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陶器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陶器演变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薄弱,陶器演变的过程与机制尚不清晰。根据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7个文化序列的21处遗址点出土陶器数量、高度及组合(种类)可知在新石器—铜石并用时期,罐类数量比例上升,盆、壶、瓮类数量比例和高度(罐除外)下降,组合由复杂演变为简单;青铜时代中晚期的卡约文化时期,罐类数量比例达到最高,盆、壶、瓮类器皿数量比例衰落发展;辛店文化至寺洼文化时期,罐类比例和高度较卡约文化时期下降,盆、壶类数量比例和高度上升,组合由简单演变为复杂。结合研究区周边的气候记录及考古材料,发现气候变化、生产水平、生计方式、社会组织、财富观念及技术革新等是导致甘青地区陶器演变的影响因素。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水器

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域,本文所指的甘青地区,其范围大致东起泾水、南抵西汉水流域,东北接河套地区,西越湟水流域,西北基本包括河西走廊的全部。这里地处黄河中上游,属黄土高原的西端,西南和西北分别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相接,六盘山、秦岭、岷山、日月山、祁连山、     

裴文中先生与甘青地区史前考古

甘青地区是我国最早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地区之一,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世纪40年代,裴文中远赴甘青地区开展田野考古调查与研究,这一承上启下的工作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河套地区青铜时代陶窑

河套地区包括内蒙古中南部地区、陕西省北部地区和山西省西北部地区,地处黄河中游区,是黄土广泛分布地区,在青铜时代河套地区属于一个文化区.     

甘青地区唐代墓道殉马及相关问题的初步研究

甘青地区唐代墓道殉马现象从公元7世纪中晚延续到9世纪末,具有鲜明的特征,可认为是辨识唐代吐谷浑文化遗存的重要线索。甘青地区与该习俗相关墓葬间的共性,可能是吐谷浑人的传统习俗,而差异应与吐谷浑人在甘青两地面临不同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时所做出的选择有关。殉马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相对应,但无明显的性别指向性。至于该习俗的来源,可能是吐谷浑人在其旧俗的基础上受到吐蕃整马殉葬习俗的影响而形成。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未成年人埋葬问题分析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墓葬材料丰富,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墓葬数量的研究,认为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未成年人并未完全葬入墓地,在集中埋葬的公共墓地以外,很可能存在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单独墓葬区.而以未成年人为主的墓葬区多在房址附近或者主体墓地边缘,以埋葬年龄较小的婴幼儿为主,其葬俗也与公共墓地的成年人相异.     

辽东地区青铜时代石棺墓葬及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从石棺墓葬的形制入手,根据墓葬本身的结构特点将石棺墓划分类型,并结合各类型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组合特征,探讨了辽东地区青铜时代各类型石构墓葬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并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文化属性做进一步分析与研究.     

甘青地区史前人口年龄构成研究

年龄是人口的一个基本的自然属性。人口的年龄构成不仅反映人口的再生产状况,而且也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动情况。这一点在史前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鉴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甘青地区史前人骨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全面细致的统计,对这一地区史前人口年龄构成的基本情况以及人口年龄构成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群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在回顾与梳理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讨论区域内旧石器文化面貌、古人类化石及古环境状况,对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传统分析

20世纪初以安特生为代表开展的活动开启了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工作的序幕,其后续研究也深刻的影响了甘青地区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统筹规划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发展基本与全国一致,以类型学、地层学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与谱系研究长期为研究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后,综合应用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以复原古代社会成为了研究中的新趋势。结合时代背景与典范研究观察甘青地区的史前研究,发现该区域史前研究的进展多为方法技术的变迁所推动,而研究思维似未有较大变化,目前的研究呈现出虽表象丰富、但结构单一的特点。甘青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未来如何发展仍需深入思考。     

甘青地区史前时期墓上标志初探

甘青地区史前墓葬的地表通常会发现一些人为摆放或竖立的石块、放置的陶器、垒筑的土丘以及营建的围墓沟等遗物或遗迹,用以标志墓葬位置或表达祭祀礼仪等信息,可称其为墓葬的地上标志。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主要表现为两类：第一类是在完成埋葬后设立的地表标志,包括墓口竖立的石块、木桩和垒筑的坟丘;第二类是后续在墓葬地表进行祭祀活动的遗留物,这些遗留物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标志的作用,这类标志主要是墓口放置的陶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甘青地区的墓上标志呈现出由单一立石标志向多种标志并存发展的趋势,个别标志还形成了特定的分布区域。甘青地区史前墓葬流行设置墓上标志,除为了识别墓葬位置便于完成墓地规划外,应与该区域盛行二次扰乱葬有着密切关系。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时代变迁与区域对比

通过对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数量、规模、堆积厚度相关数据的定量分析,本文认为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从早到晚表现出流动性渐强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与其生业经济方式的变化有关。此外,甘肃东部和南部地区与河湟地区在各项分析指标中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甘青地区“花儿会”传说的文化功能

甘青地区流传的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是一种重的公共信息资源,它担负着记录和解释“花儿会”历史源起的文化功能（如“花儿会”活动的庙会本质、求雨功能等问题）;同时,在其流布过程中民众对之进行了自发自觉的整合与传播,从而使其生发出了助力村落政治文化、助推女性个体社会化的文化功能。按照文化表征理论,关于“花儿会”的传说正是民众对“花儿会”活动的一种重表征方法,使得活动产生了丰盈的文化意义,扩大了其外延和内涵。     

甘青地区史前用玉特征与进程

甘青地区是史前时期重要的用玉地区之一,其用玉进程表现为从前仰韶时期至马家窑时期,一直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而大规模和较成体系用玉文化的兴起应始于齐家文化。齐家文化巫玉色彩浓重,玉器更多被用来祭祀。从用玉进程和用玉动机看,甘青地区用玉文化并非独立起源,而是从东部和中原引进与兴起,同时促进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与利用。     

明代甘青地区的＂土官＂与＂土司＂

今甘青地区在明代时是否设有“土司”,学术界至今存有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朝中央政府在今甘青地区设立的土官进行了梳理,并与西南典型土司制进行比较,认为明代今甘青地区广泛分布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卫所土司和僧职土司。     

甘青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新石器文化兴衰

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距今8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之后,才真正意味着人类的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开始.距今5500年前后降温以及由此带来的干旱,使甘青地区这一时期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矛盾的激化,甘青地区葫芦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出现的社会复杂性,可能是在资源紧张状态下的一种人类文化行为的生态调整.甘青地区距今4500年气候转变可能首先促进或刺激了齐家文化的发展.但随着气候转变的幅度增加,环境条件渐趋恶劣并超过了当时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西北地区史前农业体系不可避免的发生彻底地解体和衰落.长期的干旱环境可能是导致齐家文化的衰落以及齐家文化之后较长时间农业文化的低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甘青彩陶纹饰圆圈纹新解

圆圈纹是甘青地区彩陶纹饰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纹饰,不仅绘制精美,而且蕴含着浓郁的原始崇拜信息.通过对甘青彩陶文化的内涵、圆圈纹自身的特点以及圆圈纹与相关纹饰之关系的剖析,推定圆圈纹是对太阳形状的模拟,是太阳崇拜的物化形式.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出土陶器情况研究

松嫩平原是东北地区考古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伊始,松嫩平原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同样保持着稳定的承继发展。从夏至汉以前这一时期内,各个考古学文化彼此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作为考古学文化指征器物的陶器,在松嫩平原上随着时间推移几经变化,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特质。这些陶器在分别代表地域文化突出特点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值得研究。     

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业进程探究——以植物考古材料为中心

云贵地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多样性造就了先民多元的生业策略。本文系统梳理了目前云贵地区出土的植物考古材料,对区域内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农作物结构以及农业种植发展历程、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行探究。现有材料表明,云贵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经营稻粟混合型农业,随着青铜时代麦类作物的传入,滇西北、滇东等地开始流行稻粟麦混合型农业。除农作物外,野生植物资源在云贵地区先民的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探究云贵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多样化的植物资源利用策略,对理解西南地区早期文明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植物资源的选择既是先民对山地环境的适应与探索方式,也是区域间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新疆罗布淖尔古墓沟青铜时代人骨微量元素的初步研究

骨骼中无机质的主要组成成分为羟磷灰石,羟磷灰石中的微量元素又是人类饮食结构的潜在表现物,活体骨骼中微量元素的含量是饮食中微量元素的最好体现,而被埋葬的骨骼经过沉积作用后骨骼中微量元素变化较小,是其生前获得微量元素的合理反映。因此分析骨骼内羟磷灰石中的微量元素,是探索古代人类的食物结构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