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美国内战前的几次妥协——与王锦瑭同志商榷

王锦瑭同志最近撰文指出,美国内战前资本主义制度与奴隶制度之间的几次妥协“是无原则的,因而是不对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妥协动摇性的表现,它对美国社会历史发展弊多利少。”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这些妥协的评价,涉及     

美国全球战略与1941年日美谈判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1941年日美谈判是罗斯福玩弄新的“远东慕尼黑”。从现资料看,这种论点是缺乏根据的。上述论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1941年《日美谅解案》是英国政府同意的方案,它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并劝告蒋介石接受的条件中有“承认满洲国”,“蒋政权与汪政权合而为一”等条款,这是美国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重要标志。其实,现许多资料表明,《日美谅解案》并不是美国政府所能允许的日美妥协条     

关于林肯的评价问题——与刘祚昌同志商榷

刘祚昌同志的《美国内战史》一书(以下简称《内战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林肯的评价,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谈出来以就教于刘先生和史学界同志们。 林肯是不是废奴主义者? 《内战史》中认为“林肯虽然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并不要求废除南方现存的奴隶制度”,“因此,林肯并不是一位废奴派”。(141—142页)我们认为林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既反对现存的奴隶     

让步政策理论渊源初探

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之后,新建王朝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采取“轻徭薄赋”、“宽民省刑”的作法。这种作法,我国的许多史学家称之为“让步政策”。让步政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它的制定和实行,是有其明显的现实基础和深刻的理论渊源的。对于实行让步政策的现实基础,诸如农民起义对封建统治者的震慑和教训,以及社会大动荡之后的经济极度凋敝等,人们在讨论让步政策时,已作了详细而深刻的探讨,这里不拟赘言。只是想就人们很少论及的让步政策的理论渊源,略作初探。这个问题,以前人们虽曾偶而论及,也只限于“黄老之学”对让步政策的影响。然而,这仅是从表面现象出发,并没有挖掘出其本质。我认为,让步政策真正的理论渊源应当是先秦以来一直在封建社会中居重要地     

蒋何以邀毛,毛何以应邀?——美苏两强与重庆谈判的关系(下)

中共的妥协、让步和坚持莫斯科要求中共改变对国民党的路线,和国民党合作,在延安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走法国的路",准备和蒋介石"搭伙"。朱德甚至在会上表示,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这些方面表明,中共在总体上大致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见,在重庆谈判的实际进程中,做了相当大的妥协和让步,但是,中共有自己的原则和坚持。法共当年将自己的武装全盘交给了戴高乐     

关于国民党“二大”两个问题的商榷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重申了要坚决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和《处分违犯本党纪律党员决议案》,对西山会议派的首要分子进行了纪律制裁,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力量。但是,这次大会也存在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其一是对右派作了妥协和让步。当时陈独秀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后,革命处在低潮,怕共产党力量太大,吓跑了国民党右派,指示在统一战线执行退让政策。他在上海和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右派分子谈判,请那些已被革命势     

李鸿章与《中法和约》

中法越南战争以中国“胜仗而签败约”,对法妥协让步而结束。由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中法议和条约上签字,故人们有“电飞宰相和戎惯”之愤,认为他应对此负责。实际上,中法谈判的关键时刻,清政府与法国都已对李失望,并背着他另开渠道,秘密磋商,直到达成协议后才让他知道。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直在幕后操纵的海关总税司赫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梁启超向政府提出政治质问案,质问政府的对日妥协。谴责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企图置中国于死地,警告外交当局慎思,并认识到“二十一条”对中国造成的隐忧。在参战问题上,梁启超主张加入协约国战团,认为中国应该采取联日疏美的外交政策,以防止日本的“死我之心”。所有这些都表明,梁启超的对日外交思想立足于中国,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特点。     

试论彻底与妥协——18世纪末法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剖析

18世纪末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无比光辉的一页,是现代社会开始的显著标志。这次革命具有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法国革命素来被称颂为坚决、彻底的典范。其实,法国革命有坚决彻底的一面,也有让步妥协的一面。本文试图就土地问题探讨其彻底与妥协两个方面对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光荣革命中阶级妥协问题复议

一关于1688年政变的性质,我国史学界早有定论。绝大多数有关著作指出:它是一场阶级妥协而不是革命。既然是阶级妥协,就要牵涉到是哪些阶级实行妥协的问题。对此,歧义常见,且颇为微妙。一种意见认为,1688年政变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和封建贵族联合发动的,自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之间的妥协。如王荣堂、姜德昌两位先生主编的《世界近代史》中指出:詹姆士二世的种种行动“不仅引起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极端反对,而且封建僧侣和土地贵族也深为不满。……从而使托利党和辉格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詹姆士二世”。再一种意见认为,这场政变使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达成了妥协。如严钟奎先生写道:“经过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1688年的政     

蔡元培在北大的辞职风波

1916年冬主掌北大的蔡元培,虽为一校之长,但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他也因此博得了“好人”的称号。但是,他绝不是世俗的“滥好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绝不让步的。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故事流传后世。其中,老北大人津津乐道是这样一个故事：1930年,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人选,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蔡元培很快回了电,电文只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之焰”。由此可以看出他在大问题上的不妥协。其实,最能表现蔡先生学人风范的,还是他在五四运动期间为国家、为学生不屈服的大义举动…     

战后中共“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的确定及其转变

抗日戗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在“七大”方针的基础上,确定了走和平发展道路及“和平、民主、团结’’的总方针。此后,中共中央领导解放区军民,以自卫战争的形式,对国民党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企图与发起的进攻进秆了坚决斗争;同时,中共中央也做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以争取和平建国。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虽尽最大努力仍无法求得和平,遂于1946年11月最终放弃了“和平、民主、团结”总方针及对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而改行“打倒蒋介石”方针,从而完成了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由自卫战争向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转变。     

浅析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转变

济南惨案对我们不算陌生,但提到"济南惨案"以往的观点是只强调‘济案’是对日妥协,多是负面评价,而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济案交涉确有对日妥协的一面,但同时‘济案’促使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变,使蒋介石放弃了一度抱有的依靠日本的力量统一中国的幻想,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把外交重心转向美国。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蒋介石在抗战前期对日议和的立场,认为：日本在以亡华为总战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进行政治诱降,蒋介石对日议和具有两重性,既有运用策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又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两者相互渗透。文章揭示1938—1940年三次“和平交涉”,蒋介石及其代理人许诺日本向伪满“派公使或大使”;同意签订“讨共”密约;承认接受日本顾问、共同开发资源“都是好事情”。这些事实证明,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重大退让谋求妥协,是军事上严重失利后政治上的动摇。同时,也指出其拒绝“汪蒋合流”正确立场方面。文章论证了近些年某些论点肯定蒋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对日妥协为“恰当”、“有基本原则”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试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的形成

“攘外必先安内”是九一八事变前后至西安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准则与总方针。多年来,海峡两岸学者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解释与评价存在着原则分歧。台湾学者认为此一方针的执行造就了中国建设的“黄金”时期,并为八年抗战作了充分准备。大陆传统观点认为,此一方针是“只剿共,不抗日”的妥协、投降方针。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够科学。为了正确评价“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有必要对此方针形成过程作一全面考察。     

拉门德远东之行述评

拉门德1920年的远东之行首要目的是解决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的满蒙保留案,同时也拟向中国方面宣扬新银行团对华原则。拉门德与日本交涉中的妥协,同在中国竭力宣扬新银行团的“理想主义”目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银行团虽是美国扩大对华门户开放的工具,但其只能做到“无为而为”。     

中国封建社会不存在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

“让步政策”自从被现代的史学工作者提出至今,已在史学界流行多年,并为多数史学家当做“灵符”“灵药”而大力歌颂过。究竟中国封建社会里是否存在过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目前史学界正聚讼纷纭。我认为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因为它牵涉到农民起义的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等许多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