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春祠令”辨析——初答郭善兵先生

曹操所进行的"甲午眷祠"是一次在具体时间进行的具体的宗庙祭祀,其规格是朝廷祭祀,性质是国家大礼,规格和规模是任何其他阶层所不能具有的。这样的规格和规模决定了主祭者是曹操而非汉献帝。从《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记载看,曹操的行程是,建安二十年十二月从南郑回师,次年一月到达许昌,二月离开许昌回到邺城,说明"甲午春祠"在许昌举行。分析曹操的《眷祠令》,曹操可能打算举行完饮至大典后不久接着主持眷祠大典,之所以向后拖延了时间,是因为朝臣对此次的春祠仪节有不同意见。群臣反对,久议不决,说明对曹操所谓"改革祭礼"之举的不满和疑惑。群臣讨论礼仪仪节,说明"甲午春祠"是国家礼典;久议而不能决,说明曹操打算举行春祠的时间要早于实际举行的时间。国家祭祀在国都举行,曹操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从许昌回到邺城,都是"甲午春祠"在许昌举行的最好说明。"甲午春祠"的性质为国家大礼,地点在汉都许昌,曹操对春祠对象的不敬和亵渎,说明甲午春祠祭祀是在许昌东汉皇家宗庙,而非邺城曹氏家庙;祭祀对象是刘氏祖先,而非曹氏祖先。     

刘坤一洋务思想及其实践

刘坤一是晚清同光时期的重要疆吏,也是一位重要的洋务派人物。他积极而广泛地参加了洋务活动。其思想高于其他洋务派的地方,是他反对洋务企业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而主张商办,呼吁保护国内工商业。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不遗余力地提倡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他主张在对外交涉中要“据理力争”,但对列强的侵略又主张“以夷制夷”。刘坤一的洋务思想和活动自始至终贯串着他的爱国思想。他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对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甲午乙未之际：清流的重起和剧变

甲午中日战争促成的言路一派愤切和群起高亢,使十年以前因中法战争的起落而在政府压抑下一时星散的清流,重起于时势危迫之中。同时,由战争造成的政局变动,使渊源於清流一脉的翁同稣与张之洞各自因李鸿章的挫跌而走向高处,分别成为政府里和疆吏中的重心。重起的清流既以其议战议和的彼此呼应相感染,拢集朝野士人,又以其群聚和群鸣影响了时事的走向与朝政的起落。这个过程由追究战争与议和的责任开始,又步步深入触及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时弊,并最终由除弊而走向以西法变成法。在甲午之前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襄,清流曾代表了儒学的固性和刚性,与借法自强的洋务一派相对峙,因此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急速地越过借法而走向变法,同时又写照这个群体在时势逼迫下的剧变。     

郭嵩焘与晚清厘金

郭嵩焘首倡开办湖南通省厘捐,并推广湖南经验,先后在山东、江浙、广东等地整顿厘务,以裕军饷。1864年,他强烈反对停厘撤卡,平息了沸沸扬扬的罢厘之议。使英期间,他坚决主张停废各省厘捐,仿行西方税法。可见,郭嵩焘在晚清厘金兴废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被扯掉的帽缨

楚庄王是春秋时期楚国最有成就的君主,春秋五霸之一。在他的统治下,楚国不断强大,并最终称霸中原。有一次,楚庄王宴请群臣,他的嫔妃们也来作陪。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于是,楚庄王让侍从点燃灯烛,继续与大臣们把酒言欢。喝到兴起之时,楚庄王让他最宠爱的嫔妃许姬给大臣们敬酒。     

孙中山与护国运动

在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主张以北方地区为重点,与袁世凯进行坚决的军事斗争;他主张护国运动应以建立巩固的民主制度为最终目标,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推翻袁世凯;他主张各派反袁势力团结一致,即使发生矛盾也应和平解决,不应诉诸武力。在护国运动期间,孙中山对各地革命党武装的反袁军事行动进行了指导,帮助各地革命党武装筹措经费,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反袁斗争,为反袁斗争进行了舆论宣传。许多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派遣和指导下参加反袁斗争并作出重大贡献;孙中山对一些护国运动领导人的反袁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宋仁宗朝的集议

本文在厘清北宋前中期集议制度形成与变化基础上,旨在呈现仁宗朝政务决策如何围绕集议展开运转的实态,以及由此引起的北宋中期决策方式的调整。仁宗朝是北宋集议活动鼎盛时期,它从前期继承的集议有两种：一是唐五代以来以讨论礼乐典章为主的尚书省集议;二是宋代新出现的、讨论专门政务以供二府（中书门下、枢密院）决策的有司集议。当时尚书省集议的功能逐渐被有司集议取代,并在多部门集议基础上,形成以两制、台谏为核心的稳定议事军体,集议流程趋于完善。集议为宰执以外的官员提供了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一定程度改变了宋初以来君主或二府独断的决策方式。     

刘项用人之得失

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刘邦集团转弱为强,由被动变主动,最终走向胜利;项羽集团则转强为弱,由主动变被动,最终走向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使用人才的问题。刘邦胜利后,曾与群臣宴会,讨论了他之所以取胜、项羽     

吴佩孚与顾维钧往来函电(1923年8月——1927年4月)

本组史料为1923年8月～1927年4月间,吴佩孚与顾维钧之间关于军政费、战局形势发展等方面的往来函电,对研究吴佩孚及其与此期间民国北京政府间关系并共谋对抗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直至最终失败等均极有价值,特予公布.     

“老皇历”的来历

“老皇历”一词始于宋朝,本为褒义词。 宋太宗在位期间,注重农田水利,鼓励开荒。每年年终,他都要宴请群臣,论功行赏,并送给每人一本记载着农历时令及有关耕作知识的历书,目的是希望大臣们在政治事务中不要误了农时。     

试论严复的铁路救贫思想

甲午战后,中国国弱民贫,民族危机日深。国内部分有识之士为救国救民,积极向西方探求真理。严复是"清季输入欧化第一人",旅欧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了铁路对国计民生的巨大作用,因而在中国主张兴建铁路富国阜民。本文旨在分析严复铁路救贫思想的形成原因、具体内容,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认同转变

甲午战争以后,清王朝面临空前的统治危机。与此同时,汉族的知识分子也经历了民族认同转变的历程。一部分维新派知识分子要求在满清统治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张"不分满汉"的建构民族国家;而另一部分激进的汉族知识分子则走到了清王朝的反面,主张"种族革命",彻底的推翻清王朝。本文试图对这种转变的原因、改良派和革命派各自的转变情况以及对民族国家构建带来的影响做出一定的探讨。     

从津芦铁路看甲午战后清朝改革的再启

作为甲午战后清朝大办铁路的序曲,津芦铁路不仅在中国铁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同时也是清政府推行"实政改革"的标志性一环。津通之议的无奈流产与津芦铁路的迅速立案,不仅能够充分反映甲午前后清朝改革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能生动展现国人的思想剧变与各派政治势力的浮沉。而在津芦铁路修筑过程中暴露出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诸问题,以及英、法、美等国列强的挟势干扰,既是近代中国铁路修筑过程中一直无法绕开的挡路石,也是困扰甲午战后清朝诸项改革的普遍症结。     

1930-40年代中国学界的甲午战争史研究

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     

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

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丁守和抗日战争是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体战争，而且互相联系、影响和制约。抗战期间，中国的思想文化非常活跃，同时也存在尖锐分歧和主义主张之争，并对历史发展很有影响。但总的看，是从各方面利用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阐发和宣传了民族...     

“外人回心向之”？——庄士敦与溥仪“出洋之议”

1919年经旧官僚李经迈推荐,英国人庄士敦成为逊帝溥仪的英文师傅。该教育计划牵涉一项过去罕为学界注意的溥仪“出洋之议”,庄士敦本质上是替李经迈等帝制派争取英国援助,转行君主宪政的中间人。然而,英国当局虽积极占据英文师傅职位,借谋维持在华威望,却并不接受溥仪戴皇帝头衔出洋游历,以免引起外交争端。庄士敦与英方立场一致,并试图促成清室整顿宫廷,主动放弃优待,缓和帝制存于共和的矛盾。这些主张不仅为竭力维持优待、阻挠溥仪离宫的清室王公大臣所不容,也令遥控他的实际雇主李经迈束手无策,“出洋之议”的走向最终面目全非。     

近代变革思想史述略

1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中国近代的变革思想是有脉络可寻的。戊戌变法时期，湖南顽固派人士曾廉从传统文化衰落的阶段性来反证变革思想的演进规律，他说：“变夷之议，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官教，而群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兮。”①除去他的哀感成分不谈，“技”、“政”、“教”（指论理观及信仰体系）的说法似不无道理。康有为把近代变革思想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他说：“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设部便，开矿务二可谓之变事矣；……改官制，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②与康说相近，但却以有代表性…     

护国战争前后的蔡锷

（一）蔡愕号松被,湖南邵阳人,清光绪年间,以秀才考取梁启超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深受梁氏学术思想、政治主张的影响,趋于改良主义,始终同梁氏行动一致。继入日本士官学校,鉴于甲午之役,中国丧权辱国,国势危殆。他认为欲反抗强权,巩固国防得选择地区,惟川、滇、黔较有条件。于是同梁启超、蒋百里等首倡大西南主义。当时缅甸、越南等处,还是英、法的殖民地,对我国西南方面威胁很大,所以他们主张在川、滇、黔建立国防力量。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先到广西任军事参议官,清光绪末年,李经茨任云贵总督,邀他到云南任协统。当…     

元代的百官集议

中央决策体系的运行 ,是历代政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文对元代百官集议制作了些考察和论述。文章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元朝议事制度的发展 ,指出百官集议由中统年间的“堂议”发展而来。第二部分全面考察了集议的议事过程、议事地点、参加人员、议事事项等具体内容 ,着重指出元代前后期集议的程序虽然大致相同 ,但前期集议中主要不同意见官员可御前辩论 ,即“廷辩” ;后期权相往往凭己见决定议事结果 ,不同政见者几无廷辩机会。第三部分进一步论述了元代百官集议作用的大小和中书省地位及皇权强弱的变化有关。     

康熙慧眼识人

康熙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有一套比较开明的人才观,并用之于治理国家。他对＂天才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不承认有天生之才。群臣赞颂他知识渊博是＂由天授,非人力也＂。康熙身居高位,头脑却很清醒,他认为群臣的称赞,恰恰否定了他勤学的优点。＂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就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康熙本人正是一个勤于治学的皇帝,他自学了天文、历算、西方的解剖学及拉丁文等新鲜知识,并且十分重视科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