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北京内城旗人居住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基于乾隆《京城全图》的研究

合院是清代北京最主要的民居形式,合院向大杂院的转变被视为20世纪以来北京传统民居空间格局的最大变化.本文通过识读乾隆《京城全图》院落平面图像,统计房屋和院落数量,结合八旗丁口与住房分配政策,探讨清代北京内城普通旗人的合院居住状况.研究表明:各种规模住宅院落的占地比例与人口的阶层分布不均衡,宅地房屋兼并的严重,合院杂居现象随之产生;在大型院落比例过高的前提下,合院杂居是八旗住房制度的必然产物,底层杂居人口高达八旗总人口的90%.旗人日记《闲窗录梦》呈现的内城旗人居住实例进一步表明了杂居现象在清代中期旗人社会中下层中的普遍性.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在八旗意识和八旗精神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存在于八旗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的整个过程中,八旗制度的发展促进了旗人对八旗积极态度的形成,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变化也对八旗制度的巩固和加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总体上经历了由服从到认同再到内化三个阶段.研究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态度变化对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论八旗文学之分期

论八旗文学之分期张佳生“八旗文学”是指八旗制度产生直至解体这一时期由旗人创作的文学。在研究满族文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同处于八旗制度之中的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与八旗满洲处于同一生活环境之中,尽管他们之间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但是相同的方面却是主要的。在八旗...     

八旗子弟的书画缘 清代关东名家书画展

自从八旗制度建立后,八旗子弟的称谓也就随之产生,这之后,在清王朝旗人便享有了特殊待遇。旗人在横刀跃马夺天下时,书画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用处是状貌写神,祭祀先人,根本谈不上以书画艺术来宣扬盛世伟业。     

试论满族的发展变化(中)

二 满族与旗人 在有清一代,凡被编入八旗及旗下各类人口均被称之为“旗人”,他们自己也以“旗人”自称之。未被编入八旗及未成为旗下人口的汉族人口则被称之为“民人”,他们自己也以“民人”自称。而绝少有满人、汉人之别,故有“只辨旗民,不分满汉”之俚语。 旗人是满族共同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称谓。 上面笔者着重论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大量的汉族人口被满族共同体吸附成为旗人的几种主要方式。下面拟就成为旗人的这些汉族人口在经济生活、政治待遇、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民族自我意识等方面与满族的异同作一简论,以说明这部份汉族人口与满族共同体发展壮大的密切关系。换之言,即论证这部份汉族人是怎样潜移默化成为满族一部分的。     

清代北京旗人推动住房市场化

清代“八旗制度”以严密的组织形式,实现了旗人社会的兵民合一.旗人的一切生活待遇,都在八旗制度下获得,住房也不例外. 清初,北京旗人的住房有一定之规,以现代标准看,就是科级官员住3间房,处级官员住4间房,司局级住7间房. 按官阶高低分配相应住房 旗人住宅的出现,与八旗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清顺治入关后,八旗精锐集中驻守北京,朝廷为数十万进京的八旗兵民提供禄米、俸银、住宅、田产.经过“圈地”和对汉人的驱赶,清廷控制了北京内城和西北郊区的大片田宅,形成“满汉分城”的局面.     

清代的旗人书院

清代旗人书院的发展与驻防文试政策关系紧密。清朝前期禁止驻防文试,旗人书院很少;清朝中晚期允许驻防文试,旗人书院才增长较快。清朝前期旗人书院的教学侧重清语骑射,到中晚期则重汉文。旗人书院和八旗官学在师资、经费来源、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书院在初始设置时间、设置目的和最终效果上也各不同。多民族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是大势所趋,限制旗人学习汉文化是行不通的。     

简论清代旗人出旗

八旗既是清代重要的军事组织,也是重要的社会组织。它既以旗统兵,又以旗统人,编入八旗的人户称为"旗人",也称为"旗下人"。在清代,旗籍对于旗人来说极为重要,取消旗籍也就意味着旗人身份的豁出。     

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

自康熙后期起,清廷将部分绿营官员、水手、船匠编入新设立的数支八旗水师,以弥补旗人缺乏水战技能的不足。编入八旗水师的绿营官兵并未改隶旗籍,只是临时服役于旗营,在俸饷、升迁等方面遭到歧视与差别对待,实际地位相当低下。八旗水师设立后,旗人并未熟练掌握驾船与水战技艺,水师的日常行动依赖于绿营官兵,但当局为缓解闲散旗人的生计问题,仍急于将绿营官兵裁汰。由于八旗官兵坐食钱粮、训练废弛,加之对绿营官兵未能有效利用,各支八旗水师始终处于管理混乱、战力低下的状态。     

周恩来对解决满族历史遗留问题的贡献──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

满族在清王朝统治时期作为统治民族，享有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但特权的主要享受者是以满族皇帝为首的封建贵族，而广大满族人民却被牢牢地控制在j＼旗制度之内。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是当兵打仗。清政府拨给的八旗兵的“份地”和粮切，在人关初曾给他们带来优裕的生活。可是后来，随着八旗人口的日益增长，兵有定数，切有定额，便在北京和驻防关内各主要城市的八旗官兵中产生了八旗生计问题。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财政枯竭，八旗兵的粮饱问题毫无保证，生活更加穷困。驻防旗人竞有“衣敝履穿”、“赴乡乞食”者，西安旗人一年之中便“饥…     

乾隆朝汉军旗武职官员研究

从皇太极建立汉军八旗伊始,汉军旗武职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活跃在清朝的政治舞台之上。他们经历了入关前在军事活动中的重用,清前期在地方治理中受统治者的倚重。到了清中期,在统治者鼓励旗人以军功显达,为了旗人生计不断扩充汉军旗编制的背景下,汉军旗武职官员却呈现出逐渐衰退的迹象,越来越多的汉军旗人选择竞争日益激烈的文职出仕而非武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汉军旗人的汉人特点是分不开的。     

试析满族陈汉军旗的来源及特点

满族陈汉军旗是八旗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习俗,其中最具特点的是萨满祭祀习俗。本文试从满族陈汉军旗建立的历史条件、建立及逐步完备写起,进一步分析满族陈汉军旗人的特点,为我们从多角度研究八旗史与民族关系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浅谈清代旗人的生活保障措施

清入关后统治者便施行恩养旗人的政策。旗人作为八旗制度的主体,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享有特殊的地位。清代恩养旗人的政策分为常规措施和临时性补救措施,恩养政策对旗人的生计问题和整个清代的经济状况都有严重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八旗制度概述

过去民间曾流行一句谚语:“不分满汉,但问民旗。”也就是说,清代社会主要由民人社会和旗人社会两部分组成。当然,如果细分起来,旗人社会有满蒙汉的差别,而民人社会就更复杂了。所谓旗人即入八旗之人,民人即未入旗之人。八旗与有清一代相始终,作为社会组织和典章制度,在清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对清王朝的建立、发展和     

从改旗和抬旗看八旗中民族成分的变化

八旗制度是满族特有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制度。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三个组成部分。在有清一代,他们都是“旗人”,但在八旗之下,既有满洲、蒙古、汉军之别,更有上三旗与下五旗之分。　　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就是为了统辖广大的满洲、蒙古、汉军之人,使他们都在八旗制度的管辖之下。据史书记载：“太祖……太宗（皇太极）……爱立八旗,……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亦指明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     

翻译科与清代驻防八旗的仕进

翻译科是清代旗人专有的进身之阶。道光二十三年,驻防八旗始被允许应考翻译科,至同治年间,形成了翻译科与文场并重的局面。翻译科在驻防八旗的开设,旨在解决八旗生计与满语文衰退问题,此举同时也拓展了驻防旗人的仕进空间,为朝廷输送了数量可观的多语文人才。在翻译科的刺激下,驻防八旗社会的满语文教育繁盛一时,各地陆续建立官学,教授翻译,民间也形成了私学或相互讲求满文的师友团体。但由于铨选制度的弊端,驻防士子很难通过翻译科取得理想的官职。通过开科举缓解驻防旗人生计问题,固可收一时之效,但日久使宦途壅滞更甚,由此进身者补官不易,有的甚至放弃了仕途。清廷试图以扩大宦途改善旗人生计,其失败的根源正在于此。     

论雍正年间八旗奴仆出旗条例的制定

八旗制度对清朝的建立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康熙朝,由于制度本身局限,旗人生计问题突出。为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雍正时期一项重要举措是将奴仆出旗条例进行了明确,通过"旗下开户"这一主要形式进行奴仆的出旗规定,鼓励奴仆出旗,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八旗的生计问题。清廷通过奴仆出旗的方式来维持八旗制度的周转和运行,维护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读雷炳炎《清代社会八旗贵族世家势力研究》

正清朝是以满洲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其统治的根本是八旗制度。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孟森、萧一山、郑天挺、王钟翰等先生发轫于前,杜家骥、定宜庄、赖惠敏、刘小萌等先生承绪于后,推动了八旗研究的扩展和深入。但因研究领域不同,目前学界对于八旗重要政治群体——八旗异姓贵族世家的探讨仍显得较为零散,系统性不强。有清一代究竟有哪些八旗贵族世家?经历了怎样的形成过程?他们的族属、旗籍、分布、源流有何特点?与普通旗人相比,有哪些特权?在赏罚、选官、任官等方面有哪些不     

近代荆州驻防旗人社会变迁研究

八旗研究一直是清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文重点以近代荆州驻防为中心,以地方史文献资料为依托,对荆州驻防旗人社会的变迁以及清朝灭亡后的荆州旗人社会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进行探究,对荆州驻防八旗在近代冲击下旗人社会变迁进行梳理,主要从教育、军事等方面入手,对荆州驻防近代教育发展,选派留学生、人才培养与学校建设上进行梳理,在军事方面,对新军的建设与军队组成进行探讨,力求对晚清八旗军队的转型进行研究,同时文章还涉及到辛亥革命时期荆州驻防八旗的种种反应,以研究驻防八旗对清政府维护地方统治的意义进行探讨,并且文章重点论述了清朝崩溃以后荆州旗人的生计问题,对民国政府的努力与旗人社会自我救助进行复原,对荆州驻防的善后进行重点论述.     

康熙中后期旗人官员捐修皇家工程研究

康熙中后期,官员捐银频繁发生,其中旗人官员对于皇家工程的捐银有着显著特点。这些工程的认捐者仅限旗人官员,认捐数额巨大,且收取时带有明显强制性。很多被称为“巴彦”的旗人官员被皇帝挑选出来,指名认捐皇家工程,并从中获得一定利益。旗下官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属于皇帝所主导的八旗系统,也是国家官僚系统中的一员。这种捐银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个人生计。他们借助职任便利偷梁换柱、中饱私囊,对吏治造成了负面影响。旗人官员的捐银虽然短期内部分解决了皇家财政短缺的问题,但所暴露的国家与皇家财政界限混乱的现象,揭示了清朝政治运行过程中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