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有关西藏宗教的认知演变与政策研究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有关未来中国建设的设想中,西藏等边疆地区已经纳入其认知的范围。从最初仅仅对西藏等边疆地区进行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宣示,到提出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主张,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宗教的认知也逐渐丰富和深入,相关政策也得到了初步实践。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在坚持上述主张的同时,寄希望于西藏僧俗上层能够主动改变宗教深度介入政治事务和世俗事务的局面。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宗教发展的新时代,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成为西藏宗教发展的基本方针。     

中国共产党有关西藏政教制度的认知与政策研究

在西藏推行政教分离成为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策。"十七条协议"的签署暂时保留了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而随着西藏社会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逐渐升起,以及周围藏区民主改革的推进,西藏统治阶层为维护政教合一制度永久不变而发动了拉萨叛乱。中央政府在平叛的同时在西藏展开民主改革,政教合一制度成为历史。     

民国时期政教合一制下的西藏社会研究

近代以来,以清末西藏新政作为起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开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改革、龙夏改革尝试等,西藏仍未摆脱政教合一、佛法笼罩整个社会的局面。宗教依然主导着西藏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政治发展的基本态势,整个社会宗教氛围依然浓厚,民众沉溺其中而不自知。与此同时,近代化因素随着西藏与外界交流的增加而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来,主张对西藏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萌芽已经产生,并开始挑战以寺院僧侣集团为核心的保守势力对于传统的固守。但由于西藏社会内部的发展惯性及惰性,最终充当打破西藏社会政教制度格局的关键因素并非来自于西藏社会内部,而是来自于中央政府。     

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

很长时间以来,学术界针对元、明、清时期西藏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争议颇多。总体而言,中国历史学界照搬了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之说。但这一说法没有从西藏地方历史的实际情况出发,真实反映元、明、清时期西藏地方政教关系的实质。尽管宗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未达到"合一"的程度。就其政教关系而言,"政教联合"一说更能反映西藏地方政教关系的实质。     

“热振事件”与战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支持热振活佛恢复西藏摄政职务的政策,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壮大西藏的亲汉力量,而热振在代理摄政达札拒绝交权的情况下,也试图寻求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与政治支持,向达札施加压力,夺回政教大权,实现其在西藏的政治抱负。但达札在英印政府的支持下,打压热振及其亲汉势力,使热振处境艰难。国民政府内部在支持热振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分歧,使其对热振支持不力,结果导致热振被害。“热振事件”发生以后,受到国共内战爆发的影响,国民政府又无法采取果断措施来支援西藏的亲汉力量,而最终采取“暂维现状”的软弱政策。     

评清朝的西藏政策

清朝重新统一西藏后,通过册封、定制、设官、驻军等措施,并扶持达赖、班禅成为西藏的政教领袖,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厦制度,实现了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和统治,维护了清朝在西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其西藏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从反分裂主义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朝的西藏政策,认为清朝的治藏政策重政治、军事,而轻经济、文化,导致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明显滞后,为近代西藏分裂主义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试析加尔文的政教分离思想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一书将加尔文描绘成君临日内瓦的独裁者,借助其掌握的政治权力,才取得了比路德更为深刻彻底的宗教改革。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而笔者虽不认为此说完全错误,但通过对其在日内瓦一系列宗教改革行动的考察,却发现加尔文并非主张政教合一的,而是有着政教分离思想在内的。在日内瓦教会改革过程中,加尔文在圣餐、开除教籍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其实正是"政教分离"思想的先声。本文主要对其这一思想进行浅析。     

策墨林活佛系统的沉浮与清代中晚期的西藏摄政制度

丁莉霞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六期上发表有关策墨林活佛系统和摄政制度的论文。有清一代,出于安抚蒙藏各部的需要,清朝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极为重视。虽然延续了元明以来“群分而众建之”的治藏政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进行了很多尝试,最后确立了由达赖喇嘛执掌政教大权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的摄政制度也由此派生出来,而成为政教合一     

论点摘编

论点摘编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西藏佛教的兴衰始终与境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扭结在一起,随政治脉搏的跳动而起伏。它对政治的依存和参与程度,以及以政治为里、为目的,以宗教为表、为手段的发展轨迹,为迄今世界各地的佛教所仅见。对这一突出现象,罗润苍在《中国藏学...     

论清代西藏行政体制的演变及其特点

清朝在西藏建立起直接统治是通过1718-1719年的“驱准保藏"战争实现的。1720年以后,清朝在西藏建立的行政体制几经变化,按其自身发展,可分三段考察。1720-1727年,为政教合一,依靠达赖──噶伦体制施政时期,主要特点是噶伦合议分辖体制。1728-1751年,为政教分离,藏王──噶厦体制为主,驻藏大臣监督时期。1751-1911年,为恢复政教合一,以驻藏大臣钳制达赖、班禅──噶厦体制时期。     

19世纪高卢主义滞留和衰落的启示——以1801年政教协约为个案

自中世纪晚期以来,法国的政教关系长期处在政教协约体制的语境中,即便在1789年的大革命以后,教会重建的法律和政治保障仍然是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签订的1801年协约。法国同时又具有所谓的高卢主义传统,强调地方教会的权利和国家对教会的控制。在法国,由1801年协约签订到1905年协约被废除、政教分离法颁布,高卢主义传统有一个逐渐衰落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逐渐取代了政教协约体制。这一时期的美国天主教徒早已接受了美国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他们对法国宗教政治的看法有趣而深刻,有助于我们认识法国特色的政教关系。高卢主义的式微是西方国家政教关系现代化的一个代表性事件,其结果是政教关系之法国模式与美国模式的趋同。     

罗杰·威廉斯的清教思想及其在罗德岛的实践

罗杰·威廉斯是新英格兰殖民地著名的清教思想家。1635年,由于猛烈地攻击特许状、与新英格兰清教正统派在政教权责的认知上存在重大分歧以及背离了新英格兰清教正统派笃信的"集体利益至上原则",威廉斯被马萨诸塞殖民当局审判并放逐。这起事件集中体现了威廉斯与新英格兰清教正统派的冲突,核心问题在于威廉斯不仅坚定地主张和捍卫彻底的信仰自由,而且力主教会分离与政教分离,并将"良心自由"作为其全部思想和活动的依据和底线。罗德岛不仅是罗杰·威廉斯逃难的落脚处,也是其践行政教分离和捍卫信仰自由的堡垒。在威廉斯的领导下,罗德岛发展成为宗教异端分子的避难所、宗教宽容的故乡和政治上特立独行的殖民地。     

美国政教分离制度的历史思考

美国政教分离制度的历史思考董小川１８世纪末期，刚刚独立的美国通过立法确定了政教分离制度。作为欧洲文明的继续和发展、欧洲文化的亚文化，美国没有实行欧洲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而实行政教分离，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事实证明，美国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美国政教分...     

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的礼仪与奏事权之争新探——民族国家建构视角

1908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晋京期间曾就是否向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下跪等礼仪问题,以及是否允许直接奏事或与驻藏大臣会衔上奏西藏政教事务即所谓奏事权问题与理藩部、外务部等中枢机构官员发生了激烈争论。前人已就基本史实及后续政治影响等作过探讨。本文立足于清末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宏观背景,认为礼仪之争的本质是朝廷通过达赖喇嘛跪叩等肢体操演,对外宣示达赖喇嘛地方性首领的政治地位与西藏地方隶属清朝的政治主题;而朝廷否决达赖喇嘛的奏事之请,目的在于通过赋予驻藏大臣奏事垄断权以维护其政治影响力,贯彻政教分离的"西藏新政"原则。这些模仿西方民族国家的"政教分离""政治体制一体"等原则的举措,虽然未能弥合分歧,但却开启了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序幕。     

1935年九世班禅返藏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政策

1935年是班禅返藏途中最为关键的一年,国民政府从形式、经费、护卫等方面为此做了大量筹备工作,这与国民政府的西藏治理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也伴生着中央政府的治藏理念。国民政府组织班禅返藏,其过程错综复杂,裹扶着各种国内地方派系、利益团体的利益,甚至还牵涉蒋介石围剿红军的策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其治藏在形式上努力,但效果式微,而西藏噶厦在国民政府驻藏人员的积极干预下,始终未敢公开对抗中央。     

藏区政教合一制研究综述

藏区政教合一制研究综述王献军政教合一制,是指政权与教权合而为一的一种政治制度,有时又被称之为“神权政治”或“神权政体”。这种政治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在我国,政教合一制表现得最为典型的就是在藏民族聚居区,尤其是在西藏,存在时间达数百...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1751年后西藏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力分配

1751年以后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历来被认为是西藏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在这一政教合一制下,其权力是如何分配的呢？本文认为,其权力为世俗贵族和上层僧侣所分享。世俗贵族中的大贵族占据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些高职显位,中、小贵族则担任了政府中的低级职务,他们垄断了西藏地方政府中俗官的位置;由转世活佛、寺院高级僧职和僧官组成的上层僧侣,是西藏核心权力的掌握者,他们在政府中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世俗贵族只处于从属的或者说附庸的地位。世俗贵族不甘心自己所处的这种地位,为了获取更多的权力,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向上层僧侣集团渗透,以至于在西藏形成了特有的披着宗教外衣的贵族政治局面。     

新县制“政教合一”的演进和背景

新县制中的政教合一,先后经历了政教合长、政教分长、政教相连的演进、冲突和调整。其中的焦点是政教合长中的一人兼三长,是以乡镇保长为主体、以校长为兼职,还是以校长为主体、以乡镇保长为兼职的人事冲突。这在主观上与政教两界,包括掌控教育、内政两部的CC派与新政学系利益博弈相关,客观上则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综合与分工矛盾的制约,不宜简单以加强思想统制进行否定。这些一波三折的纠葛,揭示了理论上不成问题的政教关系,在近代中国的特定境遇下和实际运作中,大成问题的复杂面相。     

论点摘编

当代西藏人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政治参与就藏族人民而言,是一个新的政治问题,在封建农奴制度下,西藏实行的是政教合一的专制神权统治,根本无政治参与可言。王金洪发表在《中国藏学》１９９９年第二期上的文章,论述了自１９５９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特别是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以后,管理本区域范围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真正成为藏族人民自己的事情,随着现代因素的迅速成长,西藏的政治参与也迅速发展,对西藏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西藏人民政治参与发展分三个阶段。民主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为了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