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的产生

公田和私田是中国上古土地权利开始分化的起点。在村社共同体瓦解,土地从公有向私有的转化过程中,私人(以家庭为单位)需要面对发展壮大的国家。国家不但僭越了社会共同体所享有的"公田"收入并将其转化为征税权,而且不断的将征税权扩展到所有的土地。对于国家而言,土地制度的核心不是土地的归属,而是土地的经营与赋税征收,这使得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     

试论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的产生

公田和私田是中国上古土地权利开始分化的起点。在村社共同体瓦解，土地从公有向私有的转化过程中，私人（以家庭为单位）需要面对发展壮大的国家。国家不但僭越了社会共同体所享有的“公田”收入并将其转化为征税权，而且不断的将征税权扩展到所有的土地。对于国家而言，土地制度的核心不是土地的归属，而是土地的经营与赋税征收，这使得中国古代，土地私有权发展的空间极其有限。     

近代苏南族田的规模增减与功能变动

在近代苏南,随着族田规模的增加,其功能从祭祀开始向赡族、助学等逐步展开,直至发展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当族田规模减小时,从社会公益事业渐次向祭祀缩减。祭祀是族田的基本功能。族田的主要功能也随着规模的增加发生变化,先以祭祀为主逐渐转向以赡族为主;随着规模的减小,赡族的主要功能地位又让位于祭祀。不同宗族族田的功能增减、主次功能转变应达到的族田规模可能有别,但是变化的趋势是确定的。族田功能随着规模增减所发生的有规律变动,是苏南人尊祖敬宗观念的外在表现。     

清至民国时期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地权的双层分化考察

本文以青阳及绩溪县官田、青阳县学田和屯溪义田为例,对近代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的地权状况进行了考察。考察表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官田、学田、义田等公田管理机关与佃农的关系逐步趋于平等,对佃农不利的官田国有制、学田及义田的普通租佃制发生了重大变迁,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等公田的地权普遍发生了双层分化,逐渐形成了公田所有者主要掌握田底权、永佃农主要掌握田面权的双层地权格局。     

宋朝卖官述略

宋朝卖官可分为制度性卖官和官员私下卖官两类。宋朝设置卖官制度,既与它崇尚文官政治有关,更与它解决财政窘急颇多关涉,故进纳授官成了宋朝卖官的主要形式。进纳人按其阶级成份,主要为乡村户中的地主和坊郭户中的富商,但由于宋朝历代对进纳得官者限制很严,所卖之官主要是虚衔,导致进纳人在官场颇受歧视,不过他们有时倚势横行,实力不可低估。而与进纳制度不同,官员的私下纳赂卖官,出售的则是实职的差遣。举凡大臣、宦官、将帅、人事部门官吏等,均不乏私下卖官自肥者,尤其自宋徽宗以降直至宋亡,私下卖官之风日益炽盛,官场腐败实与私下滥卖官衔有莫大干系。     

近代安徽族田经营研究

在近代安徽,就族田的田产经营而言,出租给外姓中、贫农耕种是主要经营方式;地租形态主要是实物地租,且租率较一般私田低;大部分欠租是在催缴过程中通过协商解决.就族田的地租经营而言,宗族通过放贷、购田和投资工商业实现地租的增值;宗族放贷地租的利率大大低于一般私人放贷;族田地租向近代工商业转化已渐露端倪.     

1927—1928年中共的土地革命实践——以大陇分田与金砂分田为例

中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突出表现在土地政策的转变上,这种政策的转变又反映到历次的分田实践中。以大陇分田和金砂分田为例,分析其所涉及的分田方法、地权问题等,来把握1927——1928年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特点。而且,随着中共在各地区分田活动的开展,各项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调整完善,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促使中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     

关于元代赐田的国有属性

关于元代赐田的国有属性张霞元代赐田数量巨大。据统计,仅《元史》纪传所载录的赐田总数即达一千八百五十五万两千七百亩（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３１８、３１９页）。所赐田地主要出自官田,包括金、宋遗留下来的各类官田及大量抛荒地、滩涂田、...     

也谈吐鲁番文书中的“部用”

在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田土的种类中有“部田”、“常田”等。但何为“部田”,学术界则来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部田可能与水利灌溉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吐鲁番主要靠天山的雪水灌溉,土地的好坏取决于是否有灌溉用水,并随灌溉用水的有无、多少在变化。部田在文字上与薄田相通,中古时期的“白田”指旱田,而从音韵学、文字学角度考察,薄、白又相通,即“白田”之“白”与“薄田”之“薄”也是相通的。由此可知,“部田”是旱田,是无法浇灌或不能保证水利灌溉的土地。与其相对的“常田”则是能够保证水利灌溉的土地。     

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证

宋代官田包佃之所以值得重视,不仅因为包佃的日趋盛行,在当时土地使用、流民安置、赋役征取乃至水利资源的保护等方面引发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由于包佃涉及到官田经营方式、土地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关系以及租佃经济的各种表现形式等重大课题。国内外论著于包佃虽有涉及,惜未展开。近有杨康荪先生以其深厚功力,精心结撰《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对包佃首次加以全面研究,在包佃发展过程的构勒与规模估计、包佃主身份与包佃权性质的判断、以及差额地租的估算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或基本正确的看法,其功不可没。但是,杨文亦有一些论断似与笔者所见史料不够吻合,     

有关南宋后期官窑的几个问题

迄今为止,研究者一般认为,南宋后期只存在郊坛下官窑一处。但是,通过对南宋时期文献记载的考察,作者认为,南宋后期与南宋前期一样,也有两座官窑——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郊坛下官窑从建立之日到南宋消亡之日,一直都在乌龟山麓经营窑业,而修内司官窑,则于13世纪10年代前后从老虎洞搬迁到了望江门内金钗袋巷。     

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清代御窑厂研究之二

官样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生产制度的内容之一,也是生产过程官府决定产品类别以及保证产品质量的主要手段。本文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制瓷官样入手,通过与大量的传世瓷器对比,在论证清代制瓷官样制度的基础上,追溯了中国古代制瓷官样的历史,进而论定官手工业和官样制度是造成封建社会后期工艺成就衰颓的主要原因。     

论曹魏都督辖区的形成及定型

汉末动乱,朝廷重设四征、镇等将军以统辖一方军事,并重置都督以督管诸军。曹氏执政,为统一事权,督军渐向都督诸州军事发展,并与四征、镇将军之辖区形成二级军区制。及曹魏中后期,司马氏执政,鉴于四征、镇将军事权过大,且与都督事权不一,乃分割诸征、镇将军辖区,令四征、镇并置,并另置四安、平将军及诸杂号将军分辖各区。这使得四征、镇等将军辖区渐渐向都督区靠拢。将军号的滥置使得其位阶性日强,事权性日弱。在晋代魏禅时,都督最终正式取代了四征、镇等将军,成为地方最高军事长官,而都督区制度也就此趋于定型。     

清代巡台御史制度研究

派遣御史巡察台湾是清代治台政策中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制度共实行了60多年。本文试从巡台御史的设立与派遣、职责和作为,巡台御史与地方官员的关系以及清廷对巡台御史的态度等方面对清代巡台御史制度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发掘材料的考察,对比杭州乌龟山宋代郊坛下官窑材料,并结合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宋元时期的官手工业及官府窑业制度,论证了老虎洞修内司窑的烧造下限当延伸到南宋中叶以后,同时考定传世的哥窑瓷器当是元代设在杭州老虎洞、宋修内司窑址故地的官府窑场的产品。     

清代八旗世爵世职群体的入仕考察

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后金奠基立业中形成的八旗世职集团,一开始就是这一隆兴政权的实际主宰.天聪时,部院等文职衙署设立后,他们又充斥并操纵部院要害部门,直到顺治中期,以世职集团为核心的清初政局还呈现着鲜明的贵族政治特色.顺治以后,八旗世爵世职及其子弟任官的特权仍通过一些制度体现出来并得以历朝相沿.     

辽代进士仕宦问题考述

本文考察了辽代进士的初授官职、官职迁转、最终官职分布及进士入仕的功效和意义等问题,认为随着大批进士官员进入契丹统治阶层甚至入主宰执,汉官乃至整个汉人群体在辽代的政治地位得到提升,以进士为主的汉族官员在治理北疆、传播儒家文化、加速北方游牧民族儒化进程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史馆的人员设置与管理机制

清代史馆是中国古代官方修史机构发展的最后阶段,它们充分吸收此前历朝设馆修史的经验,在人员设置、组织管理等方面都有着较为完善的制度。在人员设置上,各史馆之间相互参照,按分工不同分为管理人员、纂修人员、佐修人员和勤杂人员四大类。在人员组成上,汉人、满人等都占一定的比例,纂修人员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管理上,清代史馆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制定史馆规章,建立考勤考绩制度,严格奖惩制度,提高了修史效率。同时,清代史馆在管理上也存在很多缺陷。     

从尹湾汉墓简牍中的隶书说起

尹湾汉墓简牍上的隶书有三种体态,皆波碟分明,结字规范,形态统一,笔势流畅,已是成熟意义上的字体。汉初纷习隶书,至西汉中期,隶变在宦民合力下完成,故汉隶的定型成熟是在西汉中期。《神乌赋》章草线条有力,技法娴熟,完全是成熟之章草,其定型也应在西汉中期。     

金朝后期行省官制考

金朝后期设置的行省,由其最高长官行省事开府置官。行省机构职官有行政机构左右司职官、军事职官、监察御史等。行省事通常需要具有中央尚书省宰执身份,其职掌包括军事事务和地方行政事务两方面,体现出行省官制极强的军政合一性。其中行省行政机构的设置,为行省最终转化为地方统治机构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