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

2004年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共发掘墓葬20座,出土各类文物300余件.其中东汉墓葬15座,包括砖室墓和崖墓,随葬品以陶器和"五铢"钱为主,年代不早于东汉中期:蜀汉砖室墓1座,延续了东汉晚期墓葬风格;东晋砖室墓1座,出土大量精美青瓷器,文化面貌与同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趋同;明代墓葬3座,均为土坑墓.该墓地时间序列完整,出土文物丰富,为我们研究峡江地区考古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湖北巴东县五里堆、焦家湾、镇江寺墓群发掘简报

2009年8月至9月、2011年5月至6月,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对位于巴东县三峡库区消落带中的五里堆、焦家湾、镇江寺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墓葬23座,其中砖室墓8座、石室墓1座、土坑墓14座,时代为战国、西汉、东汉、六朝和明代五个时期,出土各类器物66件。两次发掘为研究当时人们的丧葬风俗、生活水平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2001年度发掘简报

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市丰都县汇南墓群会仙堡、祠堂堡、水井湾、吊脚崖4个发掘点共发掘墓葬33座,墓葬形制分为土坑墓、土坑—砖室复合结构墓和砖室墓三类.出土器物丰富,主要有陶器、釉陶器、青瓷器、铜器、铁器以及少量银器和玉石器,另外还出土了大量铜钱.墓葬时代大体可分为西汉、新莽、东汉和六朝4个时期.各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有所不同,其中土坑墓的年代为西汉至新莽时期,土坑—砖室复合结构墓的年代为东汉早期,砖室墓的年代从东汉至六朝.     

湖北郧县余咀墓地东周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余咀墓地本次发掘共清理出墓葬31座,根据墓葬形制、结构以及随葬品判断墓葬涵盖东周、汉代、宋代、清代四个时期。其中汉代墓葬全部分布在Ⅰ区,其它时期墓葬皆分布在Ⅱ区。东周墓葬4座,年代均为战国时期;汉代墓葬13座,年代为东汉中期前后。     

四川绵阳市涪城区桐子梁东晋南朝崖墓发掘简报

2009年11月至2010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桐子梁崖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崖墓123座,其中东汉墓葬113座、东晋南朝时期崖墓10座,本文即选取其中7座典型的东晋南朝墓葬先期发表。四川地区这一时期的墓葬材料非常少,虽然这几座墓葬结构简单、随葬品较少,但是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为研究东晋南朝时期四川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重要材料。     

河南三门峡市唐代张爽夫妇墓发掘简报

2009年3~4月,为配合城市基本建设,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一座竖井墓道土洞墓,根据出土墓志,墓葬主人为唐末五代时期的张爽夫妇。该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豫西地区唐到五代时期的葬制、葬俗,以及地望、职官和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唐五代墓葬中的腰坑略论

与汉代以前用于放置殉葬和随葬品的腰坑不同,唐代墓葬中出现的腰坑,属于道教丧葬仪式的遗存。唐、五代墓葬腰坑中放置的安魂石盒、神怪俑具有安魂镇墓的作用。五代时期,使用腰坑的习俗主要在南方地区,多发现于高等级的墓葬中。腰坑和用于通地气的金井是两种不同的墓葬设施。     

五代社会变革下的丧葬礼俗研究

<正>20世纪以来,五代十国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发现颇多,但与唐代同等级墓葬相比,这个时期的墓葬显得简陋得多。在过去的研究中,唐、五代的这种差异一般被认为是由于乱世经济衰退、礼崩乐坏所致。然而,由于丧葬观念和表现形式的变化,“唐代前、后期的墓葬形制乃至随葬品,在探讨等级制度等方面,无法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再具有可比性”[1]。唐、五代之别亦是如此。因此,对五代时期的丧葬礼俗实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河北黄骅发现的两处古墓葬

2015和2018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黄骅市博物馆分别对河北省黄骅市郑家口村和齐家务镇发现的古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郑家口墓葬为两座南北排列的唐代墓葬,齐家务墓葬为三座东汉晚期至隋唐时期的砖室墓。两处墓葬虽遭不同程度破坏,却是黄骅地区为数不多的进行过科学考古发掘的汉唐墓葬,多样的墓葬形制和一定数量的随葬品,丰富了该地区汉唐墓葬的基础资料,对研究该地区汉唐时期社会生活、丧葬习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辉县路固汉墓出土变形四叶羽人纹铜镜简论

<正>2006～2007年,为配合河南省境内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干渠区域——新乡辉县孟庄镇路固村西发掘了一处墓地。墓地以两汉时期墓葬最多,共148座,另有宋代墓葬30座和少量明清时期墓。汉代墓地由1座房基、1座陶窑和148座墓葬组成,墓葬的时代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汉代墓葬以墓组     

浙江临安余村五代墓发掘报告

2001年9月浙江省临安市文物馆组织清理了一座唐五代时期墓葬。墓葬平面略呈船形,为多耳室、多壁龛的券顶砖室石门单室墓。随葬器物以越窑青瓷器为主,有少量的银器和铜钱。墓葬年代早于临安青柯五代墓、晚于临安晚唐钱宽水丘氏夫妇墓。墓主人应为五代钱氏王室成员或功臣,很有可能为钱镠第二子钱元玑墓。该墓的发现为研究五代十国时期墓葬形制、越窑瓷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浙江宁波北仑大碶璎珞东汉墓葬与五代窑址发掘简报

<正>2013年4月至8月,为配合宁波市轨道交通1号线二期工程育王岭隧道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仑区博物馆对位于宁波市北仑区大碶街道璎珞村旁四眼坑山下的一批古代墓葬和窑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图一),共清理不同时期墓葬9座(编号M1-M9),五代窑址3座(编号Y1-Y3)、灰     

冀中南中小型汊墓的分期与年代研究

本文通过对冀中南地区中小型汉墓的墓葬形制和典型随葬器物的类型学研究,将之分为六期,分别为西汉早期、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东汉早期、东汉中期及东汉晚期,并概括各阶段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的特点。     

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简报

2008年10月,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襄樊市樊城区抢救性发掘了一座三国时期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器物,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器、玉器、石器、银器、金器等,其中出土的铜马是目前国内最大的铜马。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判断,该墓应是较列侯一级略低的将军夫妇合葬墓。该墓的发掘为研究东汉未至三国时期的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浙江宁波北仑凤凰山两晋纪年墓葬发掘简报

墓葬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街道姚墅村西北侧的凤凰山上,距宁波市区约18公里(图一)。2013年3至5月,为配合宁波枫林绿色能源公司管道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仑博物馆联合对工程施工范围进行了抢救性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共清理东汉至明清时期墓葬8座。现将其中4座两晋时期纪年墓葬(分别编号为M1、M3、M6和M7)的发掘情况作一简要介绍。一、墓葬形制     

襄樊长虹南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

本文简要介绍了在襄樊市长虹南路墓地发掘的13座墓葬,其中东汉墓2座、隋墓2座、唐墓9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器物有陶、硬陶、瓷、铜、铁、铅锡、金、银器等。它们的发掘丰富了本地区汉唐时期墓葬资料,尤其是M16画像石门的结构填补了东汉墓葬发掘的空白。     

湖南常德南坪"汉寿左尉"墓清理简报

1998年底,常德博物馆为配合城区柳叶大道的修建,在南坪穿紫河清理了各历史时期占墓葬80余座,其中“汉寿左尉”墓是这批墓葬中规格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东汉中晚期砖室墓,所出随葬器物包括陶、铜、滑石、石等质料的实用器或明器共20件(铜钱除外)。     

东汉钱树的图像及意义——兼论秦汉神仙思想的发展、流变

钱树是一种明器,是中国古代墓葬中一种特殊的艺术品,主要流行于汉魏时期的西南地区,尤以东汉为盛。本世纪以来,西南地区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大量钱树,四川成都、彭山、绵阳、广汉、西昌、三台、宜宾、渠县、芦山,贵州清镇、兴义、兴仁、赫章,云南昭通以及周围的陕西城固、勉县和甘青地区均有发现,共几十株之多。其中较为完整的有绵阳、     

西安市长安区夏殿村墓地M53发掘简报

2010年5月,考古工作者在西安长安区夏殿村古代墓地发掘了M53,该墓为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墓葬,形制为长方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铜器等。器物组合可作为关中地区曹魏时期墓葬分期判断的参考。     

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