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成因探析

海洋灾害是唐五代时期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主要是由历史时期海洋气候、海面波动、海水侵蚀等自然因素引起,同时又与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有一定的关联。如唐五代时期沿海人口的增加、濒海城市增多与海洋防灾技术的不成熟,导致受灾损失加剧;沿海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屯田,破坏了沿海地区固有的生态景观,增加了唐五代时期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

民国时期是河南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时期,不仅灾害出现的频率高,而且灾害的强度也非常大。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救灾措施,灾害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一个转型中的政府越来越有力地确立自己在赈灾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赔偿制度探析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劳动灾害频繁发生,政府开始通过劳工立法规范雇主在灾害赔偿方面的责任。灾害赔偿立法由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起草并出台。制度属于现代劳动灾害赔偿制度中的雇主责任制模式。它覆盖工业、矿业、交通业等现代工人。与此时的国际劳工组织相关标准进行比较,中国制度的赔偿项目齐全,伤病医疗费和伤病期间工资等赔偿标准较高,残废抚恤金和遗族抚恤金则不及。制度虽然实施效果不佳,但这是劳动灾害赔偿首次进入立法,对后来政府的立法有借鉴意义。     

近代山东黄河泛区的临灾措施及评价

黄河灾害是近代山东最主要的灾害,几乎每次黄水决溢都会造成大面积黄泛区。在水灾到来时,诸如赈济、抚恤灾民、防治疫病、生存自救等临灾措施常在泛区实行。在这些措施中,生存自救中的人口迁移是一种消极但又十分必要、相对彻底的避灾方式,这种方式大大摆脱或减少了灾民被灾的无奈;其他措施在当时也曾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及管理不善等因素,效果并不理想。     

从灾害治理视角透视政府合法性

灾害中止社会生活的和平进程、瓦解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集中一切力量将灾害降低到最低限度,履行＂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战略选择,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保障个体生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同时,也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和政府的合法性,充分体现了人本政府的良好形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进一步完善灾害预警机制、信息输入和公开机制以及资金管理制度等灾害治理体制,能够进一步推进合法性政府的构建。     

民国时期的勘灾机制研究——以淮河流域为例

民国时期,特别是进入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勘灾的法规与组织体系逐步健全,对勘灾人员的选聘机制已较成熟,政府与社会合作,发挥各自优势,政府购买社会的救灾服务,渐为普遍的共识。勘灾人员对灾区灾情的记述多采取背向性的方式,以发挥其激励的功能,政府对此予以认可。灾情勘察是个持续的过程,是划分灾害等级和分配灾区物资的依据。勘灾过程充满艰险与困难,也是勘灾者思考灾害原因和提供对策建议的过程。勘灾的效率取决于决策者的权衡,与社会的经济力、财力、社会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从地理范畴来说,淮河流域为近代中国有名的灾害频发且严重的区域,考察该区域的勘灾有典型的意义。     

殷商时期的自然灾害及其相关问题

殷商时期的自然灾害种类很多．旱、水、蝗、雹、震等灾害频频发生．这些灾害肆虐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殷商王朝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区域内的气候因素所造成的。面对众多自然灾害．殷人首先寄希望于神祖的保佑．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力所能及的防灾救灾措施,     

民国时期新疆疫病及其防治述略

由于自然、政治、社会的原因,民国时期新疆大规模的疫病灾害相当频繁。以政府为主、民间为辅的疫病综合防治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也存在缺陷。总结民国时期新疆疫病防控经验,吸取其教训,做好经常性的疫情监测,时刻注意传染病的世界流行动态,对传染病侵入新疆的可能性保持警惕,都是非常必要的。     

灾荒危机与地方社会——咸丰年间桐乡知县戴槃的活动与记述

江南地区最大的自然灾害除水患外,旱灾的发生也很频繁。咸丰六年江南发生了特大旱灾,由于时逢太平军东进,给地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以桐乡知县戴槃的记述为中心,解明灾害的严重程度及影响,分析灾害发生背景下的地方民生与政府应对问题。政府对灾荒的救济,在清代历史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转折,即咸丰朝前后,政府救济的力度和重视程度因内乱外患、军政频兴而有很大的差异。自咸丰朝开始,民生的救赈已基本转移到地方政府身上,而责任心较强的地方官员及其影响下的绅商地主,为稳定地方秩序与民生安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GIS的上海人为灾害时空格局特征分析

基于2000-2006年上海市人为灾害的灾例数据,采用GIS技术,定量地分析上海人为灾害时空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上海市人为灾害发生数量随城市化加速有逐年增长的趋势,全年夏、冬两季人为灾害发生频率大于春、秋两季,最低值出现在春节前后;(2)上海市人为灾害发生密度呈现由内环核心区域向外环周边区域递减趋向,灾害高发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和城乡结合部等高人流地区;(3)城市人为灾害致灾因子复杂,主要取决于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管理法规、人口密度与市民素质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     

脆弱环境下的瘟疫传播与环境扰动——以1932年陕西霍乱灾害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北半球中纬度地带气候变暖影响,中国气象灾害频发。1932年中国23个省市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病。这次霍乱疫病的最大特点是受灾面积广、内陆省区受害重,陕西省死亡人口多达20万。究其原因,它是陕西自然与社会环境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霍乱等外源性传染病进入内陆过程的一个集中反映。1932年陕西霍乱是疫病从东向西传播的一个关键节点,是现代性经济扩张的直接结果,可以作为探讨内陆省区近代化过程的一个新维度。     

继往开来:新时代中国灾害叙事的范式转换刍议

<正>突如其来的庚子年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国乃至全球绝大多数地方迄今仍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或发展的危机,也引发了全国人民乃至全球社会对包括疫情在内的灾害事件及其应对的深刻反思。此一反思以当前疫情为主体,涉及人文与自然两大学科几乎各个领域,并触及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疫病、灾害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灾害响应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而且势必继续推进中国乃至全球灾害治理的嬗变,推动灾害研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清代中期直隶灾后跨省赈粮调度的定量重建与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资料,提取清代中期(1723-1850)直隶灾后朝廷组织的跨省赈粮调度相关记载,对逐年赈粮数量进行定量重建。结合同期水旱灾害强度,对其反映的政府救灾力度的总体变化趋势及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赈粮调度在雍正朝还并非常规赈灾措施,至乾隆朝成为常态,数量上达到顶峰,至嘉道时期则显著衰落;在空间上更偏重于直隶中部的近畿一带,南部则相对易被忽视。当其兴盛之时,在直隶灾后赈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其演变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清王朝兴衰历程的缩影,亦受到各方面因素(如皇帝意志、灾害强度、区位条件、仓储状况、荒政效率等)的综合作用。从中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可作为当前防灾实践的参考。     

1980年以来国内宋元明清疫病史研究综述

1980年以来,对宋元明清疫病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的内容涉及到疫病爆发的地理环境、疫病对人口、对战局、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疫病发生后社会各界的应对措施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成果有力的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二轮志书记述自然灾害和防灾救灾浅见

我国地域辽阔,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加之人类活动、生物繁衍等影响,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大。尤其是水灾、旱灾突出,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极大危害。我国古代修志就重视自然灾害和防灾救灾的记述,《春秋》《汉书》等史书都有记载各个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为应对灾害提供借鉴与参考。     

九寨沟是地震的遗迹

据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地貌学、泥石流及防治学专家说,九寨沟美景的形成,是山地灾害的鬼斧神工在无意中建造的。九寨沟地处川北地质断裂带,地层破碎,地震活动比较强,历史上经常发生泥石流、滑坡、崩塌、地震和冰川等地质作用,使地貌发生了变化。加上流水中碳酸盐的沉积遇到植物或泥沙石块等的阻挡就形成了钙化钡。如九寨沟的树正群海就是泥石流形成的基础,     

北魏的农田水利建设

北魏农田水利建设是伴随着鲜卑族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生活的转变而出现和发展的,并形成了薄骨律镇地区、幽燕地区、徐淮地区、河洛地区等几大灌溉区。其发展与政府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旱涝灾害的频仍发生使政府对农田水利事业关注有加,并积极进行农田水利建设。     

汉代旱涝疫灾害在汉画中的反映

汉画中雩祭、攻社、曝巫、河伯理水、驱魔逐疫、羽人针灸等内容是对当时的旱涝、疫病灾害的记录。各地汉画侧重的内容及表现形式不同,是与各地的文化背景和自然灾害背景有关。     

杨秀峰领导晋冀鲁豫边区救灾——从电影《一九四二》说起

人所共知,自然灾害是危害人类生存发展的大敌。千百年来,自然灾害,特别是水旱蝗雹等直接关系人们衣食住行的灾害,使得无数生命惨死,无数财产毁减。历史证明,灾害发生时,旧中国历届政府的官员们不但不为人民解难,还乘机贪污腐败,窃取财产,大发灾难财,因此深受人民痛恨。放眼全社会,虽有一些社会贤达、     

怀化市建国前的疫灾流行与防治研究

历史上,湖南省怀化市是一个疫病流行的地方。建国前,影响怀化地区的疫病主要有:霍乱、天花、麻疹、疟疾、细菌性痢疾等。引发疫病流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针对疫病的暴发与流行,建国前,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一些的防治措施,起了一定的作用;民间则流传着或祈神禳灾,或驱妖降邪的方式防治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