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中晚期部落赈济现象探析

辽代中晚期史料中有大量对部落进行赈济的记载,这些记载一方面体现了辽代国家机构职能的健全,同时也反映出辽代中晚期契丹部落普遍贫困的社会现实。从契丹国家对部落赈济的情况入手,通过对契丹部族生活、国家制度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方面的探讨,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辽墓初探

辽墓是辽代考古文化的重要遗存,是研究辽代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建国以来清理挖掘了大批辽代墓葬,已发表材料的墓葬达二百余座。其中不少墓葬出土遗物丰富,并发现具明纪年的墓志,为辽代考古研究积累了丰富资料。本文拟以这批已发表的材料为基础,对辽墓的分期、类型、壁画、葬俗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述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辽代佛教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学界对辽代佛教宗派、佛教艺术、《契丹藏》的版本与雕印年代、佛教与辽代衰亡的内在关联等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入。但是,近70年来的辽代佛教研究也存在着佛教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进展缓慢、研究成果与辽代佛教的地位远未相称、议题枯竭、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若干重大问题尚未实现根本性突破等缺陷。今后的辽代佛教研究应该在佛教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议题和视角的拓展、多学科合作等方面下功夫。     

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辽代文物

契丹人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其建立的契丹王朝（后改名辽）长达二百多年。辽代文物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既有草原文化的特色,又受中原地区唐宋文化的影响。本文所述的辽代文物对研究辽代历史、文化以及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作用。     

辽代皇帝祭祀先祖行为分析

依据《辽史》记载,对辽代皇帝祭祀先祖的行为进行统计,包括辽历代皇帝谒陵、祭庙、奉安石像等行为。辽代为死去的帝后设殿,各有其名,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该帝(后)之庙,故此辽代皇帝谒某殿、至享于某殿、拜御容于某殿,均属于其祭祀先祖的行为,也一并进行统计。通过对辽代统治者进行此类行为的频次、对象、间隔时间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从而试图对影响辽代先祖祭祀活动诸多因素,有更多的了解。同时通过统计,对辽代先祖祭祀中,庙祭与墓祭的地位差别,以及先祖祭祀与祭山、祭水等行为的重要程度,进行了考察。     

辽代女真族的习俗及宗教艺术

辽代女真的习俗及宗教艺术,是研究辽代女真族的一个重要方面。过去虽有论者,但都较简略,这与辽代女真文献资料较少有关。本文写作时同样遇到这困难,有些问题不得不利用辽末金初的一些资料加以逆推。当然,这和辽代女真的本来面目能有一定出入,只能等待将来考古方面提供更多辽代妇女真资料,再加补充。     

二十世纪辽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对于文献记载存留甚少且讠为误甚多的辽代历史而言,考古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勘察与发掘都城与地方城市,可以窥见10世纪以来松漠草原地带城市的兴起及其建制的具体情况。陵墓的调查发掘,为了解辽代契丹和汉人的丧葬制度与习俗提供了最直接的原始材料。墓葬所见各种绘画材料,更丰富了辽代美术史乃至社会生活的研究。陶瓷窑址的发掘及金属、陶瓷、玉石器物以及丝织品遗物的出土,奠立了辽代手工业技术研究的基础。在维修或清理辽塔过程中出土的刻经、写经等文物,对于研究辽代佛教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辽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     

由石刻补考辽代王府与公主邑司的官制

辽代王公、公主晋封的制度,在《辽史·百官志》里没有任何记载;王府官属,也只有寥寥数目。从各种文献、石刻资料的记载来看,辽代不但有完整的封王晋爵制度,也有属员众多、机构庞大的王府和公主邑司,决不象《百官志》所记载的那样简单!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辽代的封王晋爵制度留待他日再作探索,本文只想根据现在已经公开发表的石刻资料,对了三府和公主邑司的官制作一番补考。辽政权以契丹贵族为主体,又联合了汉     

汤原新城辽墓调查简报

1989年春,汤原县发现一座辽墓,出土了瓜棱壶、马镫、铁镞等49件文物,丰富了佳木斯地区辽代五国部的实物资料和信息,对于了解辽代五国部文化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

辽、宋两朝的交往是多方面的、频繁的.这对双方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对辽代农业生产的发展更有促进作用。辽代农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辽、宋双方相互交往有着密切关系。本来,辽代的畜牧业一直是契丹族一项主要生产部门。《辽史》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正如述律后所说:“吾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所以,畜牧业是继承契丹族的悠久历史传统,成为辽代前期第一重要生产部门。辽代农业生产可以远溯到辽朝建立以前,作为遥辇初期的军事统帅涅里已“究心农工之     

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演变简

辽代金银器是我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辽代金银器的种类、造型及纹饰特征、制作工艺等,并深入分析了其形制特征及演变规律,对于更好地了解辽代金银器的文化艺术价值以及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辽塔相关调查及研究概述

本文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辽代佛塔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以时间为主线,将辽代佛塔研究分为三个大的阶段,详细阐述了20世纪初日本学者、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以及上世纪后期至今当代学者对辽代佛塔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内外学者从建筑历史、建筑结构、佛教内涵、艺术特色等角度对辽代佛塔的看法和观点,理清了辽代佛塔研究的脉落,并简要讨论以往主研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研究辽代佛塔。     

辽代印经院考

印经院为印造佛经的机构,宋朝和辽朝为了印制《大藏经》,先后设立了印经院。通过对辽塔秘藏中发现的官版印制《大藏经》及其他佛经题记中印经院记录的研究以及与宋朝印经院的比较,可知辽代印经院组织完备,雕刻印刷工艺高超,《辽藏》在书法、刻技、版式、纸质、墨色、刷印、装潢等方面均可与宋朝《开宝藏》相媲美,受到时人和后世的称赞,可以弥补辽代史料记载的不足。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辽代绘画艺术和辽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

辽代绘画艺术和辽墓壁画的发现与研究郑绍宗辽代在我国历史发展上,占着一个重要篇章,而辽史记载却偏简陋,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史上只透露出一鳞半爪,所记又多错讹,给后人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所以依靠地下出土资料以弥补辽史之不足,撰著辽代文化艺术史诸篇章,实为重...     

辽代法令考

文章首次全面地对辽代的律令进行了钩稽考索,列出现存辽令44通,并就令的产生、执行以及和唐律的关系、价值等展开了分析,认为辽代的令与唐律没有根本关系,尤其是针对辽代实际情况而颁布的诏令,为辽律的补充,在辽代的法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作用。     

阜新辽代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探析

阜新历来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尤其是进入辽代以后,阜新地区更被认作辽代后族的主要栖息地,挖掘出多处辽代墓葬。这些墓葬年代以辽代中晚期居多,经墓志解读得知,有皇亲贵族,也有将相名臣。文章以阜新辽代墓葬中学界较为关注的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为研究重心,通过对墓葬的结构布局、铭文壁画、出土遗物以及梁国王萧知微、梁国太妃等情况的分析、探究,详细介绍了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的历史与发掘等相关问题。可以说,梁国王萧知微及梁国太妃耶律氏合葬墓这一阜新地区辽墓挖掘中较具代表性的例证,为学界进一步印证阜新地区为辽代后族重要腹地的猜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辽代贵族墓葬墓门兽吻装饰及意义

在已发现的辽代贵族墓葬中,墓门仿木门楼装饰的兽吻,其意义比较重要。分析研究表明,兽吻装饰的存在与否,是鉴别辽代贵族墓葬前、后两个时期或区分世家大族墓葬与普通贵族墓葬的条件,并且从其位置、形态再结合辽代社会文化,可以看出其中包含有萨满教、佛教、道教等方面的因素,体现了辽代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但贵族墓葬墓门装饰兽吻现象,却未能在辽代墓葬中完全盛行。     

辽代白瓷辨析

辽代白瓷是指辽政权统治时期在其所辖地域内烧造的白瓷制品。从窑址调查和发掘情况来看,北京龙泉务窑、辽宁官屯窑以及内蒙古缸瓦窑和上京窑等辽代瓷窑均以烧白瓷为主。而且辽代墓葬、塔墓、遗址中出土的陶瓷也以白瓷较为常见。可见白瓷在辽代陶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弄清其面貌特征对于辽代陶瓷器的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