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

在法国殖民史上,阿尔及利亚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延伸,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法国的共和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共和派就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者。在殖民过程中,共和派更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为由,提倡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正是在共和派的推动下,法国确定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然而,在殖民实践中,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涉及当地土著人口,而是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和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而它的实行则让“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组团赴法学术活动综述

2003年金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一行六人应巴黎大学法国大革命研究所和维济尔法国大革命博物馆之邀,赴法国作学术交流。先后在两地与法国同行一起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史学术报告会和研讨会。学术活动围绕“社会化史”、“政治史”、“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教学”三个论题展开。     

阿尔萨斯——酒路飘香千百年

阿尔萨斯坐落在美丽的莱茵河与延绵的孚日（Vosges）山脉之间,是法国顶级的白葡萄酒产区,酿造葡萄的历史有1500多年。它地处法国东北部,分别与德国、瑞士接壤,占据了西欧心脏地带。而该省首府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地处“欧洲的十字路口”,乃兵家必争之地。     

法日英在南沙群岛的角力与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1933—1938)

1933年7月26日,法国宣称占领南沙“九小岛”,国民政府的抗议被法国忽视,而日本的非法声索却受到法国的重视。出于对远东政策的贯彻以及对日本“恫吓外交”的屈服,法国被迫于1934年对南沙政策作出调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法国派舰前往南沙群岛巡视,试图重新进行“有效占领”,针对日本非法占领经营太平岛,法日在东京和太平岛进行多轮交涉。英国亦几次试图伺机攫取南沙部分岛礁,盘算落空后则竭力怂恿法国登岛以抗衡日本。1938年,法国再次调整其南沙政策,并派兵登上太平岛。法国南沙政策的两次调整主要基于远东局势的变化,亦是对其“印度支那”安全、利益等因素权衡的结果。     

“文明冲突”，还是种族主义？——试析法国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北非穆斯林大规模移民到法国以来,法国政府坚持以“共和模式”为标志的移民政策,促使穆斯林移民完全融入法国社会。然而,由于经常与穆斯林移民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习俗“纠缠不休”,“共和模式”成为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瓶颈”;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及其后代的歧视与偏见,使得“共和模式”面临破产的境地。在新的形势下,法国的“共和模式”和穆斯林移民政策应该与时俱进。     

日本全面侵华后法国对西沙群岛的考量与行动(1937—1938)

日本全面侵华并占领东沙岛后,为防止日本进占中国西沙群岛,法国在声明其对西沙拥有“主权”的同时,趁势调整西沙政策,先于1937年10月派遣考察团登上西沙群岛进行非法勘查和灯塔建设,后又在1938年6月派出“土著警卫队”实施侵占。1937—1938年法国对西沙群岛实施的一系列行动既是为了保护法属印度支那的安全、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亦是对其长期企图谋取的西沙群岛的一次侵略升级。法国试图通过占领西沙的既成事实来强化其一直以安南名义声索的所谓“主权”,不过此举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更不能左右西沙群岛的主权归属,但给当今解决南海争端带来了消极影响。     

法国并不浪漫

2004年1月28日,中法建交40周年。对于法国、法国人,中国大众最先想到的词汇便是“浪漫”,可很多法国人并不认同,“当人们听说我从法国来,总要说你们法国人真浪漫。多无聊!”法国人让·雅克甚至这样反驳。也许40年以来我们对法国人仍然一无所知。那么法国人究竟怎样?他们如何评判自己?中法文化差异究竟多大?文中这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故事也许能够有一点启发,让你窥探到法国人“浪漫”背后的性格。     

脚下国境线

法国登山家里奥内尔·都德沿着法国边界的精准位置完成环绕——我必须强调“精确”二字,那意味着都德要穿越平原,翻过大山,渡过河流。     

进入法国生活的捷径

法国旅行家Ludovic Hubler说：“即便你只有三天时间停留在法国,只要选对了酒店,你的行程也会法式无比……”     

一部别开生面的法国革命“暴力史”——读马丹《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

关于法国大革命,可以做历史“书写”的方面很多,比如可以写它的社会史,可以写它的政治史,可以写它的经济史,也可以写它的化史……而这些也都是早就有人做过的事,听来已经不新鲜了。但2006年3月间法国首席大革命史学家马丹推出的一部法国革命“暴力史”——《暴力与大革命：论一种国家神话的诞生》,听起来不但新鲜,而且还有些另类的味道。该书含有极丰富的学术信息,既综合了近年来有关大革命进程研究的大量新成果,也显示了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最新发展动向,很值得一读。[第一段]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与法国的反应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魏玛共和国总理,标志着德国纳粹化的开始。德国国内形势的恶化引起了法国的严重不安。但是．由于法国当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次日组阁的达拉第政府不得不将如何恢复财政平衡视为第一要务;同时法国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与希特勒新政权达成和解还抱有幻想,这最终促使法国政府在对德政策方面采取了“理智而冷静”的政策,没有作出过激的反应。     

重估近代法国工业化的“失败”——评《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

在西方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法国的工业化由于没有像英国、德国、美国等国那样出现明显的“起飞”阶段,法国经济的增长又给人一种相当“缓慢”的印象。因此过去一提到法国工业化往往冠之以“落后”“水平低”“缓慢”等评价,相对于英国的工业化而言,法国的工业化道路则被当作失败的典型。不过近十几年来,西方有一些从事法国工业化研究的学,在新的工业化理论的指导下开始重新审视法国工业化,对法国工业化失败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     

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

从中世纪后期直至法国大革命初期,君主制下的法国国王在宗教身份上一直拥有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其他任何国家的君主均不得“盗用”的称号,即“笃信王”(法文SaMajest啨Tr埁sChr啨tienne,英文HisMostChristianMajesty)。从“笃信王”概念的源流、“笃信王”内涵的演变以及“笃信王”称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运用等方面可以看出,“笃信王”一词虽然是由罗马教廷于公元8世纪时首创,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却成为法国国王用以同罗马教廷以及基督教世界其他敌对国家进行斗争的工具。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身份,法国方面在舆论上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也正是借助于“笃信王”这一头衔,法国王权获得了凌驾于法国教会之上的特殊权力,进而促使法国王权走上政教合一的“绝对主义”道路。     

论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蜕变——从公民民族主义到族裔民族主义

西方学者通常把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区分为公民民族主义和族裔民族主义,并把法国民族主义作为前者的典型。事实上,这种对近代法国民族主义理论的界定只适用于近代前期(1789—1870年),而在近代后期(1870—1914年),法国则经历了一个从公民民族主义向族裔民族主义过渡的理论蜕变过程。在这一蜕变过程中,“我”族裔与“非我”族裔的对立逐渐成为近代法国内政、外交的主题之一,最终导致法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     

阿尔及利亚战争前后的法国种族主义——以阿尔及利亚移民在法国社会地位的变化为例

阿尔及利亚战争前后是法国历史上针对阿尔及利亚移民（以下简称“阿移民”）的种族歧视达到极端的时期。法国政府和法国种族主义者对阿移民先后采取了侮蔑性宣传、行为限制乃至屠杀的政策;法国公众则从与阿移民和睦相处发展到对其悲惨处境持冷漠态度,有人甚至在“十月大屠杀”时成为法国种族主义者的帮凶,只有极少数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平民反对种族主义的殖民主义。从总体上来看,在二战结束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内,阿移民在法国的社会地位呈下降趋势,其生活条件不断恶化。而上述变化均与阿解剖学及利亚战争及法国政局的动荡息息相关。     

透视国家与社会的张力——评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

在国际学术界如火如荼地讨论市民社会理论之际,而来自法国学界的声音却显得很微弱。法国学者似乎也不太热衷于借助市民社会理论,去分析历史上或现实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个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团体主义”的负面形象①以及法国世俗化运动赋予“soci啨t啨civile”一词的特有涵义,②无疑是他们排斥这一理论的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社会缺乏要求自治的呼声。恰恰相反,早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拉丁美洲结束军人独裁之前,即在形成“全球性的市民社会理论复兴浪潮”之前,③1968年“五月风暴”以及七八十年代的极权主义批判无不体现了法国市民社会的自治诉求,只不过这一诉求在当时更多是以“自治管理”(autogestion)运动的面貌出现。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在年轻时代曾是1968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极权主义的批判者和“自治管理”运动的重要理论家,④所以他在2004年出版的《模式》也应该被视为他关注法国市民社会的自治诉求的续篇。不过,《模式》一书不是在老调重弹,简单地重申“自治管理”运动的各项主张,而是致力于梳理近代法国市民社会的转型过程,并着力分析影响这一进程的政治文化因素。一市民社会在法国成长的艰难,仅在19世纪历...     

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国社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和政治文化史学兴起的背景下,法国史学界诞生了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知识分子史,作为这门新兴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运用“历程”、“社交性”和“代”三种独特概念方法,对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成功地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李大钊著作中“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探析

李大钊著作中两次提到的法国文学博士李霞儿是一位在神学、文学等方面有一定造诣,具有宗教信仰的法国博士。他于1916—1920年滞留日本。对比处于战争中的欧美,明治维新后,因侵略战争获胜、获益,使日本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以及东方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和”与“礼”的社会氛围,这些都让李霞儿产生了宗教般的痴迷,继而把日本看成了世界...     

"旺代叛乱"述略

“旺代叛乱”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旺代农民的“愚昧”、“保守”。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它实起因于共和国政府的政策与农民的传统情感之间的冲突,共和国政府的过激政策无疑应负一定的责任。共和国政府对旺代农民的镇压,不仅是拯救共和国的胜利,而且也是恐怖政策的过火表现。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旺代叛乱”并非只是个别的现象。在革命或者现代化进程中,不难看到一部分农民或者一部分弱势群体因维护自身利益而陷入与掌握着“革命”话语权的政府相对抗的困境乃军绛埔汶种历史现象。萤新探讨“旺代叛乱”,有助于深入理解法国大革命以及世界历史中的“旺代现象”。     

20世纪法国暨中法关系国际研讨会综述

为纪念中法建交 4 0周年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于 2 0 0 2年 1 2月1 5- 1 8日 ,联合举办了“2 0世纪法国暨中法关系”研讨会。 6 3位中国大陆学者、2位中国台湾学者以及 4位法国学者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楼均信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林中泽教授共同主持。华南师范大学校长赵毅、人文学院院长柯汉林、广东省史学会副会长陈长琦分别代表东道主致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吴恩远以及远在巴黎养病的中国法国史研究会会长陈崇武分别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