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上）

土地改革后,尽管福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改善,解放了生产力。但仅仅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一些底子薄,缺乏生产资金、劳力、耕畜、农具以及遇上天灾或家庭不幸的农户,土改后不久就面临不得不卖房卖地、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的困难处境。     

抗战前后晋西北乡村私人借贷

借贷关系是中国乡村主要经济关系之一。由于贫困之故,晋西北农村有半数农民举债度日,无论钱债或粮债均具有高利贷性质。高利贷在乡村社会是与传统小农生产等社会经济组织相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农民在入不敷出或天灾人祸等不确定因素打击下必求助于之。在该地区乡村私人借贷关系中,地主富农和商人构成债权方主体,普通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社会中底层阶级则是重要补充,但陷于极度贫困的绝大多数中贫农和雇农是借债主力军;借贷时间多无限制,亦无定例,常视债户付息情形及本身意愿而定;在借贷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其中后者以土地抵押最多,而其又分“押地”和“典地”两种类型且均属高利贷——农民在此之下一旦无法偿债则只好放弃土地所有权,土地由“押”或“典”而“卖”的过程构成农村大多数地权发生转移的基本线路。     

近二十年来明清时期金融借贷研究述评

刘秋根在《明清高利贷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页）中对于“高利贷资本”一词有着概念上的界定：所谓高利贷资本即指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生息资本,就中国古代而言：凡带有经营谋利性质,且收益较一般地租收益高的借贷,均属于高利贷资本。这种借贷既有对小生产者、地主、贵族的生产性、生活性借贷,也有对商人、手工业者的经营性、资本性借贷。     

从乡村救灾到市场竞争——以20世纪30年代陕西省乡村借贷为例

20世纪20年代末,西北三年大旱灾,关中尤为严重。为盈利或救济,20世纪30年代,陕西乡村借贷先后出现乡村传统的高利贷市场,新式农贷市场。通过考察新式农贷市场的机构及相关制度、贷款区域、借贷种类与方式及利率期限等,认为这种新的融通资金渠道从最初为乡村救灾逐步转变为陕西乡村借贷市场竞争,削弱了高利贷市场,亦形成乡村借贷市场激烈竞争的局面,并引起乡村借贷制度的转型及资金融通观念的转变,引起区域乡村社会生产观念的明显改进,进而引起乡村借贷体制的转型。     

清代前期农村的高利贷资本

高利贷资本与地主制经济、商业资本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高利贷资本向封建贵族、官吏、地主和商人放债,其中尤以向农民政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本文拟从高利贷资本与农民经济关系的角度,对清代前期农村高利贷资本的发展问题,作点粗略探讨。（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有着多种性质的借贷关系。封建政权、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有低利息或无利息的借贷,如赈贷。常平仓、社仓、义仓等的借贷,以及农民之间互助性质的结会借贷等等,这些都不属于高利贷的范畴。以高利息率为特征的高利贷,则是封建社会农…     

中国古代借贷研究述论

自2011年8月以来，温州等地有些借债人卷款潜逃、多家公司深陷“高利贷”漩涡、一些董事长因涉民间借贷纠纷被刑拘等系列事件的曝光，使得监管民间借贷这一社会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普遍存在借贷。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借贷的形式和影响有所不同，但是在当时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之下，借贷为维持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资本、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     

工业化前中英乡村借贷比较研究

工业化前中国与英国乡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着经常性的借贷活动 ,乡村借贷成为农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它们历史背景、表现方式、发展状况、功能流向多有不同 ,2 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为生存而借贷的传统高利贷市场 ,与工业革命前英国乡村为投资生产而借贷的现代信贷市场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业化前中英乡村社会转型的实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借贷状况

农民借贷是农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的衰落使得农民借贷尤为突出。农民借贷一方面反映农民的贫穷,借贷为农民获得生活、生产的资金,另一方面对农民借贷状况分析能够了解当时社会经济的状况。本文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农村的借贷原因、来源、用途进行分析,以期对这时期的安徽农村借贷状况能有清晰的认识。     

农业发展中的资金融通及运行机制

本文针对农业发展中的农村资金融通及运行机制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政府财政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财政补贴以及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农村信用社经营职能以及拓展融资渠道等对策建议。     

近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典当三题

典当是中国农村重要的金融机关,与其它借贷相比,利息较低,属于温和的高利贷.典当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它不仅是农民重要的融资机构,而且还是连接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的桥梁,对农村金融运转有重要的作用.     

耕畜借贷与农业经营——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耕畜不仅不敷使用,而且分配不均,耕畜借贷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出租耕畜者有牛行和地主、富农、一部分自耕农,并各具特点,此外,还存在“伙养牛”和“合犋”等形式的耕畜户际合作。耕畜借贷既是农家负债的一种方式,又是农业经营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一定的剥削性,农户收入因之有所减少,但不应过份夸大其消极作用,它在当时农村仍有存在的条件和理由。     

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

以往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政策中的“减息”研究不够,对于减息政策缺乏“变”的认识,以为减息1分或1．5分是一以贯之的政策。实际上,除了禁止高利贷以外。中共政权对私人借贷利率的规定有一个演变过程,即：1942年以前新债旧欠一律减息1分或1．5分。1942年以后,鉴于民间借贷关系的严重停滞,转而采取私人借贷利率自由议定的政策。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由于客观环境不同,减租减息斗争开展的程度不同以及对中共中央政策领会深浅的差别,各个根据地对于新债旧欠做了相应的带有自己特色的规定。本以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例,对此做了系统考察。     

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

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联合或分别在陕西全省及其周边地区农村较为广泛地开展资金融通业务,贷款种类较多.陕西农贷实际主要采取机构与个人担保、确立借贷关系并通过信用合作社贷给农民的方式进行.该时期的农贷活动,不仅打击了高利贷盛行的现象,而且在推动区域经济兴起及支持抗日战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茅于轼 政府插手高利贷无用

近期,民间借贷危机愈演愈烈,有中国经济风向标意义的温州频频出现企业老板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高利贷而出逃。温州借贷危机已经引起政府高层关注。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浙江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并提出多项政策扶持中小企业,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中国古代佛寺的借贷与“便物历”

便源起于古代便物利民的济施赈贷,原本无息,当佛教寺院无尽藏进入此领域后,便的内容开始多元化,有赈济、无息便贷,也有计息借贷。便物历是出便粮者自留的底帐,可以作为追还欠债的依据,但不是借贷契约,便物历的功能和作用远超出借贷契,它与借贷契约相辅共生而存。便物历最早产生于6世纪初北魏佛寺推行僧祇粟时期,敦煌佛寺的便物制与寺户制,是对北魏僧祇户制与佛图户制的承袭。敦煌便物历中的计息便粮,月息在5%～6%左右,不属高利贷。佛寺僧团在春荒时,给小生产者们小额低息贷便种子粮食,有助于贫苦农民渡过春荒,及时春播,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延续,应充分加以肯定。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农村高利贷问题与土地的流转

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绝大多数农家的年净余率为零或负数,旧式金融机构已经衰败、新式金融机构尚处襁褓,农村金融枯竭,农民信用缺失,高利贷肆虐其阃,占农村借贷额的70%左右.不愿变卖田地的农家,只能以土地为抵押,举借高利贷,没有失去土地,却向着变卖土地迈出了可怕一步.借贷用于生产投资的些微,利率的高昂,使举债农家还上抵押贷款的可能性极小,为了生存,以抵押为基础,将田地进一步活卖给高利贷者,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产权.田赋之外的捐税、借款的消费倾向、高额利率,使农家无力赎回活卖的土地,不得不进一步绝卖,最终失去了土地产权.大致0.51%的土地流转率,单向度的土地流动,说明民国前期长江三角洲土地商品化程度不高,仍处在前市场阶段.     

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中国农村破产的状况进一步加剧 ,整个社会金融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农村的破产与农业金融的枯竭威胁着普通农户的生活 ,城市资金淤积 ,农民丰产不丰收 ,丰收无温饱 ,农村社会危机四伏。农业危机表现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农民的借债量在增加 ,借债次数也逐年增长。据调查在河北定县五村 5 2 6个农家中 ,在 1 92 9年借债的达 1 71家 ,约占总数的 33% ,到 1 930年借债的增到 2 30家 ,占总数的 44% ,到 1 931年借债的达到 30 5家 ,约占总数 5 8%。借贷的农家一年比一年增多 ,平均每家借贷的数额也有增加之势。1 92 9年内 1 71家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南区乡村个体农民融资途径与结构研究

新中国成立之初,随着国家银行业务在农村的延伸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在农村形成了私人借贷、国家农贷与农村信用社三者并存的乡村借贷体系。在新的农村金融体系中,国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新体系的建立,增加了农村资金的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克服生活困难、发展家庭经济的需要,同时也压缩了高息借贷的活动空间。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原因分析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非常盛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资金流向、农民负担及土地不均是高利贷存在的主要原因,但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间,由于历史的积累,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现继续恶化态势。１９３２年农业恐慌大爆发,最终导致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破产。１９３５年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但直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仍未恢复到农业恐慌前的水平。因为自然灾害频繁,损失惨重,农业收成不稳,土地产量起伏波动,但均低于“常年”水平。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的农业产量变化,呈现明显的马鞍形。１９３４年是鞍底,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年为鞍峰。但最高年份为１９３２年,而非通常说的１９３６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