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

《江汉考古》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一文(以下简称《印章》文),对出土的“中左偏将军”及“晋蛮夷率善邑长”印的官制沿革、地位,以及时代进行了较详的论述,读后颇有收益。但我对《印章》文中关于偏将军一职始于新莽,“偏将军”一称为武职,西汉无此官号;偏将军官秩应与大将(军)同;“晋蛮夷率善邑长”印中之“蛮夷”当为南郡蛮。这四点有不同看法,想提出来与《印章》文作者商榷。     

南京城墙及其它明清城墙

一．中国城墙的起源与发展 探寻中国古城墙的起源无外乎从古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发现着手,有关我国“城”的出现在我国古文献资料中有一些零散的记载。如《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邑,凿五城”;《礼记·祭法篇》正义引《世本》曰：“鲧作城郭”等。当然．仅凭古文献的只言片语是很难搞清楚我国城的起源问题的．     

先秦“邑”考

<正>在先秦传世文献中,“邑”是区别于自然生长的一般性村落的特有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特有的含义。在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中,“邑”主要指代的是王朝都城或“类都城”,如“夏邑”（《汤誓》《多方》）、“新邑”（《盘庚》）、“商邑”（《牧誓》《酒诰》《立政》）、“大邑周”（《武成》）、“新大邑”（《康诰》）、“洛邑”（《召诰》《多方》）、“新邑洛”“天邑商”（《多士》）。而如果结合殷墟卜辞所载,“邑”的指代就出现了多义性。但无论“邑”的早期含义如何,其在整个先秦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属性是十分明显的。     

殷墟与河洹

商自汤称王立国,累迁其都。至盘庚定都于殷,始不再迁。殷,即今河南安阳之小屯。自十九世纪末叶甲骨文字的出土以及二十世纪20年代开始的科学考古发掘,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然而,其中并不是没有任何疑问的。有的学者曾对甲骨刻辞中的“大邑商”和“天邑商”是否就是指的小屯殷墟表示过怀疑。更有甚者,有的学者对小屯是否就是殷墟也不能无疑。为了澄清不必要的怀疑和误解,就有必要对有关的问题进行探索和论证。首先对商代“邑”的概念需要进行一番探讨。《说文》:“邑,国也。从□。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就“邑”字的形     

谈宜城楚皇城出土的二方印章

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先后出土了几方铜印,较有史料价值的有三方,《考古》一九八○年二期已作了报道。这三方印章,其中“汉夷邑君”印,王人聪先生作了论述本文拟就“中左偏将军”及“晋蛮夷率善邑长”印,谈一点我们粗浅的看法,刍尧之见,愿就政于同好识者。“中左偏将军”印,铜质,方形,边长2.5厘米,瓦钮,白文篆书。此印未及著录,尚属初见。“偏将军”一称为武职,西汉无此官号。《汉书·王莽传下》:地皇元年,王莽托古“于是置前后左右中大司马之位,赐诸州牧号为大将军,郡卒正、     

陵墓制度和灵魂观

在专门讨论地下遗存建筑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地上建筑。在被围起来的始皇陵外城区内,坟丘的西侧和北侧两处发现建筑遗迹。其中,西侧建筑位于坟丘西北约110米、内外城之间靠近内城之外,南北长约90米,东西宽约50米,筑有夯土墙和大面积的夯土层。自1972年以来,在这个遗址陆续发现了刻写有“丽山食人官右”“丽山食人官左”的陶壶盖二件,刻写“丽山”“尚”的陶器残片一件,器底刻写“丽邑二升半八厨”的陶盘一件和刻写“丽邑五斗崔”的陶锤底部残片一件。1976年还发现一件高13.34厘米的     

河南夏邑县改为今名小考

河南夏邑县何时改为今名,说法有二,一谓始改于金。成书于明景泰七年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卷八三夏邑县条载: 在州东百二十里。战国时下邑地,汉置县曰下邑。……金始改夏邑县。元及国朝皆因之。稍后,《明一统志》卷二七、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卷一《沿革》、雍正八年《河南通志》卷三及《读史方舆纪要》卷五○等均从其说。《河南通志》还载:“金始改县曰夏邑,以华夏更名。”二谓明洪武初始改今名。《明史·地理志》记夏邑县:“元曰下邑。洪武初更名”。清代官修地方总志《大清一统志》、乾隆十八年《归德府志》均从其说。《归德府志》的纂修者在夏邑县条下加按语:“今考下邑,始见《史记·高祖本纪》。……至更为名夏邑,乃自洪武年始。”所谓金始改今名,元、明因之,其说虽见于官修方志,但经不起查核。其一,《金史·地理志》不载改夏邑县今名事。金代该县为归德府所辖,志中载县名为下邑。其二,元代该县仍名下邑。见《元史·地理志》归德府条。元归德府教谕李希(?)     

昭觉县东汉石表考释的几点辨正

吉木布初、关荣华二位同志发表在《考古》1987年第5期上的《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一文(以下简称《发现》),披露1983年2月,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四开区好谷乡发现东汉光和四年(181年)越西郡邛都县安斯乡一座石表。文章附有“东汉邛都县安斯乡石表正、侧面文字”拓片,而“对其中一些比较费解的文字,略做考释”,我这里就石表正面文字的一处录文及所作考释提出浅见,以资参考。 石表正面录文:“领方右户曹史”     

从“魋结”看夜郎的族属

一《贵州文史丛刊》1989年第4期刊载的《从发现威宁彝文印章谈夜郎国族属问题》(以下简称《问题》一文,称《史》、《汉》“西南夷传”中有夜郎、滇、邛都“此皆魅结,耕田,有邑聚”的记载,便认为此处所讲的“魋结”,即彝族的“天菩萨”或“英雄结”,因而将古夜郎的主体居民认定为今彝族的古代先民。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不打算一一讨论,仅就“魋结”这种发式与夜郎的族属关系谈谈我的看法。     

让大众共享考古--读高蒙河、黄颖《三峡考古记胜》

对于“考古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每个专业的考古学家都会从理论到实践给出一套套系统的说法,并竭尽其能地论证考古学的在诸多重大学术问题上独一无二的价值。但是,考古学家在干什么?他们发现了什么?想什么?如何考古?这些大众心灵永久的渴望,却似乎总是被浓重的神秘所笼罩。最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欣喜地发现了一本难得的考古“闲书”,香港中华书局2003年2月出版的《三峡考古记胜》(一下简称《记胜》),该书是复旦大学高蒙河教授和他的硕士研究生黄颖的最新合著。     

西周洛邑城址考

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营建的洛邑,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材料中又称为新邑、大邑、新大邑、新洛邑和成周。关于洛邑城址的具体位置,据《逸周书·作洛篇》称:“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即位于洛水之北,邙山之南;又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前昭公曾来洛相宅,“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即卜相洛邑应建在涧水之东直至瀍河东岸,也就是讲,洛邑很可能横跨瀍水两岸而建,其西可达涧水之     

对秦《石邑戈》铭文解释的商榷

《考古与文物》一九八三年三期登载的《辽宁宽甸县发现秦石邑戈》一文,报导了宽甸县出土的石邑戈,这是迄今首次发现的秦丞相李斯造戈,今仅就作者对铭文解释,提出两点商榷: 一:文章说,铭文中“左工”应与工师相同。此说不甚确切。兵器铭文所见之职称,除有工师外,还有“左工师”及“右工师”之职。左工师职名见于江陵拍马山出土铜戈,铭云:“三十四年村丘命燮,左工师誓,冶梦。”(《考古》一九七三年三期)     

《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复原的再探讨

《唐令丧葬令》诸明器条是根据《唐六典》复原而来,但此条和考古发现多不吻合。通过对文献和考古发现的整合,本文认为所谓四神应该是当圹、当野、祖思、祖明四个神怪,明器的最高限为二尺余,而非一尺。     

盐业考古：一个可为的新的研究领域——《南方文物》“盐业考古”专栏开篇词

在由江西省文化厅主管,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主办的《南方文物》盛情邀请和同仁的支持下,“盐业考古”这个栏目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作为主持人,此刻未免有些惶恐。毕竟我的专业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盐业考古,但一直作为副业来“经营”,并未想到会陷得如此之“深”。     

《后汉书·郡国志》县邑数质疑

中华书局版《后汉书·郡国志五》载东汉“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二千年来,各类书籍相继引用,特别是历史城市学兴起以后,引用者更是比比皆是。笔者在研究汉代城市时发现这条记载数字有误。《后汉书·郡国志》各卷记载：司隶校尉部,县...     

《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

西周初期,周公于摄政第五年营建洛邑,至七年初成,亦称“新邑”。《尚书》之《召诰》、《洛诰》所记即此七年洛邑初成后,召公、周公在邑内“相宅”、“卜宅”,实乃为成王选择营建王宫之位置。同年,周公致政成王,成王于新邑主持盛大祭典,是为元祀。何尊铭文所记为成王亲政第五年,即“唯王五祀”时事,此时洛邑内王宫已建成,成王始迁都于洛邑,洛邑自此亦称成周。汉以后典籍所记位于汉河南县城之西周时的“王城”,在西周时并不存在。     

关于屈家岭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初步分析(续)

（二）屈家岭文化在中心区以外的区、系、类型分析自《京山屈家岭》把屈家岭遗址第二次发掘发现的“早期遗存”和“晚期遗存”都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后,考古发现的广泛屈家岭文化遗存,经考古界广大学者的研究分析后都较一致地认识到屈家岭遗址的遗存是最典型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并认为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地区应在今鄂中的“汉江东部地区”之后,屈家岭文化中心区以北原为仰韶文化的分布区,以西原为大溪文化的分布区和以东应是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也将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积累和研究而得到更多的共识：《发掘》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和《成因》的进…     

“丽山”与“丽邑”

历年来,在秦始皇陵园内外出土了一些带有“丽山”和“丽邑”(图一)陶文的文物。这批资料对研究秦代的陵园制度十分重要,学术界已有所报道和考释。本文亦就此略述管     

王玄策从何处到达马拉山口?──读《蕃尼古道上的考古发现》

［《中国西藏》杂志我每期都仔细拜读;收获很大。我想,最好的感谢方式,就是向杂志社谈谈我的读后感。］《西藏温泉志》（即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八章“中国藏区温泉史海钩沉”中,有一条关于西藏温泉的最古老的汉文记载,但这个温泉的今址一直困扰着许多读者。霍巍先生的“蕃尼占道上的考古发现”（载《中国西藏》１９９９年第一期）一文为这一问题的解惑投来了一道亮丽的曙光。唐初高僧道胜于高宗总章元年（公元６６８年）撰成佛家经典《法范珠林》,其中专引《王玄策行传》中之“吐蕃国镬汤”（即沸泉）作为感应缘的“略行七验”之一…     

我国古代墓葬的防腐措施

墓葬是人们灵魂观念的表现。特别是在古代认为人死后是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于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死者生前的生活“如实”的搬到墓中去,以供死者在阴间长期享用。由于有灵魂不灭的观念,所以人们在埋葬死者时,就需要考虑如何保存尸体,使其灵魂不受侵害,这样一系列的防腐技术便由此产生。 一、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有关尸体不朽的情况 关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所采用的防腐措施,在考古发掘和文献当中就有大量的发现和记载。如《晋书·卞壶传》载:“其后盗发壶墓,尸僵,鬓发苍白,面如生,……”。《水经注·湘水》引郭颁《世语》说:“魏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