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考古中的应用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研究者们已经自觉的使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来研究史前文化,如施听更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梁思永对龙山文化的分析,都包含有文化因素分析内容。以后很多学者如苏秉崎、严文明等也都用到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但最终成为考古学的一门方法论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俞伟超和李伯谦对其进行总结为形成标志。俞伟超在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概念。并结合楚文化的研究进行了说明：李伯谦对吴城文化、晋文化、等研究都用到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     

大辛庄遗址发掘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思考

2003年大辛庄遗址采用新的考古发掘技术与方法,全面收集材料,开展综合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而言,历史工作者当顺应考古学发展趋势,采纳新技术与方法,用整体观分析问题,实现多学科合作,开展综合研究,有利于我们多层面地复原古代社会。     

文化历史考古学述评

本文是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全面的回顾和评价,这种方法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考古学家普遍采用的方法,现在仍然为我国大部分学者所实践。正如本文所指出,这种考古学方法的宗旨和要义是后来才定义的,当时欧美的考古学家和当下我国大部分考古学家觉得这就是干考古唯一正统的方法,极少自称为文化历史考古学家     

略谈考古学文化与史前社会研究

在有关社会历史的考古学研究中,考古学文化集中揭示的是以物质形态为核心的地域文化,而构成特定人类共同体及其文化的核心却在于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精神文化方面.考古学文化中的聚落遗存虽是探讨人类共同体的有效途径,但也无法完全克服考古资料的模糊性特征,尤其是民族考古学研究还需密切关注文献资料的模糊性与局限性.相对而言,考古资料的物质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特点,使得考古学文化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性和长时段性(过程)研究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作用.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

伴随着2001年新年的钟声,我们已经迈入21世纪的门坎：回首过去,中国考古学也走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历程,并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且逐渐走向成熟的独立的人科学和社会科学。面对新世纪,中同考古学该怎样发展?其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笔在工作中及闲暇时,曾断断续续做过长时间的思考,有些已有了明确的答案或比     

关于考古学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搞考古研究,应该树立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考古学文化的本质是运动的。考古调查、发掘所发现的所有遗迹、遗物乃至遗迹现象,你看着它是死的、静止的,其实它都是人们当时所从事的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是当时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物证,是当时人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的记录。     

东夷文化的考古学分析

东夷文化目前是指分布在以今天山东及其邻近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地区的这一带的文化。东夷文化在我国先秦时代的文化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在我国古代的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着重讲述在考古学的视角下对于东夷文化的分析,希望有助于促进我国考古界对于中原文化的探索。     

历史城市复兴背后的考古学教育问题

正以城市复兴、开发旅游、经济转型、发展文化产业等动机的拆迁改造时下在很多城市都在进行,有的甚至已拆到了才建造不很久的楼房。但山东聊城的拆迁之快捷更为罕见。卫星照片上的聊城,四方古城内的建筑物,大部分已被拆尽。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的、也许是举世瞩目的考古机遇,或将落到聊城人引为骄傲的千年古城。历史城市的百年规划与优先行动还处在研讨中的江苏溧阳、安徽泗县建成区的古城复兴改造,正在揭开这一考古机遇的发端:溧阳已     

突厥考古学文化的透视

突厥在历史上曾经建立了三个国家,即突厥汗国、东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这些国家在内蒙古草原和蒙古国境内有大量的遗存,形成了特殊的突厥考古文化。本文首先介绍了内蒙古境内和蒙古国境内的突厥文化遗存,然后分析了突厥墓葬的特点,最后阐述了突厥文化和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     

论自然因素与历史时期岭南交通路线的发展

交通路线的发展,关系到人文地理因素,一个地区交通路线的发展分布,不仅和一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也和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有不解之缘。关于历史时期岭南交通路线的发展,对于社会因素所带来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已经给予较充分的考虑与探讨。但是对于自然因素给历史时期岭南交通路线所带来的制约影响,似为忽略,本文希望能够在这1个问题上作更多的探讨。     

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钟离国历史与文化的考古学观察

近年来有关钟离国的考古发现证实了春秋时期钟离国的存在,从中可解析出大量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弥补了文献的不足。从钟离国遗迹、遗物出发,结合文献材料,说明春秋钟离国可能为楚之封邑,在金文中可考世系仅有五代。钟离国埋葬方式另辟蹊径,殉葬风俗根深蒂固,用土颜色意味深远,文化上深受阴阳五行观影响。其文化表明该支钟离国族可能源自东夷地区。     

从考古志到考古学——兼谈历史考古研究方法论北大核心CSSCI

历史时期考古研究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考古志是考古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对实物材料的整理、分析和共时性阐释;第二层次的考古学是将实物资料与人类行为模式、思想观念的联接,是对文化进程的历时性阐释。中国历史考古研究走过了以证史为目的的考古志阶段,也通过分区与分期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时空框架,但离综合性的文化阐释还有一定距离;在墓葬的"晋制"讨论中,研究者开始以考古材料阐释丧葬行为和丧葬观念的进程,将墓葬研究从物质文化推进到了精神文化层面,迈出了从考古志向考古学研究重要的一步。     

考古学的公共性及其时代价值

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私人的考古学”。从考古调查发掘所涉经费、土地和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信息,到考古知识、理论、技术方法的社会共享,再到考古发掘之后文物、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管理,无一不是社会性问题。科学考古学满足考古学家和人类面向古代的求知欲望,而公共考古学则是面向人类基于历史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资源、信息、知识管理和价值观建构的考古后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考古资源的保护利用管理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也为中国公共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以考古经世”:唯物史观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

唯物史观是夏鼐考古学研究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期,夏鼐的思想经历了从"洞察当前的社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到"以考古经世"的考古学研究的思想转变。留学英国期间,夏鼐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在古代埃及学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夏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提出了文化系统说,呈现了人类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多样化文化格局,形成了自己的考古学思想。史语所时期,夏鼐的考古学研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然而为他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奠定了基础。     

论地理因素在粤东三个历史时期的关键作用

古代粤东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大体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个是自秦汉之际揭阳的开县至隋唐之际,以古揭阳为主导的内陆文化时期：一个是自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年）设置潮州至清末之际以潮州府为主导的内河文化时期：一个是近代自汕头开埠至改革开放后三市分立．以汕头市为主导的海洋文化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划分．     

文化自觉视域下的公共考古学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理念对于解决民族文化在全球一体化与现代化进程中定位与认知的问题大有裨益。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公共考古学承担了考古学、文化遗产领域内文化自觉的责任,是文化自觉在这些领域内有效的实践行为,旨在解决中国文化的社会化与现代化的问题。考古资源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其公共化和社会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自觉的内在需求。因此,公共考古学不仅要求国家、科研主体、公众等多方的广泛参与,做好文保顶层设计,而且对文化遗产的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应用好国内外多种考古文化资源,将不同的文化进行类比,清晰地勾勒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才能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文化自信。     

公众考古学初探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愈显突出,而目前中国公众对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还有待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也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西方公众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他山之石,文章追溯了西方公众考古学源起、形成、发展的脉络,简要介绍了其基本的理论、理念和方法,最后,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关于建构中国的公众考古学的思考。     

安溪与台湾历史文化渊源初探

安溪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之一。近期,笔者参加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野外考古调查,发现安溪与台湾自古以来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本文对安溪与台湾在地缘、茶缘、文缘、血缘等方面的密切关系作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