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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文献及其学术价值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曾玲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6,(4):67-70
一、福德祠绿野亭概述福德祠绿野亭是新加坡具有180多年历史、且至今仍活跃于华人社会的传统宗乡社团。它由来自中国广东广州、惠州、肇庆、嘉应、丰顺、大埔和福建永定的移民所建立,既是坟山管理机构,也是殖民地时代新加坡广府、客家两个方言群,十一大会馆以及上百个血缘、地缘、业缘等团体的最高宗乡联合组织。福德祠绿野亭由福德祠庙宇和绿野亭坟山两部分组成。福德祠早期又称为海唇福德祠,以大伯公、大伯婆为主神。绿野亭坟山从大约设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山亭发展而来。到了1839年,广、客两社群把福德祠和绿野亭联合了起来,称为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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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有三处“天风海涛”石刻。一处在福州鼓山。公元1187年,朱熹来闽拜访好友赵汝愚,不料赵已调任四川。朱熹带弟子五人上鼓山拜谒赵汝愚礼聘的寺僧.并留下短文一篇,刻在石壁上。三年后赵汝愚复任福州,在鼓山见到朱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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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州山谷祠初建于南宋孝宗淳熙初年,未几,墙倾祠毁,变为荒土。到了南宋宁宗嘉定八年,又在龙溪旁建祠,宋末元初,皆毁于兵乱。明朝初期重建,到了嘉庆二年,知府将其拆毁。嘉庆六年重建,到了明末清初,祠复毁,其祭田院基悉为土豪侵没,变为农田。清康熙初年重建,后被知府拆要砖瓦用来建关帝庙。清乾隆年间重建,到了咸丰年间被贵州苗民起义军和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毁为平地。清光绪四年重建,黎申产作《董修记》,第一次将《黄山谷自作像赞》碑刻镶嵌于殿厅正中,山谷祠及碑刻一直保留至1985年。1986年,广西驻宜山轴承厂建厂房宿舍,拆毁山谷祠,赔款三万五千元。1986年末,宜山县政府在会仙山南麓重建山谷祠,直至今日仍完好无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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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 《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2018,(4)
明清时期乡贤祠祀的演化主要从乡贤祠祀规制、管理体制与地方人物祠祀系统内部结构性变动三个方面展开,在明清王朝政府主导下通过两种模式达致的。一是直接的制度供给,从附学令渐次实行到雍乾管理体制形成,呈现纵向的、递进式的特点。一是通过调整地方人物祠祀系统的内部结构,经由改变或添加其他祠祀而发生功能转移,从而改变了乡贤祠祀对象与激励目标冗杂多样的情况,呈现横向的、交互性的特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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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空青山位于江苏句容下蜀镇,北距长江约8公里,属于宁镇山脉中的一座,高约310米。2018年曾发现散落分布的石翁仲、石马以及大量碎砖残瓦等建筑构件。2019年,考古人员对空青山片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古调查及勘探工作,发现了规模较为可观的地面建筑基址和地下墓葬,并在地表采集到大量灰砖建筑构件,初步确认该遗址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宋代高等级墓葬,地表墓园遗迹保存较好。墓园建筑呈中轴线对称分布的格局,墓葬位于中轴线的后部。墓园平面呈“凸”字型,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30米,自下而上大致可分为神道、墓仪石刻、墓祠(享堂)、拜坛、排水沟、围墙、墓阙、环庸及环道、地下墓室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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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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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祠位于太原市西南25公里悬瓮山麓,晋水发源地。相传,西周初年成王姬诵封胞弟姬虞到唐国任诸侯,姬虞也称唐叔虞,唐叔虞施政有方,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姬虞死后,其子燮父继位,因唐国境内有晋水,故改国号为“晋”,燮父为纪念父亲的功绩,在晋水源头建祠立庙,称唐叔虞祠,也称晋王祠、晋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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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原有两祠,一曰岭学祠,为“礼宋儒诸贤之所”(台湾著名学者苏云峰先生语);二曰濂溪祠,属专礼周敦颐之所。岭学祠在书院西北,濂溪祠在东北,从坐向看,位居岭学祠上;岭学祠为礼众贤之所,濂溪祠为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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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唐代的地方祠祀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是由国家礼典明文规定并全国通祀者 ,其次是由地方政府所赋予合法地位的祠祀 ,最后则是由州县官府判定为淫祠者。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第二类祠祀最为重要 ,对它们的态度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地方文化传统的妥协和引导。生祠和城隍神是这类祠祀的典型代表。对于为数众多、来源各异的地方祠祀 ,国家并不将其简单作为“淫祠”加以禁毁 ,更多是通过将其纳入国家礼制系统而赋予官方地位 ,其正当性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认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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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代的广府学宫(故址在今文德北路,从市一宫到市13中的广阔地带)建有仰高祠(约在今马路71号附近),该祠被毁已有80多年,由于与近代中国的文化巨人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沾上边而名闻后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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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士大夫瞻仰纪念宋代苏轼家族的文化圣地,三苏祠在清代文化史上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清代诗人拜谒眉州三苏祠者络绎不绝,并留下了大量题咏三苏祠的诗篇。其中王士禛、陈维崧、蒋琦龄、张问陶、石韫玉、钱载、李德仪、何绍基、张之洞、俞陛云等是代表性人物,他们或是专程前往三苏祠匆匆拜谒,或是仕宦途中过境眉山亲临致祭,或是行船岷江遥祭三苏,或是主政四川教育间亲身参与三苏祠建设,留下的相关诗篇是研究清代三苏文化影响及其三苏祠变迁的重要“诗证”。清代诗人三苏祠题咏的史料价值与思想文化内涵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多角度真实摄录了清代三苏祠的盛衰演变,同时也反映了清代士大夫崇苏慕贤的文化心态,以及三苏在清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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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一尊永垂不朽的英雄群雕。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这六位为“维新变法”献身的先烈,无疑将被国人长缅而景仰。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六君子”著称者,却并非只是晚清的“戊戌”诸杰,宋、明两代,就分别有前后“六君子”。他们的英名与事迹,也是很值得为后世所知闻记怀的———南宋宁宗前期,赵汝愚任右丞相。赵少存大志,每言“丈夫得汗青一幅纸,始不负此生。”他入仕后,勤兢秉公,“自奉甚薄”,即使身居相位,大冬天仍旧素衣布裘。赵汝愚很想如司马光、范仲淹,在政治上成就一番事业。此时,善于奸谲钻营的外戚韩佗胄(韩母吴氏为宋高宗赵构的妻妹),则视其为上爬揽权的拦路石,必欲除之而后快。韩纠聚党羽合谋,诬陷赵汝愚“图危社稷”。庆元元年(公元1195),赵遭罢相,被逐出临安(今杭州),贬谪福州。太学生(太学,类同“国子监”,均为中国古代最高学府)杨宏中获悉,当即倡言同学上书朝廷,“辨大臣之冤”。但“众皆噤避”,独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五人“愿预其议”。他们在上书中直辞反对罢黜赵汝愚,痛斥韩佗胄此举“实欲尽去正人以便其私”。然而这份奏折未得呈报,反落到了韩佗胄手里。韩氏暴怒若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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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翻阅《眉山县志》(民国12年版)时,读到三苏祠的来历,是从元代改宅为祠。后历代官员为苏祠修整扩建,达到新中国前的规模。后又翻阅了1988年和1992年两版县志,也记载了三苏祠从古至今的一些史实。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