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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周和西郊的几处营房,现在有的还有遗址。特别是西郊的外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三处营房修得十分坚固。外面有高大的红色围墙,四面分设四座营门。营内有十字形的宽街。在十字形的宽街的两侧,兵房栉比,一排一排的,都有院子。各级军官的房舍比兵房要大一些,好一些。翼长的房自然又要比佐领、领催等军官的房,又要好一些。分给旗兵房子时,按各旗各佐去住,秩序井然,没有争房、抢房的事。那么军官有没有利用职权占便宜的事呢?也没有。比如我的外祖父是全营的翼长,分给他的房是最好的四合院,后面还有花园。他不要,结果住了一个五间北房三间南房,西边有一个小跨院的一所小军官的住房。我记得连街门前的“上马石”都是用砖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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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旗和外三营,都以八旗划分,秩序井然,没有在八旗编外的。那么北京郊外散居的满族,却是从那里来的呢?他们实际上就是营房中满族之外移者,移动的时间,多在清末民初。清末八国联军之役,圆明园第二次遭到破坏,所以外三营中以圆明园八旗散出的最早。辛亥以后,取消居住限制,八旗人可以任意居住。但促使他们离开营房的,并不是有了居住自由,可以任意搬家;主要却是民国不发旗饷,他们需要自谋生路。谋生必须靠近北京城或直接搬入城中,才好解决。须知当时西直门外虽有旧时御路,但总体上说还是荒凉的,人烟稀少,没有定期的交通工具。绝非现在这样,坐上332路公共汽车,半小时就到海淀或颐和园,这是那时梦想不到的事。 但搬出营外,也是先近后远,最初只搬到大钟寺一带,以后才搬进城。当时搬家也不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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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郊区的满族中,营房是大的聚居点,散居者是由营房中搬迁出来的,园寝附近则是小的聚居点。 我们要研究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同化问题。营房和散居的满族是比较直接的,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满族习俗→满汉混合习俗→汉族习俗表中所谓“满族”实包括东部蒙古人,辽东汉人、达呼尔、赫哲、锡伯,甚至朝鲜等族在内。但总的来看是比较简单,因为我们重点研究的是近代,北方各族同化于满族不在我们研究的范围之内。 园寝满族,原是属于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汉军(即辽东汉人,也就是东北人),他们的汉化过程非常有意思,若列表表示,则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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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中最初当然都信萨满教。任何一种宗教原来的仪式都很简单,信仰、供奉、祭祀也用不着花多少钱。 但是后来便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需要金钱的筹备。跳一回神都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负担得起的事。我在十岁左右——那已是民国十几年了——去营房时,那里已看不见萨满教的遗留,所信奉的只有老爷(关羽)和娘娘了。老爷是清朝的护国神,营房中八旗就有八个老爷庙,真是不厌其多。营房外面还有老爷庙,如双关帝庙(庙中塑有两个关帝像),立马关帝庙(关帝的像不是坐着而是骑在马上)。对关羽这位护国神,绝不许说他的姓名,只能官称“关帝”(关圣帝君的简称)‘俗称“关mafa”(此处汉义是关老头)、“关老爷”,后来索性简称龙爷。 各族的神也和人一样,互相来往。满洲跳神所供的神,除满洲神外,还有蒙古神喀屯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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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北京郊区的满族应该抓三个点:外三营、王公园寝和庄头。外三营一火器营、健锐营、圆明园是满族的聚居点,是最具典型的地方。王公园寝(东西二陵不算郊区)的苏拉(满语“散差”)因为看守墓地的关系,多年来也在当地落户聚居。人数自然较营房为少,但也是较为典型的地方。庄头的情形则比较复杂,自始就有投充庄头在内,满族虽有,但远不如前二者的严密和集中。在三个点中不能算是重点。以上所谈情形是民国初年的状况。 我写此文,是因《满族历史与生活》发表后,受到北京研究这方面的学者的督促。我生长京中而母家又在郊区营房里,这种条件不是任何一位满族人都具有的,理当将亲身见闻贡献出来。唯迄今已发表的有关满族的著作,和我亲见亲闻,差距太大。比如有的著作中所宣扬的满族的缺点,我以为正是他们的优点。许多著作喜欢写满族上层,我以为光上层不能就代表满族,重点应该了解满族下层。不少著作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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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有非常丰富的文学创作。这些文学创作,多半都是先有口头文学,然后才有记录下来的书面文学。口头文学又必是先有本民族语言的口头文学,以后发展成为用汉语讲的口头文学。书面文学最早是口头文学的记录,就满族来说,这种记录又有满文记录和汉文记录两种。著名的《尼山萨满传》就是口头文学的满文记录。至于书面文学发展到作家文学,那是大以后的事。八旗或满洲著名作家的文学名著,如《红楼梦》、《儿女英雄传》等书,在京旗下层特别旗兵中没有市场,他们喜欢听的是《康熙私访》、《乾隆下江南》(当时叫做“打江南围”)、《永庆升平》和各种“侠义”、“公案”小说,但这些不一定都是八旗或满族人作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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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京旗满族性格和思思的观察,要比郊区满族深刻得多。这是因为我生长在京旗之中,四十岁以前,没有较长期地离开过。而书本中记载京旗的事,也比写郊区满族的材料为多。我把前人所记和自己见闻综合起来,自清初至清末民初以迄现代,做一系统、轮廓的叙述,阐明京旗下层性格和思想情况,希望能够起到补史之缺,正史之讹的作用。如果能够做到,则京旗满族在地下者有知,也会欢欣鼓舞,执笔者也会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终于有这一天,能使全国同胞对他们有一个实事求是的了解。拨开几十年重重误解和偏见的烟雾,看到他们的真实面目,使他们的优点、缺点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以待历史的公正评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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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在作者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但不是自然主义地照搬生活,而是经过作者加工、改造和艺术概括,作品中融进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认识和评价。正如《毛诗序》中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满族歌舞形象地反映了满族各时代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伦理道德观、婚姻恋爱观和社会价值观等,使人们在欣赏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思想的启迪,道德的教育和感情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中,某些社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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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传统舞蹈动作上的民族特点,除前述外,还有三点比较突出,须着重指出。 其一 双臂摆动幅度大,常一臂于前,一臂于后。清杨宾《柳边纪略》记载的《莽式舞》基本动作:“举一袖于额,反一袖于背,盘旋作势”。满族《秧歌》的基本动作也是如此。《东海莽式》:“手抚前额勿过顶,反手靠背与腰齐”、“双臂回旋展翅走” (《东海莽式歌诀》)。清宫廷《喜起舞》:“左臂舞于额,右臂舞背齐”(排场口诀》),等等。都体现了满族传统舞蹈的这一动作特点。 其二 耸肩。申忠一《建州图录》记叙了努尔哈赤宴请朝鲜使臣时歌舞情景:“奴酋(指努尔哈赤——引者)便下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启”。“耸肩”(缩脖,耸动肩膀,有双耸、左右交替耸等)、颤肩,摇肘是满族传统舞蹈中常见的动作。汉族舞蹈则少有耸肩动作。“抖肩”是蒙古族舞蹈的特征动作,但与满族不同,蒙古族的“抖肩”肩膀耸动频律较平稳,如骑马奔驰于草原之势,而满族舞蹈中“耸肩”、“颤肩”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