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司法文书的虚与实

本文意在讨论诸如爰书、劾状、奏谳、议狱等与司法活动相关资料的价值问题。确切地说,是对作为"第一手资料"的出土简牍文献可能具有的局限性进行考察。虽然它们出土于距今约两千年前后的墓葬或遗址中,却也无法保证自身所记载的内容就完全可信。不论是起事的下僚,抑或是决断的上官,均可能在无意或有意中影响到文书记录的真实性。贪赃枉法之外,有时,为了追求破案,也为了累积功劳,会以刑讯等为手段来还原"真相",也会以文书"修辞"来记录"真相"。无可挑剔的程序正义,措辞谨严的文书言语,却可能与"真相"背道而驰——将司法问题剥离于社会情境,忽略法治可能具有的局限性,很容易被材料牵引而行。如何辨析并发掘司法文书的史料价值,如何驾驭史料而非被史料所驾驭,在地不爱宝的时代依然值得不懈追寻。     

“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50周年祭

正"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作为一个具有时代印记的人物,距今已经过去整整半个世纪;经历过大浪淘沙的政治运动和岁月沧桑之后,很多当事人都已经不在人世。笔者有幸见到93岁高龄的张申先生,听他讲起焦裕禄的往事。作为与焦裕禄相识10余年的老上级,张申先生对焦裕禄的有关回忆颇具史料价值,因此做以记录,遂成此文。     

“写史料”为何成了“写交待”

了解历史主要依靠史料。要了解真实的历史,史料必须是真实的。然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导致史料失真,这一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为突出。全国政协原来有一个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59年由周恩来指示成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收集历史资料","负责计划、组织和推动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中各种历史资料的     

古典时代阿提卡演说辞的史料价值初探

将古典时代阿提卡演说辞广泛运用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然而,出于胜诉或宣传的目的,演说家、陈述者、"刊发者"可能会编造、增删、修改事实;因此,保存至今的阿提卡演说辞的可信度受到质疑。此外,由于控辩双方人员构成未必具有代表性,且演说辞的保存受到强烈的人为因素影响,如今所见的内容可能并非社会经济史研究最关键的材料。尽管如此,社会经济史的目标并非还原引发诉讼的事实,演说辞的可信度和代表性虽存在问题,但控辩双方"无意"中留下的材料无疑是更为可靠的第一手证据。客观认识存在的问题,充分结合考古、铭文、纸草、图像等其他史料补充印证,阿提卡演说辞将成为古典时代雅典社会经济史研究重要的史料来源。     

“渤海诸王皆右文”说质疑

一些治渤海史者常持"渤海诸王皆右文"之观点,通过文献资料及考古材料两个方面,厘清了"渤海诸王皆右文"是一条以讹传讹的伪史料;此外,就现有材料分析,得出"渤海诸王皆右文"这样的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     

略论“火烧船厂”研究中报刊史料的使用——以《申报》、《盛京时报》为中心

"火烧船厂"是关东三大传说("狗咬奉天、风刮卜奎、火烧船厂")之一,指吉林市曾迭遭火灾,这是在吉林市城市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过去的研究中,由于传统史料的局限,方志、档案的数量过少和口碑材料可信度低,导致这一研究很难深入。本文通过对《申报》和《盛京时报》中对吉林市光绪十六年和宣统三年大火史料的梳理,清晰还原了这两次大火的整个过程,为吉林市城市史研究拓宽了史料运用的深度和广度,并对报刊资料在城市发展史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如何利用档案编史修志

真实是志书的生命,资料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只有充分占有真实的史料才能编出有血有肉的志书。档案对于编史修志的人来说,犹如建房之砖瓦木石,缝衣之针线布帛,是十分宝贵的基础材料。但是,档案资料也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史料一样,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它所记录的内容,由于作受时代、经历、立场和认识的局限或其他因素的影响,所记史实错误、不准现象也时常发生,所以,在使用这些史料时,不能“拿来就用”,还有个考证、鉴别的问题。“考而后信”,的确是古代史志家们的经验之谈。利用档案材料,要分析研究,去伪存真,择取真实可靠的信息资料,直接为两个明建设服务。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利用档案为编史修志提供可靠、真实的材料呢?笔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史学精粹

<正>钱乘旦:《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关于"历史"是什么》(《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历史是什么?这是历代史学家始终关心的一个问题。"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是历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已经发生了的过去的事",或者更简洁的说"过去发生的事",并不自动地成为"历史"。"过去发生的事"留下许多混杂的"碎片"(即"史料"),这些"碎片"经过鉴别与梳理,被写成了"历史",而写历史的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在写历     

古史研究中的史料、理论和方法问题

我从事先秦史的研究已四十余年了,虽然“皓首穷经”,成绩甚微,但多少获得一点经验教训,即使不是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正象一个人走了一段漫长的路程,回头看看过来的路子,哪里是走对的,哪里是走错的或走了弯路,今后应该怎样走,这些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倘能因此引起读者的批评,就更加有意义了。史料史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载,我们研究过去三、四千年前的商周史,离开考古史料,文献史料,民族调查史料,就几乎无法进行。但无论那种史料,都有年代,真伪问题,还有理论和方法问题,从前学者只注意年代、真伪问题,而忽略理论和方法问题,认为年代、真伪     

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

一、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原料,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并有相当部分遗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梁启超曾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①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以往历史的史料为中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可以说,如果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将成为无米之炊。 史料从其来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文字记录史料…     

世纪之交的历史学:回顾和展望

任何学科都是由材料和理论而形成的一个辩证整体,两者既对立又结合,既分离又统一。历史学亦然。历史材料不断有新发见、新积累,历史观念不断在变革、在更新;所以历史就不断在重写。历史事实一旦成为过去,就是固定不变的了;但对它的研究和解释却不断在革新。材料的新发见,不仅是简单地指发见了新的材料,而且更多地是指用新的观念去研究原有的旧材料,于是旧材料就转化为新材料,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和意义。理论首先是时代的产物(而非材料的产物),是随     

鲁迅爱吃杨桃？鲁迅：这个我真爱吃

正自从《画杨桃》登上了小学课本,相信会有很多北方孩子对这样一种有着"星星"横截面的水果感到好奇。不过随着现如今物流行业的发达,这种好奇其实并维持不了多久,想吃杨桃,去超市买一个就好。而在过去,在鲁迅那个时代,这似乎不是那么容易办到,鲁迅"偶从上海店里觅得,给北方人看,他们就见所未见,好像看见了火星上的果子。"而提到这种水果的,鲁迅也是不吝赞美地写道"此物初吃似不佳,惯则甚好,食后如用肥皂水漱口,极爽。"他在《三闲集》中直接写道:"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     

"竹枝词"能申报"文化遗产"吗?

"竹枝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文学标本。它源于民歌,又为文人墨客所仿作,传承千年而不衰,也为百姓所喜闻乐见。可以说,保存至今的历代"竹枝词"是以书写文本形式保留下来的汉民族口传文化的重要遗产,也是更多的没有经过书写留存下来的同类歌咏活动的仅存标本。就此而言,古代"竹枝词"整体性地再现,出版于当今时代,应该说兼有文化史料和文学审美的双重价值。就史料价值而言,二十世纪以来的人文学术创新不外乎新材料的     

随州新出随大司马■有戈小议

本文对随州文峰塔曾国墓地新出随大司马嘉有戈的年代、铭文有关文字进行了讨论,认为其时代应在春秋中期,人名首字应是"嘉"字。然后就戈铭所涉及到的过去历史、考古学界热议的"曾国之谜"问题简单谈了一点初步看法,认为从目前的材料和研究情况来看,曾、随一国的观点是较为合理的,而不应仓促予以否定。     

近百年来中国土司制度的史料整理研究

史料可谓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进行史料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必备工作,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陈寅恪先生就此问题曾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研究土司制度自然也离不开相关史料。《元史》、《明史》、《清史稿》和三代实录及相关地方志自然是     

《蒋介石日记》中的“约法之争”

<正>史学研究是一种实证性研究,再精妙的判断与结论也需要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然而,史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所有论证环节的史料"证据"。根据已有材料进行合乎规律的假设与想象,弥补史料之不足,是优秀学者必备的素质。不断寻找新史料,检验与修正原有的假设,夯实既有结论,并根据新史料提出新问题、新假设。     

多媒体数字化史料在地方志工作中的应用

数字化和网络化成为时代大势,对于地方志工作而言,无论是其成果还是工作模式,都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地方志工作源头的"收集资料"环节中就已经明显体现出来。在多媒体数字化趋势下,我们所收集的地方志资料不应该再局限于文字记载的史料,而是包括传统纸介质在内的多种载体形式和涵盖文、表、图、音和视频各类资料形式结合的"多媒体数字化史志资料"。要做好多媒体数字化史料的收集工作,则对方志工作者又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     

汉初《礼记·乐记》的版本材料与成书问题

对于《礼记·乐记》成书时代与作者的考察,过去多关注于史书记载及前人的评论,而未注意其版本材料的考察。通过比较史书记载的汉初《乐记》的版本及材料来源,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其作者及时代问题。     

论顾颉刚的史料学思想

顾颉刚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他对史料的深刻认识有着重要关系。他把考辨史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基础工作 ,认为实物材料、文献记载和传说都是古史研究的史料 ,提出实物材料与文献记载材料可以互证 ,应合理地运用伪材料等。正是运用了传说史料 ,他敢于对旧古史系统提出大胆质疑。他还强调指出史料的整理和考辨是运用唯物史观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     

史料考证浅说

做好历史研究工作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大量的可靠的史料。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研究工作者必然要走错方向。另一方面,史料是以往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没有足够的史料为依据,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无所施其技。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解决任何一个历史问题,总要搜集史料。有了史料,这里指的是文字材料,而后就其性质和作为历史证据的价值,分别加以鉴定。这项工作叫做史料考证。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