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地望新探

东晋南朝长江中游地区侨州郡县地望新探石泉,鲁西奇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是我国历史政区地理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长江中游地区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集中分布的重要地区之一。关于这一地．区侨州郡县的地望所在,传统说法一向是以其寄治郡县的地望加以确定,而并不加以深究。...     

晋宋时期山东侨州郡县考述

<正> 研究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口迁徒问题,主要有两种方法,在《东晋南朝山西州郡县侨置考述》一文中,笔者考述了山西本土州郡县的外侨经过与侨寄地,又据此大致复原了西晋末迄陈约300年间山西人口的南迁概貌。这是一种方法。     

隋开皇九年在原陈境内设置州数考

本文详细考证了隋开皇九年在原南朝陈境内设 置州的数目,首先弄清了陈境内原来设置有４０个州,并对今人各 种不同观点进行了评述,其次论述了隋平陈后,废弃３州,改名１６ 州,增置１９州,是隋开是九年在原陈境内共有州５６个。     

齐梁之际豫、梁降魏与南风北渐

南朝齐梁之际,沿边军事重镇豫、梁二州相继降附北魏,其中所涉人物除裴叔业、夏侯道迁家族外,还有众多的文武将佐幕僚、地方官属等,他们皆为由长期寓居南朝边境州镇的晚渡士族组成的豪族群体成员。南朝边境州镇之北附,固然与南朝内政纷争有关,但也与当时南北军政局势的走向,特别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厉行全面汉化之社会变革存在深刻的联系。作为晚渡士族群体,边境豪族代表多具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和较高的文化水准,其文化传统及其所居边境州镇的特殊地域环境,使得他们在学风与士风上具有独特的风尚。但他们毕竟长期仕宦于南朝,与江左诸政权及其高门士族社会联系广泛,深受江左玄化学风与士风的熏染,从而在经史学术、文学艺术及名士风操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南朝文化的气息。正因为如此,以晚渡士族为主体,自豫、梁降魏的边境豪族整体性北徙,必然造成南朝学风与士风的北传,对北魏宣武、孝明帝时期社会文化风尚的转变及此后北朝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

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频繁而大规模的内部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强制迁移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这样的移民状况加上其他复杂因素,决定了长期、普遍、广泛设置于东晋南朝的侨州郡县,在十六国北朝境内,总体上说,是不长期、不普遍、不广泛的。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既无土地也无人民。如十六国的侨置,多与"虚设"无异;至于北朝的侨置,则不外以下几种情形:因招抚或安置流民而置,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而设,备职方而立,务广虚名,以及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考证与研究,既要具备与东晋南朝进行比照的观点,其研究难度也较之东晋南朝为更大。     

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

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石泉鲁西奇一、魏晋南朝义阳郡沿革（一）汉末章陵郡与魏、晋、宋义阳郡《宋书州郡志》（卷３６,以下简称《宋志》”）司州刺史“义阳太守”条云：“魏文帝立,后省,晋武帝又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何《志》并属荆州．徐则南豫也...     

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

1989年12月,四川省汶川县出土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因出土地点为唐代仁寿寺的旧址,故判断这批造像原供奉于该寺院。这是继1921年四川茂县出土南朝齐永明造像之后,又一次在岷江上游地区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因此具有重要意义。造像中有或为一释迦二弥勒佛的三佛题材,以及双观音的组合形式,这为研究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内容以及传播路线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图像资料。     

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

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与地望考辨石泉，鲁西奇一、东晋南朝西阳郡沿革《宋书·州郡志》（卷３７，下简称“《宋志》）郡州刺史“西阳太守”条云：“本县名二汉属江夏，魏立弋阳郡，又属焉，晋惠帝又分戈阳为西阳国，属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度豫，...     

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

河东柳氏是南朝渡江甚晚 ,但却最终跻身一流士族的地方豪族。柳元景凭借显赫战功进入刘宋中央政权是这一家族发迹的基础 ,柳世隆在南齐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化是其进入高级士族行列的必备条件 ,而柳世隆子侄辈在萧梁的婚宦则是其与王谢等高门甲族并驾齐驱的具体体现。与南朝一般士族不同的是 ,河东柳氏在完成这一转化后 ,依然保持了勇武善战的特长 ,并将这种特长与南朝高门士族独有的高贵文化素质融为一体。这一典型特征使其既不同于因擅长武功受到高门士族压抑排挤的地方豪族 ,也不同于因连续遭受战乱摧折而趋向灭亡的甲族高门 ,因此 ,河东柳氏是南朝历史上较为独特的一种士族类型。这可能是其在南朝灭亡后 ,依然能够发展成为关中首望的重要原因     

苏州，引领江南风骚500年

正两千多年以来,江南八府一州的代表和核心地有变化。江南,古为蛮荒之地,至南朝,"江南"的地理文化概念悄然而起。南朝梁代丘迟《与陈伯之书》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是劝降对方投降梁朝,这通书信义正词严地斥责对方叛国投敌,晓之以理,同时丘迟这位吴兴(今浙江湖州)文士以江南风情动之以情。果然收到奇效,陈伯之率八千人南来归降。"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成为传诵千古的名句,"江南"的名声大震,     

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

自官品出现之初,秩级和官品便不对应,终魏晋南朝之世一直如此,并且秩级逐步简化,到陈时仅剩8个秩级。魏晋南朝时期,秩级与官品是并行不悖的两个系列,秩级来源于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同一系统内的职位等级;官品来源于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叙定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下,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二者相互结合,共同叙定同一部门内职位和官员身份的高低。魏晋南朝官员的俸禄与具体的职位相联系,既与秩级和官品有关,也与职类有关,没有一个皆准的规律。     

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地理略说

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在海南岛设珠崖、儋耳二郡,标志着海南岛被正式纳入王朝的版图。公元前46年,汉罢珠崖郡,以朱卢都尉属合浦郡。此后的580余年,海南岛或保留县级机构,或以海南岛属合浦郡徐闻县。南北朝时的梁王朝在海南岛设珠崖郡。从此,历代王朝在海南岛又重新恢复郡制。     

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

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摹本旧存三种:第一种为唐阎立本摹本,名为《王会图》,存虏等二十四国使者着色画像,无题记;第二种为五代南唐顾德谦摹本,名为《梁元帝蕃客入朝图》,存鲁(虏)等三十三国使者白描画像,亦无题记。这两种均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三种为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前摹本,原名《唐阎立德职贡图》,经金维诺考证,定为梁元帝《职贡图》[1],存滑、波斯、百济、龟兹、倭、狼牙修、邓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题、末十二国使者着色画像,并题记十三条(倭国残题记后多宕昌国残题记)。     

宋代妇女的生活及地位

宋代时社会变革深刻之际,很多人认为宋明理学士迫害妇女的开始,所以对宋代妇女的迫害是首当其冲的,但是真正的宋代妇女并非传统观念认为的那样,她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代妇女的某些特点,对自由和爱情大胆追求,也拥有一定得社会地位。     

西汉淮阳国(郡)辖域的变迁

西汉淮阳国封域变迁分为三个时期.高帝至景帝时为第一个时期,淮阳在郡、国之间转换频繁,封域有增有减;景帝三年至宣帝元康三年时为第二个时期,淮阳郡东界、北界不断拓展,先后得到楚国、梁国一些区域.第三个时期为宣帝重置淮阳国直到新莽时国除,此时淮阳国的封域大为削减.淮阳国所处的"中间地带"是决定其封域变迁的地理基础,而汉廷对诸...     

《晋书·载记》的正统观及其成因

《晋书》以"载记"之体记述十六国史,融伪史入正史,蕴涵着史家对十六国历史的肯定。它以东晋为正统,这一书法的形成,与其史料来源大有关系。唐初所存的十六国史,不少出于南北朝史官之手,尤其是《十六国春秋》和《三十国春秋》,皆黜十六国为僭伪,但同时又在书法上肯定其历史地位,其褒贬对《晋书·载记》正统观的形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晋书》不以前凉、西凉二政权入"载记",其理据颇可怀疑,但它打破了正统与僭伪的界限,折射出南北统一、民族融合后的历史心理。     

两晋南北朝涪陵郡置废、州属、领县杂考

古今沿革地理著述中,对两晋南北朝时期涪陵郡的置废、州属、领县等情况的记述,多有不实之处。实际情况是,西晋后期涪陵郡已由梁州还属益州,至南齐时仍属益州。涪陵郡在成汉前期仍由晋朝控制,在成汉后期成为争战之地,建置难以持久,最后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东晋平定成汉后,在巴郡枳县设涪陵郡,属于侨郡,但不久恢复了实郡,以后各朝仍置涪陵郡。晋、宋涪陵郡的领县数目难以确认,但涪陵县及其以北的汉葭、汉平县当为其辖县。梁朝时,当地少数民族又脱离朝廷控制,梁至北周涪陵郡仅领汉平一县。涪陵郡曾寄治于巴郡枳县,但枳县始终都属于巴郡,而不曾为涪陵郡属县。     

试析萧梁官班制度下的诸县分等

分析萧梁一代县官选任和调动案例可知,“县制七班”“大县六班”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制度。但在制度的实际运行过程中,许多县官都会出现超班用人,即任职者官资超过县官对应内职班次的现象。正史所见高班大县全部位于扬、南徐二州境内,且主要隶属南朝国家腹心地区的丹阳、吴、吴兴、会稽等郡,这与史书记事的偏向性不无关系,但同时也是上述地区政治地理条件的直观反映。影响县官班次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口,结合其他制度推测,等第最高的六班大县有可能是以领民满五千户为定等标准。探索县官班次,也可增进对当时人口地理的认知。     

苏州林屋洞出土道教遗物

林屋洞号称道教第九洞天,是历代道教活动的重要地点,1982年出土了梁代石碑、五代神像、金龙、玉简、陶瓷器等遗物,其中金龙、玉简、金钮等唐五代宋时期的道教投龙遗物,是目前单一地点发现的数量最多、组合最齐全的投龙遗物,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研究意义。     

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清代是河南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伴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清代河南书院实现了自己的普及化,先后设置的292所书院已遍布省内各个州县。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带状的分布特征。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比较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等成为清代河南书院较为发达的地区。