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

国民政府对抗战胜利之初期因应可谓有得有失。得之一面为,当胜利不期而至之时,国民政府尚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势下大体掌控着纷繁之局面,重建其对收复区之统治,同时通过主动发起国共两党最高领袖会谈,以政治方式因应中共挑战,并通过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局势,使其得以顺利接收,并获取大量物质资源。失之一面为,接收缺乏周密规划,混乱不堪,为官吏贪渎大开方便之门,若干私心自用之政策,广受社会批评与垢病,从而使其本因胜利而得来不易之声望。忽由高峰而低谷,同时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之企图未能实现,军队重新部署亦不尽理想。得失相较,得为短期实利,失则导致了国民政府失败命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就学的应对

抗战胜利后从军知识青年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纷纷要求复员。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在经过一番布置后,国民政府允许他们陆续复员。按照计划,从军知识青年复员安置主要有留营、就学、就业和回籍四种方式。由于他们大多为学生,因此学业安置成为复员安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其时,蒋氏父子想继续利用这些学生作为维持统治的力量,于是想尽办法对他们复员后进行管控。但是,内战爆发后大部分复员就学的学生并未像当局期待那样站在自己阵营,反倒是他们因为压迫而不断反抗甚至投入到人民阵营。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行政改革述论(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完成从训政到宪政的过渡,通过行政改革完成“建国”任务。各党派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达成改革共识,国民党六大及六届二中、三中全会成为改革的重要标志。行政改革由国民党权威人物蒋介石发动,采取从中央到省市的行政体制机制的调整、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并等多种改革举措,树立新政府形象,提高行政效率。这其中既有围绕“和平建国”的相关努力,也有借改革之名而务内战之实的偏离。1947年的政府改组欲使改革进一步深化,却成为改革的转折点。随着内战局势的急转直下,改革愈发偏离既定轨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仓促推进行政改革,不仅未能完成“建国”任务,反而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崩溃,值得深刻反思。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收回澳门的谋划与流产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关于战后安排的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对于澳门,国民政府面临着是否收回,如何收回,以及收回后如何治理等问题。大体上,以宋子文、王世杰为首的外交部系统主张“缓进”,举棋不定;以李汉魂、张发奎为代表的广东地方当局较为“急进”,并一度对澳门采取封锁行动。由于蒋介石最终倾向于外交部方面的意见,收回澳门的计划未能实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澳葡当局不愿拱手归还,明里暗里搞了一些花样,如打“英国牌”、打“民意牌”、利用国共矛盾等;二是由于国民政府过于谨慎,一再错失良机,加上很快陷于内外交困之局面,收回计划最终流产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有关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评价的研讨

毛泽东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评价,大致经历:积极抗战、反共准备投降、反共投降与反共抗战交替变换、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峨眉山观战下山摘桃子几个阶段.评断前后不同,是出于政治需要,随着国共关系和国共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国民政府"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说影响巨大.现在抗战史学界出现了修正此说的趋势.史学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能以领导人物的论断为依据.     

国民政府对南京抗战期间财产损失之调查述评

抗战爆发后,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其先后历经日机空袭,沦陷初期日军疯狂的烧杀掳掠,以及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南京市公私机关、团体、企业及居民在前后方遭受了惨重的财产损失。国民政府在抗战开始后对此极为重视,先后三次指定及组织相关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进行了具有一定连贯性的调查,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查报资料,为战后对日索赔奠定了基础。由于受到战时环境或社会经济剧变等因素影响,这一调查存在不少缺憾,但通过查报积累下来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后民国官场的腐败

1945年8月,抗战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根据这一办法,国民党向各大城市派出特派员或接收委员,接收敌伪资产,被老百姓称为“接收大员”。     

抗战胜利后对沦陷区的“大劫收”

名目繁多的接收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迅速派出了接收大员驰往沦陷区各地进行接收。由何应钦指挥督导。其分工是：日伪的行政管理机构．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经济事业和企业,由国民政府同一性质的机构接收并立即恢复生产经营;银行、金融部门,由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接收清理。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民政府的腰杆 ,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 ,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 ,它重新同美、英交涉 ,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 ,则是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力 ,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 ,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为中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忠烈祠功能之嬗变——以江苏省为例

忠烈祠是国民政府为祭祀在战争中为国家忠勇牺牲的官兵和民众的神圣场所.国民党江苏省地方各县市筹建忠烈祠的活动经历了抗战胜利前后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国民政府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忠烈祠功能进行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诠释.忠烈祠功能的嬗变,使民众与政府之间在国家象征体系的构造上,产生了或互补、或冲突的关系.这对江苏地方忠烈祠的筹建产生了深层影响,从而导致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建祠结果.     

论国民政府的法币价值稳定政策及其在抗战中的作用

法币制度是国民政府为了应对日军试图摧毁中国抗战能力而制定的,所以评价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时不能忽略其对抗战的作用。国民政府应对日本货币攻势的措施之一是稳定法币的信用,其二是防止日方的外汇夺取。本试图通过考察战时体制下国民政府的法币稳定政策、日本攻击法币的状况和法币作用的变化以及英美法币援助政策,汪精卫政权的储备银行券和法币的对立等,探讨国民政府战时法币政策的意义和局限性。以及战时货币政策遗留的影响和战后通货膨胀的原因。     

缕缕诗情铸国魂——抗战胜利时的一点回忆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那年，我14岁，也略懂一点世事了，有些事情一经点击，立刻浮现出依稀的掠影。     

构建抗战胜利的民族记忆

<正>今年9月3日是我国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日,但是65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的抗战记忆却不完整,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为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胜利国,然而在我     

盛苏新疆交恶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一向对苏恭顺的新疆盛世才变脸反苏,国民政府乘机利用以收回新疆主权,避免了分离祖国的危险倾向,是关乎国家民族利益的重大收获;另一方面由于中苏之间隔阂益深,福兮祸之所伏,其后苏联制造的种种难堪,国民政府只得一一领教了。抗战中后期中苏关系复杂多变,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也备受考验和煎熬。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黄河堵口中的工赈

黄河决口给黄泛区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抗战期间无论地方政府还是民间社会,多次吁请堵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视黄河堵口为复兴黄泛区的首要举措.黄河堵口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招募民工,进行善后救济.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与善后救济总署制定了详尽的工赈计划.这些计划在堵口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落实,不仅达到了善后救济的效果,...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征文启事

2015年,我们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近一百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     

抗战胜利与复员

日本人投降了!赵蘅满月后,我又住回了中央大学分校的宿舍。日本人投降那天,我就在柏溪。那时消息不是从广播里来的,因为没有收音机,也没高音喇叭,新闻传播还是靠报纸。一有大事,报纸就出“号外”,卖报的嘴里喊着“号外!号外!!”满街跑。     

抗战胜利后的“驱龙”事件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内战"并非在国共之间打响,而是蒋介石在云南发动"驱龙"事件中响起的第一枪,拉开了战幕。当时,美国的一家报纸称之为:"小偷式的袭击"。针对"云南王"龙云的西昌秘密会议在祖国的西南,位于成都、昆明、重庆三大城市之间有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山城西昌,它虽然地域偏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