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初期的两通清廷谕旨

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1912年1月6日、1月8日清延内阁抄发的两通谕旨,是民国成立初期袁世凯内阁以谕旨形式发布的政令。它们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和袁世凯其人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圣训与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基于《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的考察

一般认为,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的皇帝的思想与观念。康熙敕修按圣训体例选编自己谕旨的《政治典训》和雍正主持编纂的《清圣祖圣训》的差异,为考察圣训体现的是颁发谕旨皇帝还是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康熙在位时《政治典训》已形成了完善的稿本,没有颁行。雍正即位后敕令继续编纂,但最终没有颁布该书,而是依照惯例,另起炉灶,敕修《清圣祖圣训》。《政治典训》与《清圣祖圣训》均选录康熙谕旨,体例相近、类目多有相似之处,皆以宣扬康熙圣治、训谕臣民、垂范后世为目的。其差异主要是在内容上,《清圣祖圣训》收录的是雍正皇帝认同的康熙皇帝谕旨,删去了《政治典训》中与其治国理念相冲突和对自己不利的内容,能适应雍正治国的需要。不仅是《清圣祖圣训》,清代的圣训都融入了敕修皇帝的思想观念。     

《四库全书》乾隆谕旨平议（续）

本文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二十五道谕旨是编纂《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总纲。因此,对这二十五道谕旨进行一番剖析,可知其编纂《四库全书》的基本目的是始终不脱离其宣杨封建思想、文化,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宗旨,并因此而使许多典籍惨遭厄运。同时又在客观上使中国文化典籍得到了保存和流传。中肯地评价二十五道谕旨,能了解其某些文化政策和书籍编纂思想,有助于对其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四库全书》乾隆谕旨平议

本文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二十五道谕旨是编纂《四库全书》的指导思想和总纲。因此,对这二十五道谕旨进行一番剖析,可知其编纂《四库全书》的基本目的是始终不脱离其宣扬封建思想、文化,维护封建统治这一宗旨,并因此而使许多典籍惨遭厄运。同时又在客观上使基本的中国文化典籍得到了保存和流传。中肯地评价二十五道谕旨,能了解其某些文化政策和书籍编纂思想,有助于对其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雍正吏治思想探微——《雍正朱批谕旨》研究之一

清世宗雍正,作为“康乾盛世”时期承前启后的君主,不但以其极为勤奋的励精图治精神及留有数量众多的《雍正朱批谕旨》(以下简称《朱批谕旨》)而为人所称道,而且推行了一些改革积弊的“新政”,诸如“摊丁     

军机章京考选制度述略

军机处是中国君主专制发展登峰造极的产物,它伴随着清王朝的盛衰经历了一百八十余年的沧桑岁月。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重要组成人员,他们入值禁庭、收发文移、办理档案、缮写和草撰谕旨、参与会审案件、负责纂修方略、扈从行在、随同军机大臣出差办事等。而且他们俱是兼职,还须完成原衙门所任职务范围内的工作。军机章京的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皇帝能否迅速、准确、有效地操纵整部国家机器的运转,所以,清代历届皇帝均对军     

康熙“红票”考——兼谈“传教信票”及康熙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康熙皇帝颁布了著名的"红票",即写给教皇克莱蒙十一世的红色谕旨。该谕旨以满文、汉文和拉丁文书写并刊刻,是清初"礼仪之争"背景下,康熙皇帝积极与罗马教皇沟通的重要物证。"红票"拉丁文之后,有供职宫中的多位西洋传教士的签名,反映出中西交往中康熙皇帝对传教士的集体召见,这种召见表明康熙皇帝认可传教士在宫中服务,但坚决不允许天主教违背中国礼仪和传统文化。     

《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一文中的更正一则

本刊1982年第3期拙著《清代画珐琅器制造考》一文七十三页倒数第二段中有误,即下列一节: “还有康熙给两淮盐政江宁织造曹寅的谕旨中有:‘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这道谕旨说明曹寅经手办     

“预备立宪”起点再探讨

清王朝在覆亡前最后几年所推行的“预备立宪”是中国谋求政治革新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政治观念、政治建设的走向。厘清“预备立宪”的起点无疑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政府宪政改革动机以及当时社会发展脉络的认知。然而,学界对“预备立宪”起点的认识并不一致。通过梳理当时的朝野政治倾向可以判定,清政府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派遣王公大臣出洋考察的谕旨实为“预备立宪”之起点。     

一位晚清留美幼童及其后人的报国之路

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张宣统元年(1909年) 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毕业证书。证书的主人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中国第一代留美幼童梁普照之子梁启英,捐赠者是77 岁的老人、梁普照之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离休研究员梁赞勋。在这张晚清学堂的毕业证书一边,以朱笔题写的是光绪33年清政府严令学生谨遵朝廷政令的谕旨。在这张证书上,还写有主考官——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的名字,毅然送子赴美留学的梁启英祖父梁焕南的名字,第二批留美幼童梁普照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后辈——一个充满抱负、决心承继先辈救国宏愿的青年梁启英的名字。在这张承载着浓浓历史气息毕业文凭背后,记录了一个留美幼童和他的后代感人至深的“平凡”经历。     

一位晚清留美幼童及其后人的报国之路

200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一张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毕业证书。证书的主人是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中国第一代留美幼童梁普照之子梁启英,捐赠者是77岁的老人、梁普照之孙——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离休研究员梁赞勋。在这张晚清学堂的毕业证书一边,以朱笔题写的是光绪33年清政府严令学生谨遵朝廷政令的谕旨。在这张证书上,还写有主考官——第一批留美幼童詹天佑的名字,毅然送子赴美留学的梁启英祖父梁焕南的名字,第二批留美幼童梁普照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后辈——一个充满抱负、决心承继先辈救国宏愿的青年梁启英的名字。在这张承载着浓浓历史气息毕业文凭背后,记录了一个留美幼童和他的后代感人至深的“平凡”经历。     

浅论雍正帝对奏折制度的实行

奏折制度在康熙朝不断发展,到雍正朝得到了广泛运用,其内容方面也越来越广泛。臣工上奏内容变得丰富的同时,雍正帝的朱批谕旨也变得多样化。     

战后日本对雍正时期历史研究述要

战后,日本对雍正时期历史的研究,以京都大学雍正硃批谕旨研究班的成立为发端※,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现按若干方面,举要介绍如下:     

清廷军机处与军机章京

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权机构。自雍正七年设立起,终清一代,军机处代皇帝撰拟谕旨,参与军国大政……对国家政治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军机处的设置与职能,以及军机处人员选用等作一介绍。     

乾隆之生母及乾隆帝的汉人血统问题

本文论证,乾隆皇帝之生母,并非汉人"钱氏",乃京畿宝坻县汉人彭氏所生之女,生父是满人钮祜禄氏凌住。由于凌住及其上辈有汉人血分,因而此女的汉人血分也较多,她与雍亲王胤禛所生之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帝,也有汉人血分,而且其汉人血分稍多于满人血分,并有少量蒙古血分,是满汉蒙混血。文章认为,留存于现今的雍正帝册封弘历生母为汉人"钱氏"的谕旨资料,疑问颇多。之所以谕旨中出现"钱氏"字样,实际情况当是,面承雍正帝册封嫔妃口谕的贝子允祹,因速记、简写受封者钮祜禄氏为"钮氏",字迹潦草,交官吏撰拟谕旨草稿,形近而讹,误写为"钱氏",草拟册文,也沿用"钱氏"二字。在将册封文镌刻于"金册"以赐予受封者时,才发现误写,主管此事的允祹难辞其咎,因而在册封嫔妃之事上因"误写妃姓"而被惩罚。乾隆生母为汉人彭氏所生一事,也是清廷虽禁止满汉通婚而实际存在满汉结姻的较重要史实。     

封面满文书影——清代《圣训》简介

清代成例,后朝修前朝《圣训》。有清一代,共修十朝《圣训》,即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圣训》。 《圣训》每修两部,一部存京城,一部送盛京崇谟阁收藏,盖盛京系留都,以示尊崇也。京城一部有满、蒙、汉三种文本,盛京一部只有满、汉两种文本。 《圣训》是将皇帝谕旨分门别类编纂,每类以简要题名加以概括,类下按谕旨的时间先后逐条记述,诸如“经国”、“用人”、“恤民”、“求言”、“敦睦”、“节俭”,等等。     

有关清代邸抄的三个问题

邪抄,后来又叫京报,是清朝抄录谕旨及题本、秦折而成的原始形态的报纸,从中可以了解朝廷施政情况,在当时为各级官员广泛阅读,受到普遍重视。而在今天,邪抄还是一个较少为清史研究者触及的题目。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关耶抄的记载太少,且又零星散存于各类文献之中,搜集非常困难。笔者由于工作之便,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看到过一些与清代邪抄有关的史料。现据以敷陈,一方面谈谈笔者对清代邓抄是否具有中央政府公报的性质、邪抄的出版者为谁以及邻抄与京报有否区别等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将笔者见到过的…     

中国最早的“特快专递”

中国的特快专递历史至少可追溯到270多年前的清朝雍正年间。当时皇帝下达给督抚大臣的机密谕旨,不但专人寄、专人递、专人收,而且规格严整、限定时日,被称为“廷寄”。     

正定临济寺澄灵塔上的三方刻石

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是佛教临济宗的创始人义玄禅师的舍利塔,本文介绍了嵌于塔上的三方不同时代的刻石,对其文字内容、刻制时间及历史背景做了考订,并将雍正十二年谕旨刻石中加封的20位名僧的简况整理附后。     

大明遗风六百年屯堡东望江淮

他们依然沿袭着大明的服饰,因为他们不能断绝对故土的牵念;他们跳着古老的歌舞,这大概是大汉对于“蛮夷”的威严;他们还居住在坚实堡垒,意味着皇命不可冒犯;这里女人们勤劳,是因为男人们卫国戍边使命在肩. 贵州屯堡文化是一段明朝移民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明朝初年朱元璋平定西南后,为稳固边陲,实行就地屯田养兵政策,陆续将安徽、江浙的屯兵及家属迁到贵州,战时为兵,平时务农,并强行将中原的工匠、商人流民迁到贵州,史称“调南填北”. 历史上每一次的大迁徙都是一曲豪迈的悲歌.历史的云烟里,我们仿佛看到当年三十万平定边乱的军人,随着朱元璋一道谕旨,开始了他们声势浩大的迁徙.在江淮到贵州的路上,挑着担子,推着推车,绵延百里,拖家带口翻山越岭远赴边陲,那场面虽然已经淹没在历史的云烟里,当我们再来看屯堡的时候,它已经凝聚成了一曲无声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