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列传史源新探

《经世大典·臣事》是元文宗时期由奎章阁纂修的一部元代中前期名臣传记总集,本文探讨了《经世大典·臣事》中天历功臣传这一传记书写模式形成的政治背景,对《元史》中有哪些传记出自《经世大典·臣事》作了初步考证,并进一步指出《经世大典·臣事》是明初第一次开局修《元史》时列传部分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同时,本文也对《臣事》传记的史源进行了分析。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生产经营思想

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有着丰富的经济思想。司马迁以不同于历代封建统治的眼光为人们的逐利求富活动进行辩护,特别是他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生产经营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辽史》正误二则

<正>1.中华书局2016年修订本《辽史》卷72《义宗倍传》(第1333页):"义宗,名倍,小字图欲,太祖长子,母淳钦皇后萧氏。"按:此处义宗耶律倍生母非淳钦皇后萧氏。《辽史·韩知古传》:"太祖平蓟时,知古……为淳钦皇后兄欲稳所得。"同书卷1《太祖纪上》载天复三年(903年):"冬十月,引军略至蓟北,俘获以还。"《资治通鉴》卷264天复三年:"阿保机遣其妻兄阿钵将万骑寇榆关。""阿钵"即《韩知古传》之"欲稳",则韩知古被淳钦皇后兄俘     

《辽史》勘误一则

标点本《辽史》卷十六《圣宗》七载:“(开泰七年闰四月)戊午,吐蕃王并里尊奏,凡朝贡,乞假道夏国,从之。”在这里,标点者认为,并里尊是吐蕃王之名,故称“吐蕃王并里尊”。我认为,这种标点法是错误的。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西汉酷吏

《史记·酷吏列传》选自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一书。酷吏列传中主要记载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伊奇、减宣、杜周等十个酷吏的事迹。本文主要从作者司马迁的角度考察西汉酷吏,简述司马迁对于西汉刑罚制度和酷吏的态度,通过酷吏们的事迹,总结出当时酷吏们的特点以及他们最后的结果。     

从编纂学看《货殖列传》的大匠手法

司马迁《史记》第129卷《货殖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工商经济通史,也是古代工商经济史中珍贵的名。全只有4801字(未计标点符号)左右。但字清新流畅,不仅成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工商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概貌,而且收入了历代工商活动及社会经济的各种信息,巧妙地处理了大信息量和字简约之间的关系。这在编纂学上创造了一个奇迹。特别是组织材料、谋篇构造上显示了高超的编纂艺术,也是历史编纂学的一项成就。卒读百遍,细细咀嚼,对其编纂思路和艺术手法试作以下四点分析。     

《辽史》、《金史》评议

元修《辽史》、《金史》,后世赞毁不一,《四库全书总目》纪盷和《廿二史札记》赵翼之说出,学史者多信之不疑,至今仍不免。近读两史,以为对它们的评价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敢一抒管见于次。一《四库全书总目》评《辽史》说:“…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史右诎,痕迹灼然。…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纪盷还指摘《辽史》撰写,所据文献不足,又考证欠详等等。赵翼《甘二史·札记》则云:“辽史最简     

点校本《辽史》正误

《辽史》一百十六卷,元脱脱等人修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至四年(1344)三月,所用的时间尚不足一年,它是《二十四史》中成书最速的一部史书。这部《辽史》,是以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为底本,参考《契丹国志》、《资治通鉴》及各史中的《契丹传》等稍加修订编排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认真搜集资料,致使很多重要资料没被吸     

《辽史》点校考辨一则

正中华书局新修订版《辽史·圣宗纪》中有一处点校似乎还可商榷,其内容如下:(统和八年)六月,阿萨兰回鹘于越、达剌干各遣使来贡。~((1))上述文字还见于同书卷七〇《属国表》中,完全相同。新修订版《辽史》对这段文字的点校,是承袭前一版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依据此种点校,"阿萨兰回鹘"为部族名,~((2))"于越"~((3))、"达剌干"~((4))是该部族的两个官号,其文意为:统和八年(990),阿萨兰回鹘的于越、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贫富观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表达了与时人迥然不同的贫富观念。他对人性中追求财富、耽于享乐的心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主张人们应该正视和肯定这种心理,而且应该对其采取因势利导的态度而非鄙视、否定。他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这种对财富、安逸及享乐的强烈渴求不仅是人性本身的内在需要,而且是社会经济能够发展的重要动因。所以,司马迁不仅对那些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名扬天下的富商巨贾者大加赞美之辞,而且认为如果人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摆脱处于贫贱地位的处境反而是羞耻的。     

论冯家昇的《辽史》校勘

《辽史》校勘是冯家昇史学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洪业、顾颉刚等老师的指引下走上了校勘《辽史》的道路,并拟定了详校《辽史》的计划。可惜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详校目标,只完成了对《辽史》的初校。然而,这并不影响他在整个《辽史》校勘史上的地位。大体而言,冯家昇校订了《辽史》在文字、史实和编排等方面存在的错误,其校勘呈现出讲求方法、注重考史、强调史源、客观存疑、善于总结等特点。冯家昇的校勘实践是20世纪《辽史》校勘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证误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问题有三点错误:其一,辽圣宗南京内果园宴饮之事是发生在太平五年(1025),而非太平之初;其二,圣宗时的燕地大饥是发生在开泰年间,而非太平九年(1129);其三,王嘉建议的海上运粮主张已经付诸实施,而不是由于水路艰险而作罢.     

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

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这些内容应为研究辽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有关辽代史料的匮乏,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辽亡后史料的散失。     

《辽史·肖常哥传》补证

肖常哥,辽代外戚,北府宰相肖敌鲁之后。其次女师姑,被选入宫,为天祚帝德妃。常哥亦历官至北府宰相,官位甚崇。然《辽史》本传极为简略。近年幸有《肖义墓志铭》出土,经考证,肖义即肖常哥。《传》、《志》互校,足以互为补充者甚多。今仿裴松之注《三国志》例,作《肖常哥传》补证。补者,补缺略;证者,证谬误。妥否,尚乞方家有以正之。     

《辽史》王爵封授考补三则

《辽史》对王爵封授情况有记载,但还是存在一定的疏漏和不确之处,笔者依据《辽史》内部的互证以及墓志材料的补充,对《辽史》中张俭、耶律宗政和韩匡嗣的王爵封授情况进行考辩,订正错误、补充遗漏。     

《辽史》二“秃里”

《辽史》中有两个秃里。《辽史》卷二五《道宗纪五》、《辽会要》卷二0《边域二·阻卜》：大安八年冬十月，“辛酉，阻卜磨古斯杀金吾哈古斯以叛，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蕃部兵讨之。”《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穆宗应历十二年，国舅帐郎君萧延之奴海里强陵拽刺秃里年未及之女，以法无文，     

《辽史·高丽传》勘误二则

中华书局版《辽史》卷一一五《高丽传》有两处都因一字之错,致使与同书《道宗纪》所记史实相互矛盾。其一,《高丽传》错载,高丽国王王勋览,辽廷于“大安元年。册勋子运为国王”。但是《辽史》卷二四《道宗纪》四则记,大安元年十一月。丙辰,辽廷二遣使册三韩国王助弟运为高丽国王”。是子或是弟,孰是?查《高丽史)卷八得知,高丽文宗死,其子王勋继位,称为顺宗。登基一个月后,顺宗又死去,所以记“八月顺宗掩,弟国原公运即位”。史称宣宗r.据此,王运是王勋之弟为是。其二,《高丽传》错载,寿隆元年十一月,高丽国王“王显病”。辽廷“命其子顺权知…     

从《阴晴史》看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

《阴晴史》是朝鲜王朝派赴天津的领选使金允植的日记,对朝鲜王朝近代外交活动有丰富的记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由于金允植的特殊使臣身份,使得该书可以反映出一些朝鲜王朝的近代外交的细节活动和基本特征,朝鲜既希望保持传统的"事大"外交,又渴望维护朝鲜自身的利益,但因为其国力的弱小和东亚局势的变化,而被迫开展近代外交,在外交上受制于人。此外,我们也可以从中解读出两班士人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一些看法和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