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

“反对精神污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当时无论在党内或党外对“精神污染”具体内涵和如何“反对”、“清除”的做法都有不同的看法。听说时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受到“非议”。1983年,反对“精神污染”的那一年,我亲自听到胡耀邦同志就这个问题的一次讲活。他全面、清晰和针对性很强的论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难以忘怀。最近我找到笔记,并和当时一道听讲话的同志核对了记录。现记述下来,以飨读者。     

我向胡耀邦说实话

1979年冬,我去看望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后再度出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纪实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7月,经过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斗争,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终于同意让邓小平复出工作,邓小平时代从此开始了。邓小平一上台,就启用经验丰富、富有宣传鼓动才能的胡耀邦,任命他为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1977年3月,胡耀邦带着对“两个凡是”的苦苦思索踏进颐和园旁的中央党校校门。胡耀邦思索后的答案与老同志们的观点不谋而合。邓小平明确地批评说：“‘两个凡是’不行。”陈云严厉指出,粉碎“四人帮”快半年了,仍然“大有杀气”。胡耀邦找到了批判“两个凡是…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编辑部:看到贵刊2012年第8期刊登的《我所目击的胡耀邦发病经过》一文,对文中所提的问题,作以下说明:一、我在贵刊2010年第2期上发表过《我参与了抢救胡耀邦》一文,当时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呢?1.鉴于社会不良风气,不断有媒体失真的报道。而胡耀邦是我十分敬仰的老一辈,又是我父     

胡耀邦在湘潭的一些旧事

胡耀邦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回忆起他1962年至1963年担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的许多往事,勾起了我这个“普通一兵”对他的无限怀念。当时,我在茶陵县委办公室工作,因工作关系曾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了他的教诲。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耀邦同志回乡调查亲历记

客从何处来 1963年2月26日,一个燕归蝶舞草长莺飞春光明媚的日子,浏阳县委正在召开干部大会。当时我是杨耀公社党委书记,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忽然接到通知,要区、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到电影院听报告。通知说：“胡耀邦同志回来了!”上午8时30分,在县委张琴室、石维刚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和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同志来到影院大厅。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我也不干──记胡耀邦在南宁的一席话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我也不干──记胡耀邦在南宁的一席话王云高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因公路过南宁,应自治区团委的请求,在明园饭店与区、市各单位的部分团干见面．当时我作为团市委委员、四中国总支专职书记,也参加了会见．陪同胡耀邦与团干们...     

胡耀邦与刘绍棠的忘年交

刘绍棠从小就潜心于写作,1952年他刚刚16岁时,文学创作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好势头,被称为“神童作家”。也就是这一年,他奉命调团中央工作,并引起了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注意。 有一天,胡耀邦叫秘书请来正在楼下办公的刘绍棠。胡耀邦开门见山地说:“我已经37岁了,从前也曾想过当作家,可是我这个人坐不住,喜欢动,所以注定是不会成‘家’的。”刘绍棠从谈话中明显感到胡耀邦对文学充满着喜爱,这使他有一种寻到了知音的感觉。 1957年春天,刘绍棠因为在北京的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表了过激的谈话,所以在次年被     

谈独立思考

泗县第一小学举办金秋书画展,要我题字,我赠送他们一个条幅,上书“独立思考”四字。这是有感而发。前些年,某刊发表一篇湖南人访问胡耀邦的文章。当时胡耀邦已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谈话中,除反思他个人解放后犯了两个错误外,还谈到党内长期以来强调集中强调纪律而不强调民主,形成党员中产生驯服工具思想和奴隶主义思想,缺少独立思考。联系我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受奴隶主义影     

耀邦同志回乡调查亲历记

客从何处来1963年2月26日,一个燕归蝶舞草长莺飞春光明媚的日子,浏阳县委正在召开干部大会。当时我是杨潭公社党委书记,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忽然接到通知,要区、社党委书记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到电影院听报告。通知说：“胡耀邦同志回来了!”上午8时30分,在县委张琴室、石维     

最后的交谈──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十周年

胡耀邦生前最后的照片胡耀邦同志于１９８９年元月８日至３月１３日来南宁休养。３月１１日,我去看他,他说：“我１３号回北京,今天就算告别了,你不要再送我了。”我说：“你今年冬天再来南宁休息吗？”他说：“不来了。”然后他动情地用他的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在胡耀邦辞世八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凭空编造 荒诞无稽——评师东兵的几本书

去年,华国锋同志去世后,有的网站流传出一些无端诽谤胡耀邦等同志的文章,说什么胡耀邦说“华国锋不是老实人”,“胡耀邦、赵紫阳倒台是诬陷华国锋的报应”等等。由于这些文章大多是根据师东兵凭空杜撰的材料所写,于是我曾写了一篇揭露师东兵的文章,题为《师东兵写的东西太离谱》。     

在胡耀邦家做客

1977年4月,我和郭叙编出差北京,去《红旗》杂志修改一篇约稿。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同志(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同志兼任)知道我要去北京,把我叫到他家里,要我去看望胡耀邦同志,并当即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我带去。     

润物细无声——追忆我与耀邦同志交往二三事

2011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遥望鄱阳湖西岸共青城富华山下的“胡耀邦同志陵园”,耀邦同志的音容笑貌不禁浮现在我眼前。     

23年前胡耀邦给年轻人罗炤的一封信

罗炤是安徽金寨县人,1962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是同班同学,他俩平时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议论人生道路。1963年5月,他俩认为读大学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才是革命化的道路,为此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胡耀邦找他们谈了一个晚上,告诫他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要他们安心在校学习。“文革”中,胡耀邦挨批斗,胡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罗炤常去胡家,与胡耀邦敞开心扉交谈。罗炤在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他在山沟里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写出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首先寄给胡耀邦请求批评。12月8日,一向关怀年轻人的胡耀邦给罗炤写了这封长信,在信中,胡耀邦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耀邦同志说：“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档它的奔腾前进呢！”耀邦同志热情鼓励一代青年,“在这个大好时光里,     

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结识胡耀邦 说起来是1971年的事情了。我1965年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按四年学制,1969年就该毕业。可赶上了“文革”,到1971年还在学校里“停课闹革命”。1969年,我们学校按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参加劳动,一部分随同“二外”的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     

秘书眼中的胡耀邦

我作为胡耀邦的秘书,曾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有幸得到他的许多教育和帮助,亲眼看到他是怎样勤奋工作和刻苦读书的。胡耀邦在团中央工作的13年,是团的工作最活跃、最有成效的13年,在他的工作日程上,没有周末和星期天1952年7月,大区撤销前夕,胡耀邦由川北调到中央等待分配新的工作。此时,恰遇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工作要调动,刘少奇提出了三位接替冯文彬工作的人选,即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这三人在当时都是年轻的省委书记,都是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名单送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笔一挥,圈定了胡耀邦,那年他37岁。他从那时任…     

我所知道的胡耀邦

1959年3月起,我便被调到胡耀邦身边工作。多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同经“文革”,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这令我有机会通过近距离观察他的做事为人,并因此受到很大教育,进而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