然自绍兴八年秦桧独相,特别是十一年岳飞被害与"绍兴和议"签订之后,解潜、刘锜等被罢职,杨沂中、赵密、成闵等堕落为官场小丑、军营蠹虫和战场懦夫。孝宗有志于北伐,注重选用将帅,此期三衙管军素质于南宋一代最为优秀。宁宗庆元至开禧年间,三衙管军多出身显赫,然开禧北伐的失败,证明他们多为纨绔子弟。宁宗嘉定至理宗端平年间,史弥远揽权,三衙管军多是贿赂史氏而得位的贪将;端平至景定年间,则多为庸夫,整体素质较前已等而下之。景定元年贾似道揽权后,所任三衙管军军事素质较好,多为敢战、能战之将,然政治忠诚度较低,襄阳失守后纷纷向元军卖降,加速了南宋的灭亡。     

再论里耶秦简中的“守”和守官

里耶秦简中的"守"多为代理官吏。"守官"本义为居官、守职两个方面。当居官无法守职,需要其他官员代行其职时,就会出现"守官"。这种临时代理政务的"守官"模式能够保证真官缺额或离署时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秦迁陵地区守官众多,与秦新占领地区急剧扩大,原有官吏不足以充当"新地吏",以及政务繁苛、徭使繁多有关。     

西汉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几个问题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多种不同形状的黄金。其中的金饼属"上币""行金",是全国通行的法定货币,体现价值尺度,具有流通职能。但其与铜钱尚未形成兑换率,存在交换上的诸多不便,对它在商品流通中的地位作用不宜估计过高。马蹄金、麟趾金是皇帝为了协调"嘉祉",班赐给诸侯王的特殊赏赐物或纪念品,是身份和荣誉的象征,发行数量有限,非民间上下通行的正式货币,与金饼有别。金板不是什么王侯册封时的"金册",而是墓主为供宗庙祭祀及侯国消费之用的备用金。该墓出土的大量黄金,非如有人所说由"亲朋赙赠"而来,当主要是刘贺对家产的继承及其本人的赏赐所得,而库存的金板或许是其在海昏就地铸造。     

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因何而起,战况及胜负如何,对后来的清准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受到关注,但限于史料仍然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环节。本文主要试图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唐船风说书里所反映的乌兰布通之战,与清朝官方的口径多有不同,唐船商人普遍认为的"大清落败"、"大清未胜",与主张通过史料批判来澄清传统看法中某些误区的研究者在观点上能够彼此呼应。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就此而遽下论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已经足以唤起我们的重视。     

明 竹雕“竹林七贤”摆件

正竹刻艺术原是文人素雅品位的产物,於明代正德至嘉靖年间,成为一专门的艺术品类。自正德、嘉靖之後,竹刻艺术发展十分迅速,大部分竹刻名士皆集中在江苏嘉定和金陵一带,一些士人便将这些精工典雅的作品,根据雕刻技法和风格特征划分流派,於是出现了嘉定派。嘉定派刻制生产中心主要是在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区),以"深刀刻法,即奏刀深峻,洼隆浅深,可五六层"为主要特征,作品能表现出丰富的画面层次及立体效果,因而在中国     

蔡元培为何七辞北大校长职务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的办学方针,从而开创了北大精神,也使北大从"官吏的养成所"变成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基地。然而这位受人景仰的北大校长却在十年间七辞校长职务。     

南宋名将毕再遇

正一、开禧北伐与嘉定和议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权臣韩侂(音tuō)胄挑起了对金国的战争,史称"开禧北伐"。韩侂胄何许人也?宁宗赵扩的皇后姓韩,他是韩皇后的叔祖父,以外戚执掌朝政14年。由于他专权跋扈、排斥异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便欲乘金国衰弱之际建立"盖世功名",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可是,当时宋国的境况又如何呢?由于韩侂胄长期擅权,内贬贤臣,外无良将,早已是民穷财匮,原本衰弱不振的南宋小     

烽火朱氏三兄弟

正长江口南岸潮港古镇浏河,形成于北宋。元明时称刘家港,为"海运之津、商贾之区、吴中重镇",由于海运漕粮的创立,早年刘家港成为东部沿海贸易大港,元明时期就有"六国码头"之誉;近代浏河港市复又昌盛,交易繁华,于是又有了"小上海"之称。被誉为"江南酱园大王"的朱氏家族,是浏河古镇上的大姓望族。清朝同治年间一个名叫朱湘舟的儒商在此开设万茂酱园,也就是当代国画大师朱屺瞻的祖父,其遍布城乡的万字号酱园在太仓、嘉定、宝山、松     

论“菊坡学派”

"菊坡学派"是岭南学术流派的重要源头。它由南宋崔与之开创,李昴英振之及大兴,其影响延及近代岭南。"菊坡学派"学术思想丰富,广涉哲学、政治、军事、事功等方     

《仪礼经传通解》版本考略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所修撰的一部大型著作,该书迭经朱熹、黄榦、杨复师生三代撰成,是朱熹礼学体系的代表作。此书在嘉定年间刊印以来,历经宋、元、明三代修版刷印,其间屡有错讹。明正德时抽出正文重刊,康熙、乾隆时两次全文重刊,朝鲜和日本也曾有刊印,其底本虽出自嘉定本,但因底本刷印时间先后有别,价值亦各不相同。     

孙中山的中国“大同”和世界“大同”概念辨析

孙中山主张将来中国所实现的"大同"和将来世界所实现的"大同"在思想来源和内涵方面均有所不同。因此,这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所以,国内一些学者的说法,亦即:孙中山主张,先是中国实现"大同",然后将中国的"大同"理想"推广"到全世界,最终在全世界实现这种"大同",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在研究孙中山的"大同"思想时,总体上应将孙中山一生中所谓的将来中国"大同"看成是其民生主义内容,将其所谓的"世界大同"看成是其对外思想或民族主义内容。当然,这两者中的"大同"存在若干共同点,如都"不得为私",都实行平等和互助的原则,等等。但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     

博物馆藏品的保管与修复(八)

第二節金屬一、銅和銅的合金金屬中,銅是屬於人類所掌握得最早的金屬,在这點上,大約只有金才能够与之相抗衡。所以如此决定於下面兩种情况;第一,在自然生成的情况下能够找到銅,虽然这样的銅較少;第二,銅鑛有極鮮明的外貌特徵,極易辨別出來,     

秦二十六年临湘守戈考

学界对秦"二十六年临湘守戈"的年代和戈铭中"临湘守"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议,本文从地名"临湘"入秦的时间着手,定其年代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认为"临湘"不可能是"郡治县名代替郡名",也不可能是新见的郡名,戈铭中的"临湘守"应该是县守,该戈应为秦代县级武库制造的兵器。     

教育园地的“芳邻”

正广州市近代有两位教育家,为人所敬佩。一位是金曾澄先生,一位是许崇清先生。两位先生同住一条街,同在广东教育园地上耕耘数十载。原来金许两家是广州市高弟街聚居的望族。金氏聚居之处称"金第",许氏聚居之处称"许第"。金曾澄与许崇清两先生自幼结邻,以品学互励。及入师徒,迭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和中山大学校长。数十年间,公私交往,协和无间,廉洁奉公,对广东教育事业贡献良多,堪称一对"芳邻"。     

论姚莹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姚莹的抗英保台思想及其实践：一、未雨绸缪、持久作战的思想;二、严守口岸、以守为战的策略方针;三、攘外与安内并举的原则;四、朴素的人民战争思想。     

东周第一战：吴楚柏举之战

正一范文澜先生在其《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将公元前506年爆发的吴、楚柏举之战,称为"东周第一战"。所谓"第一战",这大概有三层意思:一是作战样式有革命性的变化。吴军长途奔袭、连续作战等战法,与之前大部分春秋时期战争"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的打法,迥然不同。二是柏举之战是新兴国家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