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大陆学在继承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乾嘉考据学的成因、流派、史学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汉宋之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嘉经世之学和“乾嘉新义理学”的研究突破已有成说,开拓了新的研究路向,也扩展了乾嘉考据学的研究范围。     

明清两朝考据学之比较研究

明代考据学是在明中叶"黜虚崇实"思潮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直接或间接启迪和影响了清初及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清代学者在继承和发扬明中叶以来求实学风和考据学成就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明代考据学中存在的不良风气。他们强调"博学"、"博证",但多不炫奇。尤其是清初几位大师无不把"求实"与"经世致用"紧密结合起来。这是与明代考据学的根本区别。乾嘉考据学则与明代考据学有着较多的相同点,但在治学的范围、方法及研究的广度、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前代。     

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规范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乾嘉学者,实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派’。”其实,清代考据学不仅在考据方法上与近代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而且他们所倡导、遵循的学术规范也与近代相近。考据学的学术规范对考据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对实事求是治学精神的贯彻,对学术成果的规范化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也是考据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一、“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考据学与理学在论证方式上有根本的区别。考据学者认为,“性理…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试析清代考据学中以子证经、史的方法

清代考据学以经、史为主要对象。由于考证六经、三代历史的需要，先秦诸子因其时代与大经相近而倍受重视，成为证经、证史的重要他证或旁证。或佐证事实，或校订脱讹，或旁通音训。因此，以子证经是乾嘉考据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法。     

试论戴震的语法修辞成就

戴震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考据学家,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其音韵学说和反程朱理学思想讨论较多,但对他的语法修辞观则因材料分散,注意者很少。实际上,戴氏关于汉语语法修辞方面的观点与实践,在语法学和修辞学发展史上都具有一定影响。     

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一代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描绘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但当此风气最盛之时,也有少数文人如姚鼐、钱载等,逆此潮流斥考据学搜残举碎,不讲义理。但其时批评考据学最早的、文字最多的、内容最深刻的,要数诗人袁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场辩论中,袁枚的文字最中考据学之弊端,也最偏激;颇说理,也颇意气;讨厌考据,却与考据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考据家交往,却有每每加以挖苦嘲弄;嘲弄考据家,却又因自己文章中史实有误,反被嘲弄;虽一生反对考据,而考据家又常常劝其从事考据。因此,这位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海峡华人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观念——伍连德与林文庆的比较研究

以伍连德、林文庆为例,探讨了身处多种事实上或潜在的民族主义漩涡边界而又参与到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来的海峡华人知识分子相似的游走命运的结构性因素和造成他们被卷入民族主义漩涡的程度、表现形式的个性差别。对于领导或卷入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漩涡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绝大部分是在“家国同一”的时空里进行民族主义运动的建构或推动。伍连德和林文庆则因海峡华人社会特殊的多元族群环境处于多种民族主义发生作用的边界地带,而这样的边界状态却恰恰给予他们在“家”、“国”问游走甚至超脱民族主义的可能。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