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万盛区发现500年前石刻

重庆市万盛区最近发现了距今500年前的“播州界”石刻。刻于明朝中期的“播州界”石刻,位于重庆市万盛区万东镇汪家沟东端、孝子河南岸荆棘杂草丛中一块高约2．5米、宽约3．5米的砂岩石壁上。一播州界”三个楷书大字各高约助厘米、宽约55厘米、深约10厘米,从右至左排列。此外,在“播州界”三字左下方还刻有“大明成化五年”小字,阴刻,行书,每字各高约10厘米,宽约7厘米,深约2厘米。“播州界”石刻因何而来？据史志资料介绍,唐贞观十三年（639年）,唐朝政府设播州于万盛。唐朝后期,地处云南的南诏王国,为扩大其势力范围,大举北上…     

雅安市发现三通地方戏曲史石刻碑

雅安市发现三通地方戏曲史石刻碑赵婕妤近年来,雅安市文管所先后在市域境内乡村连续发现三通记载有雅安市地方戏曲史的石刻碑记,为雅安地方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８０年代末,市文管所在南郊乡昝村娘娘庙旧址发现了一通原文昌富、惠泽官清朝咸丰八年（１８...     

曹寅《尊胜院碑记》

近年,安徽省来安县文物工作者在县城北十二公里的舜歌山山麓,发现了清代曹寅撰文的《尊胜院碑记》。此碑建于康熙六十一年壬寅(1722年)。碑高2米,宽76、厚17厘米。碑额篆书"普门示现"四字,碑额及碑文四周饰以石刻图案,有底座。碑文十六行,计四百六十六字。后     

云冈石窟寺庙地产考

云冈石窟创建于北魏。现存历代石刻题记、碑文、铭文、墨书,约有68处。其中北魏有28处石刻题记,辽代有1处,元代11处,明、清、民国有28处,多为功德碑。现置于第6窟外西侧的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修云冈石佛寺碑记》《云冈堡石佛寺历年续修工程并历年施舍银两、养赡地亩碑记     

北朝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最初源头已不可考,据《山右石刻丛编》所录石刻造像及其碑记可以看出其形制与石窟造像形制相似,其所制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也是石窟造像流行的年代。可以推论,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是民间乡社自发开展的崇佛运动的产物。通过石刻造像的研究,可以探讨佛教思想在中国乡村传播的路径及其组织方式在乡村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太蓬山摩崖石刻题记

太蓬山,位于四川省营山县太蓬乡境内,距县城百里许。山上现存历代石刻题记62幅。其中唐代石刻8幅,宋代35幅,元代2幅,明代7幅,清代8幅,民国石刻2幅。石刻主要分布在太蓬山透明岩(图一)四周岩壁上,面积约两百平方米。内容有造像碑记,佛教经典,诗词游记等。书法有行、草、隶、楷四体。是川北地区较集中的石刻群之一。 太蓬山石刻题记的内容 太蓬山的石刻题记始于唐,盛于宋,末于民国。这些石刻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太蓬山的自然风光,地望地貌,历史传说,佛教     

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

遵义,在古代历史上曾一度被称为播州。从唐乾符三年(879)到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七百二十五年间,这个地区始终在封建地方势力"播州土司"杨氏家族的直接控制之下,对这一段史事,过去研究的人不多。1972年3月间,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对杨氏家族墓葬群中的宋沿边宣抚使、"播州土司"十五世杨文(遵M6),明播州宣慰使、"播州土司"二十二世杨昇(遵M7),二十三世杨纲(遵M5)和二十五世杨爱(遵M8)     

秦州重建清真寺楼碑研究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阿拉伯文和汉文双语的秦州重建清真寺楼碑是甘肃境内最早的阿拉伯文碑刻,其碑记是非常重要的回族石刻文献,它们除了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外,对研究元、明、清三代西北伊斯兰教传播史和发展史、回族源流史、中阿文化交流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比汉、阿两种碑文,不难发现其汉文碑记对清真寺的功用和伊斯兰信仰的阐释典雅中正、曲尽奥妙;其阿文碑记则紧扣《古兰》、《圣训》,一反汉文碑记的迂回与隐讳,语意流畅,明白易晓。该碑记真实反映了伊斯兰作为世界性宗教与文明对东方文化展示出的极大兼容性和适应性,也反映了回族人民在伊斯兰母体文化的化育下,经过儒学熏陶发挥出的无比智慧。该碑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从中可以看出明代伊斯兰教筚路蓝缕过程的缩影。     

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代《南方文物》"名物新证"专栏主持辞

金石学之金与石,包含了铜器和石刻两个部分,它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石刻之学源于文献。孙星衍《寰宇访碑记·序》云:“金石之学,始自《汉·艺文志》《春秋》家奏事二十篇载秦刻石名     

四川乐至县石匣寺摩崖造像

乐至县蟠龙镇石匣寺,寺前山崖两边刻有摩崖造像和各种碑记,寺后山崖上也有墓塔、碑刻和龛像。2006年12月对这里的摩崖造像和碑刻进行了调查和编号,其中的唐代造像和石刻《金刚波罗蜜多心经》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杨氏土司与播州

播州之称始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由郎州易名而来,属黔中道的经制州(正州)。大历五年(770年),泸州僚族(今仡佬族先民)首领罗荣占据播州,开始对播州这块土地实行世袭统治,播州成为唐代"羁靡州"之一。唐乾符三年(876年),僚族杨氏先祖杨端自四川南部入播州,建立了杨氏在播州的统治,至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世袭统治播州长达725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杨邦宪降元,置播州安抚司,开启了播州的土司统治。至元十八年(1281年)升宣慰使。明洪武五年(1372年)杨铿降明,受宣慰使职,播州宣慰司归四川布政使司管辖。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前后,杨应龙为对抗朝廷,大规模重修海龙屯。海龙屯在13世纪成为四川(明代早期属贵州)地区播州宣慰司杨氏土司专用的山地防御城堡,与播州宣慰司治所穆家川土司城配合使用,是战争时期播州土司的行政中心,于1596~1600年集中重建。播州宣慰司辖川、黔、湖广交界要地,势力强大,属民以仡佬族、苗族为主。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军发动"平播之役",海龙屯毁于战火。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播州土司改土归流,播州一分为二,设遵义军民府属四川,平越府属贵州。     

明清之际播州地区的改流、冲突与政区调整

明万历年间明廷倾全国之力发动"播州之役"剿灭杨氏土司,而后又对播州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由此使得朝廷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另一方面,播土内部及周边仍然罗列着诸多夷目、土司,这逐渐成为明后期的一大边患。随着明朝的衰亡及清的兴起,原播州地区一度成为西南战乱的导火索,甚至是冲突的中心。而长期的战乱则使得播州地区的改流成果一度中断。本文拟通过对播州地区改流、冲突、政区调整等三方面进行论述,力求以全新视角来解读播州改土归流的历史意义。     

播州杨氏历代遗存的发现与研究述评

播州杨氏是唐宋元明时期在今贵州境内著名的土司家族,统领播州长达725年之久,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献记载。本文对相关遗存考古探索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也对学者基于考古、历史、文学等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指出播州杨氏遗存发现越来越丰富,研究手段越来越多元,相关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播州杨氏提供了极大便利。     

海龙屯、老司城、唐崖何以成为土司遗址的代表?

正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一起打包,作为"中国土司遗址"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其中,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是播州宣慰司杨氏土司专用的山地防御城堡的遗址,与播州宣慰司治所穆家川土司城配合使用,是战争时     

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保护浅论——兼谈土司治区内部系列遗产的建构

本文以播州杨氏"土司"家族墓地空间层次为根据说明墓地保存现状,并据此提出墓地保护层级以及针对现状(变化)与原状(传统)两个维度的保护策略;同时关联"土司遗址"系列遗产提名世界遗产的背景,进一步阐发播州土司治区内部系列遗产建构的思路,构想以杨氏墓地为核心关联其他中小土司墓地以及墓地之外的其他遗存,进而确认播州土司遗产体系。     

杨粲墓石刻

<正>播州,唐贞观时在西南所置的一个州。唐末为南诏国攻占,太原人杨端应朝廷招募,组织民军收复,杨氏从此定居下来,形成地方势力。大约在南宋嘉泰时,已传13世,杨粲袭职执掌播事。杨粲崇尚儒学,治政宽简,经营数十年,并且与中央王朝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播州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史称"播州盛世"。元明实行土司制度,杨氏辖地设为播州宣慰使司,是贵州四大土司之一。杨粲是播州历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据文献记载,他以藩臣自居,为稳定西南克尽厥职,朝廷累赠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官终武翼大夫(其墓志为武节大夫),死后赐庙忠烈,封威毅候。这里的"庙",应是指庙号,封建时代,是皇帝死后所用的专用名词,但文献所记似是而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作为     

试论大足南山淳祐十年碑记的价值

在大足南山玉皇阁三清洞之右外壁,有一通被称为《何光震饯郡守王梦应记》的摩崖石刻。该碑为真书,全文602字。碑成时间为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冬十月望。在号称石刻之乡的大足,造像林立,题记俯拾皆是,似乎值不得为一通寻常的摩崖石刻大书特书。本文之所以看中这通碑记,并且不惜笔墨对它进行一番探讨研究,就在于它有着十分珍贵的文物史料价值,可以为大足石刻艺术的中断时限提供推论的依据。抛砖引玉,尚乞专家学者指正。 一、以碑证史     

甘肃省固原县的石窟造像

西海固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县寺口子,在县西南方,俗称须弥山,距城百一十余里,群山丛聚,且多峭壁,有寺河流经山下,山间苍松翠柏,杂花野卉,异常繁茂,同时历代遗留下的石刻造像等文物也很多,是固原的一个名胜古迹地区。据明成化12年(公元1477年)"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碑记载,此处在唐代即为有名的胜刹,名石门镇,至宋崇宁5年     

四川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发现的东汉石表

凉山州昭觉县好谷乡两次发掘出土汉代石刻11件,其中石表2件。为东汉当朝公文摘要,还有石碑2件、底座、石条、石羊等。在石刻出土处发现有3处卵石铺就的方形基础。石表、石碑上有"光和四年"、"初平三年"等纪年,可断定其时代为东汉晚期。据这批石刻文字内容可推测,东汉末年成都至邛都的主要通道已由耗牛道改为经过好谷的"更由安上"之道。     

广州河南残存古碑背后

自古以来,“河南”(现是广州市海珠区的中心地区)是历史人文景观丰富、文化积淀深厚之乡,诸如钟铭、碑记和石刻等文物的蕴藏．十分丰富。无奈白云苍狗,世事沧桑,由于自然力和人为的侵蚀和毁坏,现仍幸存于世者也寥若晨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