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冷战的文化遗产: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

1949~1990年间的中美教育交流,很大程度上受到冷战大环境的影响。其间,教育交流可分为前期准备、建交前的民间交流和建交后的交流三个阶段。中美教育交流虽然发展迅速,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疏通两国关系的润滑剂作用;在建立外交关系后,当两国关系出现问题时,教育交流可以起到缓和紧张关系、保持渠道畅通的作用。冷战年代中美两国关系间的教育交流使中美双方在不同程度和不同领域都有所受益。在冷战结束十余年后的今天,回顾冷战时期中美教育交流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 0 1年 6月 1 7日至 2 2日 ,中国和美国史学家在美国蒙大拿大学摩琳＆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 ① 举行了“关于亚洲冷战的中美对话” ,就冷战期间美国和中国在亚洲形成的战略、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以及战争中人性的一面进行了探讨 ,并就由冷战造成的两国人民间和政府间的隔阂和误解进行了反思。这次会议是摩琳＆迈克·曼斯菲尔德中心组织的五个国际对话中的第四个。该中心自 1 998年开始 ,有计划地组织了朝鲜、越南和日本学者与美国学者就冷战对本国在文化、社会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今年是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对话。明…     

中国对1971年南亚危机的反应和对策

1971年南亚危机是冷战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地区危机。整个危机的发展演变过程直接关系到中、美、苏、印、巴五国之间的互动以及政治—外交—军事多重博弈。可以说,1971年南亚危机以及第三次印巴战争既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生死较量,也关系着中美苏三国围绕南亚次大陆展开的斗争。中美两国极力推动的战略接近亦通过此次危机得到检验,并为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试析克林顿的“新亚太构想”

试析克林顿的“新亚太构想”王松德去年７月上旬,在东京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开幕前夕,美国总统克林顿应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提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新亚太构想”。这是美国政府冷战后的第一个较全面的对亚太地区的政策兰图。克林顿提出“新亚太构想”...     

论里根政府时期的中美战略关系

里根上台执政后决定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系,以共同应对苏联的威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实现了高层互访以及武器出售、高技术转让等军事交流,形成了联合抵制苏联扩张的合作关系。但由于1989年东欧剧变、苏联威胁逐渐消失等冷战形势的变化,加之中美间固有的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等矛盾,导致两国战略联系在1989年因为一个政治导火索而走向终结,中美关系跌入低谷。     

台湾海峡危机、中美关系与亚洲的冷战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海峡危机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是深远的。中美关系在台湾海峡危机中的互动、危机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作用,显示了亚洲冷战的基本特点。     

持久的不均衡:战后美日、美韩联盟比较研究

美日、美韩联盟自其在冷战中形成以来,便在美国的亚太联盟战略考量中具有不均衡的地位。美日联盟长期以来是美国亚太战略的核心,具有更高的战略和政治价值,而美韩联盟则更多的是一种军事联盟,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直接的军事威胁。缘此,在后冷战时代,美日、美韩联盟继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方式,美日联盟继续深化扩展,而美韩联盟则表现出越来越漂移不定的状态。     

毛泽东向尼克松放"试探气球"前后

在经历20多年的严重对峙后,中美两国最高领导者毛泽东和尼克松权衡纷繁多变的国际局势,高瞻远瞩,毅然决然地互通和谈信息,从而叩开中美两国互为封闭的国门.中美两国终于由冷战转为缓和,由对抗转为对话.……     

印尼苏加诺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初探

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是亚太地区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它们之间关系和睦与否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影响。苏加诺政府时期的澳印(尼)关系错综复杂,反复不定,虽然深受美苏冷战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反映了这时期澳大利亚与印尼国家利益的诉求。     

艰难的握手：中美实现平民回国问题谈判的历程

1954～1955年,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两国实现了日内瓦会议上的外交接触,并最终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这对于冷战时期的中美双方具有特殊意义。根据两国解密的外交档案来看,中美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前都曾有意识地就解决平民回国问题做了准备,新中国政府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争取了主动,最终促成这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外交谈判。谈判本身及最终协议的达成,对此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再认识、再思考

正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中,中美关系在曲折、起伏中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中美两国间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冷战后两国关系发展的长期和坚实基础。与此同时,中美两国曾多次出现严重对抗、冲突或危机,而每次对抗、冲突和危机都是美国挑起的。近一年来美国在反对中国方面已达到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的状态。美国在中国领土主权、在亚洲安全问题上采取与中国对立对抗的敌对方针是由美国的内政外交特别是由美     

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原因、后果和教训

战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欧洲转向亚太,冷战伊始,澳大利亚即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之考虑,积极投身于美国领导的全球冷战事业,先后参加了美国在亚洲发动的两场“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在越南的卷入激起了深刻的政治争议,最终导致战后执政长达２...     

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奥巴马政府为分享亚洲经济增长红利,维持亚太地区势力均衡,服务于维护美国亚太和全球领导地位的总体目标,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奥巴马政府对"再平衡"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调整:从侧重军事转向侧重经济;从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到随后反应消极;在区域内进行从亚太到"印太"的再平衡;在全球战略中从关注亚太到回望中东。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措施包括:强化亚太核心同盟关系,深化亚太军事布局;深化同亚太新兴国家的双边关系;增加对地区多边机构的外交投入;主导并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等。本文利用数据统计和文本分析审视了中国和亚太在奥巴马政府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认为"亚太再平衡"言过其实,实际进展远未达到其倡导者的预期。奥巴马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主要关注点和外交重点仍停留在中东和欧洲,亚太排在其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也给亚太总体形势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但也应看到"再平衡"的两面性、局限性及其面临的障碍,不应夸大其作用和对中国的挑战。目前来看,尽管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战略思想和内外政策存在不确定性,中东和欧洲等地区的问题也会继续牵扯美国大量精力,但随着亚太地区本身重要性的上升,特别是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持续增长,特朗普政府有可能继续将其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虽然"再平衡"战略的口号及其中的某些内容已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可能会以其他形式继续付诸实施。     

冷战时期影响印美关系的因素分析

纵观冷战期间印美关系的演变历史,非结盟却并不完全交恶的状态是主调.外交目标的分歧、印巴矛盾、经济援助以及印度国内背景等方面是影响两国关系的多重性因素,正是这些因素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印美关系在友好与淡漠状态之间徘徊.     

美国对印度第一个五年国防计划的援助和限制(1962—1965)北大核心

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为美国与印度形成遏制中国的战略共识及较为密切的军事关系提供了契机。印度尼赫鲁政府对国防政策进行全面反思与整顿,制定出以中国为主要军事防范对象的长期国防计划,并寻求美国和苏联等大国对其国防建设的支持。出于拉拢印度、遏制中国的冷战目标,约翰逊政府延续肯尼迪时期的基本政策,继续向印度提供较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不仅以此为筹码要求印度修改国防计划,而且试图索要更多的政治回报。围绕对“中国威胁”的判断和应对方式、国防建设的目标和手段等诸多核心问题,美印存在明显分歧。这些分歧反映的是美国在亚洲遏制中国的冷战目标与印度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利益之间的抵牾,决定了美印关系发展的限度。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今天,遏制中国的战略共识虽然能促成美印关系迅速升温,但不足以弥合二者国家利益的根本差异。     

亚洲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创建背后的美国推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成为中美文化冷战对抗的核心区域。一方面,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人学生普遍升学困难,许多青年转向内地求学,这对美国的亚洲政策构成了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迁往香港,又给美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外围组织,亚洲基金会将目标对准了香港的中文高等教育,试图将华人知识分子和学生拉入"自由阵营"。美国的冷战战略和亚洲基金会的活动客观上促成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创建,并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形制与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美国学术界对冷战时期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研究

冷战期间,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长达15年、共计136次的大使级会谈。在近乎隔绝和充满敌意的年代,大使级会谈是中美两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官方接触的唯一渠道。15年的会谈虽然没有解决双方之间存在的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它对限制和缓和两国紧张关系无疑起到了相     

浅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

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一个僵持性谈判。在冷战白热化的年代里 ,中美两国为什么要启动这样一个双边谈判 ?了解启动中美大使级变化的历史背景 ,有助于了解我们理解其僵持的原因。本文认为 ,中美两国启动大使级谈判的背景为日后双方的谈判出现长期僵持局面埋下了伏笔。在要不要进行双边接触的问题上 ,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态度。基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 ,中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双边接触的办法和途径 ,而美国则不断地回避接触 ,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爆发并没有促使美国与中国进行直接接触 ,而中国随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却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通过双边接触的方式化解危机。在讨论中美双方会谈的议程和谈判内容上 ,双方存在着巨大矛盾 ,其实质是对待台湾问题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对立。     

70年来中美关系的变迁对美国华侨华人的影响

论文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至今三个阶段的中美关系,论述了中美关系从冷战到缓和,从接触和经济相互依赖到战略性竞争的阶段性变动过程,以及这种国家间关系的波动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等维度对美国华侨华人产生的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国内以麦卡锡为首的反共人士掀起红色恐慌,"黄祸论"、"红色第五纵队"等排华舆论盛行,许多华人遭受无妄之灾。进入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中美建交适逢中国改革开放,美国社会对华舆论逐渐缓和,华侨华人群体积极融入美国社会,被誉为"模范少数族裔",在美"落地生根"。冷战结束后,随着中国崛起速度不断加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名号,对华进行一波又一波的舆论攻击,影响着华侨华人在美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华侨华人是中美关系改善和友好发展的桥梁和纽带,但也可能成为中美关系波动乃至交恶的受害者。中美关系的变动一直是影响美国华侨华人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