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澳门回归谈判中的几件事

正1999年12月20日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同时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行使管治澳门的权力,葡萄牙国结束了在澳门400来年的统治。在澳门回归15年大庆之际,让我们与本文作者一起回顾谈判中的那些点滴。1986—1987年间,在中葡关于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谈判过程中,本人作为澳门的前线记者,参与了中葡谈判的采访和评论工作。相关的报导和评论文章,后来由澳门基金会以《中葡关系与澳门前途》的书名结集出版。而在     

葡萄牙与《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的签订

《中葡和好贸易条约》是近代以来中葡两国草签的一个重要条约,葡萄牙政府在谈判过程中曾采用各种手段,以期从法律上确认对澳门的占领,清朝谈判官员的昏聩,使葡萄牙人几乎实现了他们在几个世纪里梦寐以求的目的。只是清政府在换约前提出修改条约的主张,才使其努力功亏一篑。本文依据中葡双方的档案史料,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这次修约交涉中企图侵占澳门的险恶用心和卑劣手法做一概括说明。     

盛宣怀与中葡广澳铁路合同谈判中的选商

1902年10月中葡互换关于中葡铁路公司建筑广澳铁路照会,葡萄牙政府不满意这样的结果,不同意清政府在澳门设立海关分关,1903年10月再次派白朗谷为全权大臣,与清政府重新进行中葡商约谈判,并签订以商办为宗旨、以均股平权为核心内容的广澳铁路合同。铁路合同签订的前提是中葡双方派出各自的商董参与谈判,葡方较早派出商董伯多禄,但中方商董的选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盛宣怀先后在澳门华商、香港华商中物色合适人选,颇费周折,最后选定粤商林德远参与合同谈判。盛宣怀选商困难的原因在于：确有实力之华商难得,且身份复杂,他们顾虑在中葡合办铁路的机制中利权得不到应有保护,“虑葡商专权”是当时华商的基本心态。盛宣怀等人第一次尝试在一条铁路线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真正建立起商办体制和中外商民合办机制并非易事,近代铁路建设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由此而得到充分体现。     

赫尔利与一九四五年前后的国共谈判

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九月奉命使华,至一九四五年九月离开中国。这期间国共两党曾三次举行谈判,每次谈判都与赫尔利有密切关系。揭示赫尔利与这一时期国共谈判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四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从国际法角度评析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１８８７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是近代史上唯一一个规定澳门法律地位的条约。本文以此约为主线,从国际法角度,比较学界论点,进行法理分析与评价：条约为澳门规定的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地的地位;澳门勘界之争本身不影响条约效力,葡方严重违约才使条约效力发生动摇;１９２８年中国国民政府废除此约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澳门问题在当代获得解决,体现了国际法在中国的一种实践。     

葡葡牙强占澳门与清政府拒绝批准中葡《和好贸易条约》

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是澳门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从１６世纪下半期开始,葡萄牙人就以僦居者的身份,在中国领土澳门居住、贸易。１９世纪中叶,英国发动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割让香港。葡萄牙政府妄图步英国的后尘,要求把澳门划归其所有。当这一侵略要求被拒绝之后,它便采用蛮横的手段,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驱逐澳门的中国官吏,封闭澳门的中国海关,镇压澳门人民的反抗,强占澳门,实行殖民统治。为了使占领澳门合法化,也为了获得与英、美、法等国一样的通商特权,葡萄牙在法国的帮助下,与清政府进行立约谈判,草签了《和好贸易条约》。清政府发现条约中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不予批准,并提出修改后互换的意见。中葡双方围绕互换条约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交涉,葡葡牙企图利用互换条约使其侵占澳门合法化,清政府则想通过换约谈判收回澳门主权,双方目的相反,无法取得一致,中葡《和好贸易条约》终于成为一个未经清政府批准、未经中葡双方互换、没有法律效力的条约。     

1905-1909年日本调查“间岛”归属问题的内幕

日本为了挑起"间岛问题",派遣测量手考察长白山,指出碑以东的沟壑(指黄花松沟子)与松花江相连,这支持了所谓的土门、豆满"二江说"。与此同时,任命"嘱托"进行文献研究,指出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光绪年间勘界时朝方承认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实际上放弃了"间岛"所有权。据此,外务省认识到"间岛"属朝的论据薄弱,但是为了牵制中方和进行谈判,仍坚持"二江说"及光绪十三年勘界案无效,最后以承认"间岛"属中作为谈判筹码,获得了在"间岛"设置领事馆和"东三省五案"的利权。     

澳门问题的历史考察

本文全面论述了中葡关系的发展历史和葡萄牙殖民者如何窃据澳门、骗取对澳门的“永驻权” ,以及澳门问题的来龙去脉与解决的历史过程 ,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诗人外交家——周南

半个世纪以前,香港九龙弥敦道172号二三楼为东江纵队驻港办事处。稍后,首任办事处主任袁庚上校将其移交给自沪撤至香港的乔冠华,是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成了内地驻港最高机构。1990年初,中英、中葡关于香港、澳门谈判的前台挂帅人物、诗人外交家周南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略论关中地区西晋十六国陶俑的演变

西晋十六国时期陶俑在造型、组合、制作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是陶俑发展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关中地区西晋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随葬陶俑,通过对已发表的考古资料进行分析,发现陶俑在出土随葬器物中比例逐渐增大,陶俑的组合规范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影响深远。本文将分三个阶段说明这一时期陶俑形制的变化和组合规范逐渐形成的过程。     

疆土为大局之所系——张之洞与中越勘界

中法战争中,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主持军务,坐镇後方,指挥调度,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为时人和後人所津津乐道。但是,在这场战争尾声的中越勘界中,他的作为却较少被人关注。其时张之洞奉命会勘中越边界,虽然并非主事者,但敏锐地认识到勘界事关国家安危与领土主权,任务重大,影响深远,不容有失。他着眼全局,不仅勘界前密陈机宜,建言献策,而且对於所辖广西、广东界务尤为究心,协助勘界大臣邓承修较为顺利地完成勘界任务,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张之洞也见证和体验了对外交涉的艰辛与无奈,认识到涉外事务与国家的强弱有关,并趋於理性务实。这对其完成从词臣到疆吏、由清流入洋务的大幅转身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900年威海卫税收与勘界纠纷

英租威海卫之初,地方尚属安静,唯有1900年威海卫勘界引发中外冲突。这次冲突的来龙去脉尚不明朗,需要梳理。是年春,因勘界在即,威海卫百姓间谣言疯传,称英人勘界后将征收重税,并对百姓投毒,遂掀起抗税、抵制划界的集会。英方认为谣言源于士绅阶层,驱散集会并晓谕百姓,却收效甚微。中方专员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导致谣言进一步散布。联合勘界时,百姓聚集阻挠,中方建议暂停,然英方执意继续勘界,引发百姓开展暴力抗争。在华勇营的镇压下,近三十名百姓丧生。随后英方自行完成勘界。百姓暴力阻止勘界,出发点在于抗税,原因在于听信谣言。纠纷的主要责任在于中英勘界官员,最大的受害者却是百姓。     

葡萄牙旧圣克拉拉修道院遗址出土十六世纪中国瓷器

根据文献记载,葡萄牙人于1514年首次到达中国,并由此开启中葡海上贸易。之后,由于中葡外交关系一度交恶,未得官方许可的葡商游走于中国海域的各个离岛,与沿海商人进行走私贸易。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并逐渐将其发展成为对中国及亚洲贸易的主要据点,中葡贸易规模迅速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十六世纪中后期,大量中国瓷器被运往葡萄牙市场,进入当地王室贵族及宗教团体的日常器用中,然而受葡萄牙本地考古材料披露的有限性及发表语言的限制,我们对于这一时期中葡贸易瓷器具体面貌的认知仍较为模糊。因此,本文将对葡萄牙中部一处修道院遗址出土的十六世纪中后期中国瓷器进行集中介绍,以补充我们对于此时期中葡贸易瓷器主要品类及风格的认知。     

出兵“金三角”：中缅联合作战行动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澳门与中葡关系

自明正德八年第一个葡萄牙人欧维士奉命由水路驾船来华至今,中葡两国的直接交往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然而,由于多种因素,中葡关系史研究长期未能受到重视,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中的一些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澄清,以致大多数国人只知澳门为葡萄牙占据,而对葡萄牙人如何占据澳门、葡萄牙人在澳门的蚕食扩张,以及澳门的法律地位变化等问题,却知之甚少。本文依据中外载籍,就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以后,中葡关系史上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     

早期来华葡人与中葡贸易——由一组1552年铭青花玉壶春瓶谈起

15世纪以来,欧洲进入大航海时代,葡萄牙成为首个开始探索东方的欧洲国家。1514年,一路东进的葡萄牙人终于到达中国沿海,但直到1553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次年中葡协议广州对葡开放,中葡贸易才终趋稳定。广州对葡开放及澳门开埠之后,中葡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并非偶然,而是早期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积极经营的结果。然而,由于早期中葡外交关系的波折起伏,很难在中葡文献中捕捉到他们活动的细节,近年来随着作为此时期实物见证的贸易瓷器(片)被不断发现和披露,提供许多重要线索之外,更成为聚合此时期琐碎历史信息的关键。本文即旨在以一组葡商于1552年订制的青花玉壶春瓶为研究个案,探讨早期在华葡萄牙人的活动细节及其对中葡贸易发展的巨大作用。     

民国时期的甘青省界纠纷与勘界

民国时期,历史上长期积累的政区边界矛盾全面激化。为彻底解决政区边界纠纷和规范管理,南京国民政府颁行《省市县勘界条例》,推行依法勘界,但效果并不理想,省界勘划尤为艰难。甘青省界临循段勘划因青宁"二马"之争而坠入死局,祁连山段因甘青两省对立而长陷僵局,夏同段因黄马相争而频生战局,呈全线停滞之势。甘青勘界之难突出反映了民国时期省际勘界所遭遇的政治困境及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中葡有关澳门主权交涉内幕——从1862年条约换文到1887年条约谈判

澳门主权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在中国鸦片战争失利以后。1862年条约是葡人居澳以来中葡两国签订的第一个条约。由于葡萄牙代表在议约中采取了欺诈手段,清政府未予批准。自1864年换约失败至1887年条约谈判之前的20余年时间里,葡萄牙为了以订立条约的形式达到“合法”占据澳门的目的,曾经串通列强及其驻京公使,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     

传统“天下体系”下的清雍正“安南勘界案”

雍正时期,清朝和安南围绕清开化府边界大小赌咒河所在位置产生争执,并由此引发雍正"安南勘界案"。在处理"安南勘界案"的过程中,高其倬、鄂尔泰等边疆大吏表现出强烈的"疆土意识",然雍正皇帝一面秉持"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将马伯汛以外至铅厂山小河四十里土地拱手让予安南,一面却在派杭奕禄等使臣前往安南宣读赐地诏书的"礼仪之争"中寸步不让。清朝在处理雍正"安南勘界案"的"争"与"不争"之间,处处体现出清朝的"天下体系"和"华夷秩序"传统观念对整个事件发展的影响。     

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

本文将着重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某些特征。这一研究的结果不仅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全貌,并将从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